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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生育原因多樣化
盡管目前國家對于生育的政策并沒有改變，仍然是執行“一對夫婦只要一個孩子”的基本國策，但是在縣城或者農村，有兩個或者三、四個孩子的家庭并不罕見。而事實上，多生孩子的現象已經不再局限于農村，都市家庭生育二胎的現象也開始多起來。在一些“高尚”生活小區，或者別墅區，一個家庭擁有兩個孩子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不同于農村多子
家庭的傳統傳宗接代的要求，目前都市人多生一個或者更多孩子的原因已經越來越多。隨著家庭財富的增多和積累，孩子也不再是生活累贅的象征，而更多地成為了家庭現實的歡笑和未來希望的承載體。“一個孩子太孤單。我準備生第二個。”來自北京的伍冬（化名）如是說。伍冬是石家莊人，工作的原因需要常住北京，這次回到省會是專門為做為期三個月的卵巢保養的瑜伽訓練的。碩士畢業的伍冬，當前身份是職業投資人在都市生育二胎的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像伍冬這樣的具有高學歷的人員，為了事業發展，他們大都選擇了晚育，而先立業后生孩子的選擇，恰好使他們具備了一定的家庭資產，從而擁有了更多的生活自由度。而就職于省內一家醫療單位的王女士，已經因為懷孕在家休養，這是她的第二個孩子，老大已經三歲半了。她說：“在有了一個兒子后，我們都覺得還應該有一個女兒，所以決定再生一個。”“萬一再生個兒子，那也沒什么不好的。我們都想要兩個孩子。”王女士的丈夫是個體業者，用王女士的話說就是，他生意做得挺大，家里也不指著我掙錢，單位里像我這樣的行政人員很多，而崗位不足，有休假機會。
為生二胎耍盡“花招”
黃宏和宋丹丹曾經排演過一個小品叫《超生游擊隊》，非常形象地刻畫了一對“要兒子”的夫妻為了生孩子全國到處“漂流”的生活。現在的都市生活中，很多夫妻，也在想盡各種辦法讓自己的第二個孩子平安降生，為了多要一個孩子，邢臺的趙先生在一個海邊城市購買了一套海景住宅，并且把妻子的戶口遷移過去，然后通過朋友關系，弄到了一張當地的準生證，不到一年的時間，趙先生的第二個孩子平安降生。“等孩子大一些，需要入托、上學了，再找關系把戶口遷回來就行了。即便辦不成也沒關系，多花點錢這些問題都能解決。”趙先生說。目前一些城市戶口政策出現松動，不再像以前那樣卡得死，這給予了一些二胎生育者為孩子爭取合法社會身份的機會。一些民營的或者商業性辦學活動的存在和日益興盛，為超生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和場所。商品房市場的大發展，也使得一些收入較高的家庭，買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宅，已經很方便，即使買不起房，租房子也很方便，因此可以“狡兔三窟”，躲避有關部門的清查和管理。在都市，單位可以說是員工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首要監督人，因為一旦哪個員工超生違背了政策，可能要遭到除名、罰錢等處罰，讓超生者付出巨大的經濟與社會身份等代價，并使超生者有羞恥感和失去尊嚴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某些想多生孩子的家庭愿望。但隨著社會選擇性的增多，人員自由流動的出現和便利，單位這一天然屏障已經開始越來越失去其在計劃生育方面所應起的作用，自由職業者的出現，更是徹底地葬送了這一功能。“想生幾個就生幾個。”這是伍冬們的想法。張家口蔡先生的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因為沒有準生證，為他妻子接生的醫院，在孩子出生后拒絕把孩子交給他們夫婦。后來通過找關系、送禮等方法，孩子才在出院的時候躺到了媽媽的懷抱里。而河南來省會的打工者馬某夫婦則在其計劃外的第三個孩子出生時選擇了省會一家沒有行醫資格的小診所待產，最后因為難產，而遭遇母子均亡的慘劇。沒有準生證，正規醫院拒絕接收待產婦入院。一些超生的家庭就通過關系，尋找可能的正規生產途徑。而一些非正規的小診所則往往為那些沒有社會關系可以疏通從而進行正常生產的家庭提供服務，由此也造成了一些社會問題的產生。另外，在生育多胎的時候，很多人想盡辦法不違法。一些高學歷、高收入者采取了同境外人士結婚，或干脆自己就獲得了國外“綠卡”或國籍的方式規避政策限制。借出國機會在國外生育，令孩子自動獲得外國國籍以規避國內計生政策，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都市二胎人群兩極端
統計顯示，想要二胎的人群，分布在收入偏低的農村人口和都市收入居高的成功人群中。農村人口往往為了勞力需要而多生孩子，有很多孩子的家庭，往往出現貧窮的生活現狀。但都市二胎家庭，則與財富和成功密切相關。高收入人群中的父母往往愿意給自己的孩子，創造一個“有伴”的成長和生活環境。2002年國家計生委開展的“城鄉居民生育意愿調查”表明：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都市受調查人群中的白領人士，選擇生育兩個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人數高出34.6%。另一項專門針對年輕夫婦的調查也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想多要一個孩子的年輕夫婦越來越多。尤其在高收入、高學歷的雙高人群中，希望能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占據了受調查人群的一半以上。《中國青年報》一項針對博士、碩士等高級知識分子的調查顯示，近八成的高知認為，一對夫婦有兩個孩子較為合適。在一胎化政策未松綁前，近四成的人考慮到國外生第二胎。有社會學家曾公開表示，高收入，讓一些有二胎生育意愿的人，多了要一個孩子的可能。比別人多生一個孩子，和擁有名車、華屋一樣，在一些人心里已經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征。本報記者：劉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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