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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
都說一些霸道的村官是土皇帝，但也僅止于外界的評價，自己給自己封號“土皇帝”的真是罕見。據10月12日《現代快報》援引《檢察日報》報道：三聯，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一個普通的村莊，近十多年來由于新會城市經濟發展的輻射帶動，地處中心城鎮——會城鎮郊區的三聯村也由從前的一窮二白逐漸變得殷實富裕，這個僅有913人的村子，近年來每年的
收入均達數百萬元。然而曾帶領大家致富的村支部書記劉宏球卻因侵吞507萬余元公款于今年4月被新會區法院以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在當地，劉宏球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名言”：“在三聯，我就是皇帝。”而他在現實生活中也確實時時彰顯著自己的“土皇帝”本色，決不是只滿足于過過嘴癮。他的主要“事跡”是：辦一言堂，重大事情自己說了算；把村集體的財產當成自己的，酒樓成了他的談工作的“辦公室”；辦了5個通行證，先后58次前往澳門賭博；鎮委鎮政府開會，他起初是想去才去，到后來干脆不去了；逐漸形成了一股勢力，他儼然一個“黑社會大佬”。
連鎮委鎮政府開會都不去，劉宏球的這個“土皇帝”當得真是到位。問題是，劉宏球的皇帝夢何以做得如此安逸？為什么他能如此猖狂而不去忌憚民間和上級的“眼睛”？
我覺得上級主管部門的“三怕”很能說明問題——在劉宏球屢屢出現違法違紀行為時，上級主管部門也曾想撤換他的黨內職務，但一怕沒人敢接替他的位置，二怕劉宏球暗地里搞事影響穩定，三怕影響作為上級領導和主管部門的政績。于是對他的種種越軌行徑一再“寬容”。
分析這“三怕”，“第三怕”是根本，“前二怕”是具體表現。不必諱言，劉宏球的違法犯罪行為是得到了錯誤的政績觀的“寬容”。
這種“寬容”并非偶然。自古代中國，中國始有“窮山惡水出刁民”須實行“惡人行政”的論調。一部《石壕吏》，多有“啟示”：只有惡人當吏，才能讓老百姓聽話。2004年5月15日新華網有篇文章《剖析各級政府存在的“不法行政”十大怪現狀》中提到，第六個怪現狀是“恣意用法，暴力行政”：有的地方還實行“惡人治村”、“惡霸執法”，把“村霸”、地痞搜羅進基層政權及執法隊伍中來，專門對付當地百姓。專家認為，片面的政績考核體制和不合理的行政“包干制”，是導致暴力行政的制度原因。有關領導和上級機關為了完成任務，對暴力行政往往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與錯誤的政績觀一脈相承的是錯誤的“穩定”觀。三聯村已經暗無天日，三聯村的“穩定”已經是惡人高壓之下的“惡人之治”了，上級主管部門還擔心“穩定被影響”，那么，上級主管部門擔心被影響的“穩定”究竟是什么一種“穩定”呢？上級主管部門替虛擬的接替者揪心的“位置”究竟是什么一種“位置”呢？答案已經很明顯。
如此相信這種暗無天日的“穩定”，也就意味著潛意識里對“惡人之治”的認同與妥協，這樣一來，不敢撤劉也就理所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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