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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與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德意志銀行，共同舉辦一場題為“政府與企業的新型合作關系”的聯合論壇，共同探討時下廣受國際社會關注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問題，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以下為張維炯的發言。
張維炯：謝謝主席。講一下轉型經濟當中的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大家都知道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模式和效率，一個好的政府關系、政治關系能夠推進經
濟的發展、提高效率，如果這個模式不好的話最后會對整個經濟的發展帶來很大的影響。我們都知道經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的投入上，但是地區和資源是有限的，為了使那些有限資源能夠更好地為人類服務，我們就需要最高效地利用我們目前的資源來發展社會、創造價值，同時我們還要考慮人類的發展，我們不能把資源用完，我們還要考慮我們的后代。也就是說，我們在發展和資源當中要找一個平衡點。考慮這個平衡點我們就有幾個主要的指標，來看一下平衡點如何達到。最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清泰先生提出了評價經濟增長的三個主要指標。一個是要維持經濟增長投入的結構和速率，實際上就是講資源的效率如何，能源消耗的效率如何。第二是環境受損害的程度，以及可修復性和修復的成本。第三，技術進步，不是單單靠資源投入，我們技術進步和知識產權怎么結合。從這些方面來講一下我們的平衡點。要達到這樣三個目標就要平衡我們的政府、企業、市場和資源之間的關系，往往我們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講得比較多，實際上政府和企業為什么會連接在一起呢？是通過市場和資源把它們聯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平衡這四個關系。
在這四個關系當中，美國的學者在97年提出了一個模式，他們認為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有三種比較典型的理想關系，一種叫做無形的手。根據美國學者的說法，無形的手就是政府在一個大框架下制定政策，提供必須的法律保證，企業按照市場運作，這是一個模式。這個模式一般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代表，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政府告訴企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企業在這個范圍當中，最好地利用市場上的資源來為社會創造價值，這是一種模式。第二種模式就是幫助的，就是政府和企業之間不是用市場調節，而是政府來幫助企業實現目標，這個必須典型的就是東亞經濟的發展模式，日本和東南亞一些國家都是這個模式，這個模式下政府所做的不僅僅是解決市場機制，他還通過財政稅收的激勵來調節經濟活動，促進經濟發展，甚至給企業提供一些幫助，有的國家的政府直接幫助企業，通過對企業的控制來達到這種關系。第三種叫做掠奪的手，掠奪的手假設的前提就是政府對民間資本的掠奪。這當然是美國經濟學家提出的一種概念。在這種模式下，他認為政府會對經濟進行過多的管制，在管制當中政府的官員從中獲利，這里有一個假設，政府的官員都不是為大家服務的，而是在這其中獲取利益的。這三個模式僅僅是一個理想的模式，實際上每個國家都有這三種模式，而且按照他們來說第一種模式相對來說效率比較高，第二種模式一般，第三種模式效率比較低，這是經濟學家的觀點來看的。
我們怎么看我們的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第一種模式效率比較高，它也有前提的，什么是前提？就是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法律結構，有一個比較好的市場機制，這些都建立起來了你才能有第一個模式，如果這個沒有建立的話第一種模式是沒辦法建立的，這就是在第一種情況下政府和企業相互監督也相互分工。第二種模式的國家和社會，法律機制框架建立起來了，市場機制也建立起來了，但是還不完善。政府和企業相互牽制，但是政府是強勢的，政府明顯強于企業。第三種模式的基本條件是，政府過度地介入了運作，這個前提就是在整個法律框架正在建立過程當中，市場機制在建立過程當中，政府明顯是處于中心地位的。這三個模式哪個模式對我們最好哪個模式對我們不好？這里面是有前提的，因為每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法律、市場機制和資源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說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根據自己的不同情況、自己的不同階段來選擇我們現在政府和企業的關系。
在這里有提出一個和美國經濟學家不同的看法，我認為每個國家的政府假設應該是理性的，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政府應該是有責任的，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把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為這個國家的價值最大化作貢獻，這就是個政府，如果這個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每個國家采取什么形式就要根據自己國家的情況來看了。看一下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大國，發展情況完全不一樣，我們國家的各個省份的經濟發展相差很大，所以我們剛才說的三種情況可能都有，比如說第一種情況，我們看一下目前的廣東、福建、浙江、深圳等一些地方，這些地方很多當地的政府就是無形的手在發揮作用，在這些地方民營企業發展非常快，整個經濟環境也比較寬松。比如說溫州當地政府，就在當地的資源和經濟結構客觀條件的約束下就選擇了民營企業發展，這就是把絕大多數資源配置的決策讓給經濟主體去解決，政府做一些企業不能做的事情。福建省的石獅市也是這樣，它們提倡小政府、大社會，實際上就是為企業的市場運作提供一個比較好的支撐，提供一個平臺，讓企業去運作，這是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政府只做企業不做的事情。第二種模式是比較典型的，就是江蘇省的蘇南模式，蘇南模式當地政府是強勢的，政府盡可能給企業支持，資金、土地、市場等等，所以蘇南的很多鄉鎮企業實際上說是鄉鎮企業，也是民營企業，但它得到了政府的很多支持，這也是一種模式。第三種模式國內很多省市目前還都存在著的，就是審批模式。審批模式政府加入就已經多了，目前國內還有很多地方沒有辦法完全避免審批模式，因為我們國家是長期計劃經濟的體制，要一下子改變的話肯定有困難，所以這里邊肯定有過程。政府加入太多對效率來說肯定有限制，比如說國內把GDP作為判別政府政績的第一數據。好還是不好？在我們國內經濟總量很小的情況下發展GDP那是應該的，但是放到一定情況下，因為政府粗放地投入提高GDP，放在長遠來看這就不是很好的模式了。
政府現在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都知道第一種模式效率比較高，但是要根據我們國家目前的情況來做一個比較好的轉換。今年年初中國政府提出了可持續發展、建立和諧社會的這樣一個號召，這就是新的理念對我們來說，對建立今后的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就是今年的7月1日，我們實施了《行政許可法》，《行政許可法》就給我們國家的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從法律上奠定了基礎，就是很多情況下政府是不能介入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可實施的條件、范圍、程序等等都做了相當明確的規定，在這以后很多審批應該不存在了。可以這么說，《行政許可法》是中國政府在創建新的企業關系、實現服務型政府的一個非常好的姿態。
我們說企業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因此企業的健康對于國民經濟非常重要，政府對這個應該是責無旁貸的，政府不應該過多地干涉企業的運作，不應該過多地取代市場的資源分配功能，而應該更好地致力于良好的社會環境、法律環境、競爭環境為企業服務，這樣的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就會使我們整個國家的經濟獲得非常好的發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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