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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北京9月26日電讓農民、工人自己說話，并從中發現真理，是于建嶸特有的學術風格。從岳村開始，他頻繁出沒于中國各地的村鎮和廠礦。他戲稱自己是“江湖學派”，而不是學院派。
最新一期《中國經濟周刊》刊登了該刊記者高海燕對于建嶸的專訪。
于建嶸生于1962年，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政治學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法學博士。學術專長為政治社會學，“三農”問題及社會沖突研究專家。
受邀哈佛
于建嶸，2001年因其政治社會學博士論文《岳村政治》而聲名鵲起。在中國，這本書與李昌平的《我向總理說真話》被認為是當年影響中國“三農”問題的轟動之作。但是在國際學術界，《岳村政治》是一面觀照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的鏡子。藉此，于建嶸成為國外學者眼中的中國社會沖突問題權威。
2003年12月初，于建嶸應美國卡內基基金會的邀請訪問華盛頓。時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的裴宜理教授聞訊后邀請于建嶸到位于波士頓的哈佛大學訪問并作一次學術演講。12月4日，于從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演講完后趕到波士頓，裴宜理教授派其博士研究生閻小俊到車站迎接他，然后直奔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大本營，并在那里見到了等待已久的裴宜理教授。
裴宜理教授是美國最著名的政治學家之一，也是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第一位女主任。現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的終身教授。她早期的《華北的暴動和革命，1845—1945》和《上海罷工》等著作，被認為是美國中國近代史及其研究方法重要突破的代表作。
對許多中國學者來說，裴宜理是難得一見的。對于中國的一些理論研究，裴宜理向來不以為然。因為她認為，大多數的中國學者擔當的是西方理論的翻譯者，缺乏創見。所以許多中國學者慕名前往拜訪時，她大多避而不見。
在美國，裴宜理的高傲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因為哈佛大學校長無意中說過一句“女人的智力都有問題”，結果遭到了裴宜理等哈佛女教授的聯合抗議。在當年的哈佛畢業典禮上，按照慣例，裴宜理應當坐到主席臺上。但是裴用手指著臺上的哈佛校長說：“讓那個家伙下來，否則我不會上去。”
卸去行政職務的裴宜理現在專事學術研究。她一直對近代中國的民眾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間的相互關系癡迷。對于過去的代表作，裴宜理一直心存遺憾。由于海外學者身份所限，無論是《華北暴動》還是《上海罷工》，裴宜理只能從中國既有的一些文獻支離破碎的描述中發掘事實的線索。所以她的這幾部著作，更多的是提供了一種更為國際化研究的視野和厚重的歷史感。她一直期望著有生之年能夠在中國問題上有更大的突破。
于建嶸的出現使她看到了這一希望。因為于建嶸是行走在底層，用事實說話的學者。他“讓工人、農民自己講話，從中發現真理。”于建嶸通過深入調查、親身體驗所獲得的鮮活而真實的資料恰好是裴宜理夢寐以求的。而在中國，像這樣的資料實在太少。
裴宜理的讓步
裴宜理主持了于建嶸的這次學術演講，她擬定的演講題目是《當代中國農民的抗爭活動及對農村穩定的影響》，而于建嶸卻改變為《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活動與政治》。他解釋說：“我之所以改變了既定的題目，主要是想強調兩個方面：首先，當代中國農民的抗爭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維權活動；其次，它不僅影響了農村的社會穩定，而且對于中國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演講結束后，裴宜理教授親自開車請于到哈佛大學附近的中餐館吃飯。兩個人探討了在學術研究上的共性與差異。“相同的地方，我們都是從研究農民問題再到研究工人問題。所不同的地方是，她研究的重點是歷史而我更關注的是現狀；她要尋找到工人和農民在進行反抗時所表現出來相一致的地方，而我更想搞清楚的是工人和農民在進行反抗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同。接著，我介紹了自己正在進行的安源工人研究。”于建嶸于2001年開始對安源煤礦的實證調查研究，到2003年已基本成稿。
提起安源煤礦，裴宜理顯得格外關注。因為熟悉中國歷史的她知道，安源煤礦在中國革命史中的重要地位和意義。
安源是中國的“紅色之都”。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從萍鄉安源開始的。當年毛澤東和劉少奇等都在安源組織過工人罷工。而毛澤東在萍鄉指揮過秋收起義。有一種說法，當時每五個共產黨中就有一個安源礦工。
于建嶸接著說：“最初引起我對安源工人運動的關注，是我在研究湖南農民運動時所發現的一個獨特的現象，這就是當年在湖南從事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和斗爭的方式，大都與安源煤礦有著十分明顯的聯系。這讓我感到非常的驚愕。于是我在完成以湖南農民運動為核心內容的《岳村政治》后，就開始了安源調查。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實證方法，就是深入到礦區進行訪談。”于建嶸堅信，在安源珍藏了解讀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和中國工人階級命運的密碼。
聽到這里，裴宜理明顯地有些激動了。她從來沒有想過，安源煤礦恰好是研究中國工人命運變遷的最好標本。
裴宜理感覺到，于建嶸和安源煤礦將會為陷于困境中的學術研究帶來突破，也許會成就她有生之年最有價值的力作。閃念至此，裴宜理抓住機會說：“我希望能跟你合寫這本書。”
于建嶸聞言心里一陣激動。他似乎看到自己正在分享著裴宜理在世界的威望。在即將答應的瞬間，于建嶸忽然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合作著述是不是意味著在有些問題上我將不能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我們的分歧點如何解決？”念及此，于建嶸也坦率地將自己的疑慮提出。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像裴宜理這樣的大牌國際學者居然如此有容人之量：“好，一切以你為準。”
一頓晚餐，兩人吃了近兩個小時。在飯桌上他們初步達成了共識：尊重各自的學術獨立性，獨立著述。但是雙方有義務幫助對方在對方國的翻譯和出版。
于建嶸最后邀請她，在方便的時候，前往安源去體會“紅色中國”最初的萌芽。2004年7月17日，裴宜理教授在于建嶸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安源土地。而這一次，是她第二次探訪安源。
源于底層的使命感
傳述中國工人，是于建嶸二十多年來的夢想。他出身于中國湖南的一個工人家庭，他的親人大多是工人。對工人，于建嶸有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目睹中國工人自20世紀以來的命運起落，于建嶸希望能夠通過自己“親身的觀察和親身的交往”來研究中國工人，讓世界知道他們的歷程和苦難，光榮與夢想。
1966年夏，于建嶸4歲時，中國“文革”開始。他的父親，戰爭年代的中共地下黨員，很快被工廠造反派“揪”出來，誣為“土匪”，“打倒在地”。隨即，除父親一人準許留在湖南祁東縣城以備批斗外，其余下放永州農村。在白眼和冷遇中，于建嶸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
1983年，于建嶸在湖南師范學院政治系畢業前夕，與另外兩位好友在岳麓山上的黃興墓前，共同起誓：此生無論如何，都要立志研究中國3大階層：于建嶸出身于工人家庭，研究農民；王立成來自農村，研究工人階級；那一位同學父母都是干部，則研究知識分子。
于建嶸被分配到衡陽日報。兩年后，他主動辭職，做起了律師。8年下來，他的收獲大抵是兩個：一是衣食無憂，錢不再成為一種負擔；二是律師的職業使他得以繼續充分地浸淫于底層社會，底層百姓的苦樂悲歡繼續在他面前日夜上演。
他買了車，有了房子。生存問題已經解決，幼年的底層掙扎開始浮現于眼前，青春年少時的誓言一次次在耳邊響起。“我不能忘記曾經受過的苦難。”他決定退出律師行業，回歸當年立下的誓愿：研究中國農民。此時已是1993年末，距離岳麓山黃興墓前的立誓已經整整10年。
自稱江湖學派
于建嶸坦言，研究農民問題和工人問題是他的理想。之所以最初從“三農”開始，而不是自己最熟悉的工人研究開始，是因為太過熟悉而迷失了觀察和判斷力。所以從農民開始是一種鍛煉和積累。
經歷了四年的民間“三農”研究愛好者的“游學”之后，于建嶸投奔華中師范大學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徐勇教授，并且考上了徐勇的博士研究生。兩年苦讀之后，他的選擇是重走毛澤東當年湖南農村考察之路，對湖南農村的歷史與現實再作考察。
這是一種類似于游走四方的田野調查。“我就是夾個破包，裝著不像個博士，走到一個村子，先在路邊的小飯店吃碗飯，或者到小賣部買點東西，和老板搭上‘關系’，再通過他和村民聯系上，把人招呼到一起，坐下來聊天。聊到有用的就記下來，有感覺了就住下來呆幾天，聊完了再接著走。”從1999年5月開始，于建嶸就是這樣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車搭車，無車步行，一個村子一個村子走下去，在湖南中部的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5個縣走了一個大大的圓圈。歷時20個月，于建嶸寫出博士論文《岳村政治》。此書一經商務印書館推出，立即震動了學術界。這部45萬字的專著先后獲得湖北省第3屆優秀博士論文獎、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2003年度優秀學術成果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第5屆優秀科研成果3等獎，以及湖南省第7屆優秀科研成果獎。
后來，到中國社科院攻讀博士后的于建嶸，最終留在了北京。但是他依然保留著過去的作風：絕大多數時間，出沒于全國各地的村鎮和廠礦。他戲稱自己是“江湖學派”，而不是學院派。
宋莊的魅力
來自底層，重歸底層，這既是于建嶸的人生軌跡，也是他的治學路徑。他認為自己解決了學者的最大難題：生存依附。在書房里，他把那張律師證書張貼得很是顯眼，還時常笑言，大不了再回去當個律師。
由于習慣了底層生存，所以于建嶸反而住不慣北京城里的高樓大廈。他在北京通州區的農村宋莊買了平房。這是一次沖動的選擇，卻成為他最得意的選擇。
2003年九月，擔任中國社科院博士后管理委員會聯誼會主席的于建嶸組織大家到宋莊游玩。宋莊是北京知名的畫家村。在這里聚集了幾百名為了藝術而作的畫家。他聽說有一個貌不驚人、胡子拉碴的畫家是個大富豪，便好奇地上前搭訕以驗證傳言。
這位畫家講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原是西安的富豪畫家，與妻子開著一個美術學校。但是賺了錢之后，他為自己淪落為賺錢的機器而痛苦。于是他決心離家出走。游歷到宋莊后，他發現這里是先鋒藝術的前沿陣地。“一進入宋莊，我感覺自己就像是紅軍帶著八角帽，扛著沖鋒槍，總有一股要沖鋒陷陣的英雄氣概。”
簡單的一句話，讓于建嶸的心也隨之激蕩。他立刻詢問，在宋莊是否還有要出售的房子。恰好有人翻新了房子要出售舊房，于是，于建嶸在當天就成了宋莊人。不久前，他還在外地考察時，接到鄰居大媽的電話。電話那端傳來大媽激動的聲音：“建嶸，我們這里要喝上北京市的自來水了。”他與宋莊已融為一體。
在宋莊，于建嶸每天都寫日記，用相機和筆記錄宋莊的每一個變化。他的左鄰右舍都是農民，他和他們一起在村里高懸的廣播里收聽本村新聞。他記下了每一家的大小變故。他說，我要完整地記錄一個村莊城市化的全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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