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巴曙松演講實錄

　　主 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與并購

　　主講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巴曙松

　　非常感謝主持人的介紹，也高興有機會利用周末的時間就企業國際化的問題交換意見和看法。其實在來之前，我在新浪網上看到了前一天觀點，看到現場的效果更好，他們分

別從不同的層面對跨國并購方面的問題談了很多真知灼見。我有一個感覺，想起了德國的詩人資產家歌德的一句話“如果你系錯了第一個扣子，就很難系對其余的扣子”，在并購里面，好像是衣服的很多個扣子，在并購里面的發展，可能受到很多扣子的影響。我看剛才材料里面有講法律問題，有講整合問題有講融資問題，我想今天僅僅從匯率問題的角度給大家談一點看法。中國的企業跨國并購最近重新成為國內外，特別是海外主流媒體關注的非常重要的問題。比如說6月5號英國《經濟學家》雜志，這個雜志對中國企業總是有一些偏見。有偏見沒有關系，關鍵是我們能不能從他的批評里面獲得有價值的，值得借鑒的地方。6月5號這一期雜志對跨國并購進行了批評，認為中國的企業現在進行跨國并購是為了逃避自己在國內很難解決的一些問題，如資源問題、市場問題。他的評判比如海爾收購美泰克，它認為這起并購本意可能是為了獲得品牌，獲得技術，但是最終可能還是要走到自己習慣的老路，比如說利用自己的成本優勢進行擴張，要獲得成本優勢，怎么辦？往往就會把在原來發達國家成本比較高的生產基地轉移到中國，利用中國的成本優勢。我從他的字里行間看得出來，對于海爾收購美泰克，協同效益的看法要大一些。因為美泰克15個生產基地有13個在發達國家，把它遷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可能進行效率的改進的余地要大一些。

　　同時我們看列舉另外的批評是收購IBM被聯想收購，很多基地都已經在發展中國家。從這個角度來看，實際上聯想從收購IBM整個過程里面，我們中國企業自身的優勢，從對方的優勢來看，它的判斷實際上是很難獲利。如果對一些產品已經進入中國的大公司，實際上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認為中國企業并購它，還會遇到在中國本土上碰到的問題，因為這些產品已經進入中國了。作為一家之言，像其他的一些媒體，《華爾街日報》、《商業周刊》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提出很多看法，這些一家之言都可以供大家參考。提到一點，怎么確定戰略，怎么進行整合，我先把我這幾天準備講課做了新的材料給大家講一下。

　　第二，提供給大家參考比較有價值的，跟英國雜志的觀點也是一樣的。石振榮，他作為一個臺灣企業海外化比較成功的代表，我看到他的研究報告談到，中國的企業習慣于像《經濟學家》雜志講的并購之后把自己的成本優勢延伸到發達國家去。我們發現這種延伸往往會受到當地的法規、工會這些組織嚴厲的抵制。它自己收購的德州儀器手提電腦的生產廠，僅僅處置這些存貨按、打發員工花了一億美元。這正好是德州儀器支付的問題。但是他的看法也比較積極，他認為中國的企業走國際化，必然要有這一步。有人判斷，歐洲在四百年前企業開始國際化，美國在六十年前進行企業的國際化，日本在二三十年前才進行國際化，他們本土的經濟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中國的企業進行國際化，現在從國內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看，跟當時的歐洲、美國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來說，中國還屬于相對比較初步的發展中階段。石振榮認為在本土沒有發展好，很難做到海外并購。他的結論是，中國企業初期進行并購，會花一些代價，會犯一些錯誤，會有很多挫折，但是這是花錢買時間，它會縮短中國的企業發展為一個成熟的國際型企業所需要耗費的時間。這作為一個企業家的看法，也是值得參考的。

　　我們可以看到，作為我們的近鄰日本在二三十年前，作為大規模國際化并購的時候，浪潮過后，真正成功的并不多。但是我想有幾家已經不錯，比如說最典型的比較成功的東芝和豐田。我們剛才說影響跨國并購的因素很多，就像衣服上的很多紐扣一樣，紐扣扣得比較好，衣服比較整齊，可能有它的原因，比如說技巧，有各自的原因。比如說豐田，豐田是非常徹底的當地化。在美國用美國人，在歐洲用歐洲人。宏基也是，貢獻市場利潤相當大的比重，它的總經理是意大利人。但是東芝走了非常不同的道路，東芝那里都是日本人，架構也非常簡單。為什么？因為汽車你要熟悉當地市場，北京人政府機關的就喜歡奧迪，一般公務員喜歡別克，作為廣東就喜歡廣本，就需要當地化。如果確實技術好，質量好架構可以簡單一些。三星用的是韓國人。

　　前面作為一個典型的，對中國戴有色眼鏡建議的批評。《華爾街日報》采訪我，我說你們的報紙登中國好的東西，總編室很難通過。他們的社長跟我解釋，我們的評論部門和我們的新聞部門是兩個《華爾街日報》，建議我以后不喜歡看評論就不要看，只看新聞。他們的新聞時效性比較強。《經濟學家》這個觀點也供我們參考。

　　我找了臺灣企業比較成功的，中國的企業走向國際化可以極大地縮短中國的企業融合到國際市場的時間，可以花錢買時間，中國的經濟結構從經濟學上來說，是一個特別經濟結構。前天我跟印度韓國的基金投資專家，我們交流他們都說我們國家的經濟結構非常國際化，受國際市場影響比較大，你們這是自己感覺。包括我們在座各位，也感覺到韓國受國際市場影響比較大。從特定的經濟指標測算，中國的指標要大得多，一個非常重要是外貿遺存度，中國今年超過70%，按照目前的增長速度會超過75%，兩年前中國還是50%左右。通常我們印象中認為非常開放的國家，市場非常開放的國家和地區，比如說美國和歐洲就在20%到30%左右。今天的中國做企業做研究也好，如果沒有全球化的眼光，那不是一個合格的企業家。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說，研究跨國并購非常有價格。

　　對中國跨國并購，一個是狂妄，企業家認為自己能支配這個資源，自大。這個企業上市之后值多少錢，在市場上都能定價。第二，總經理希望控制的資源越多越好，自己上下洗手的機會也多。從這一點來說，對于國有企業大規模的海外并購，海外的經濟決策界媒體也戴有有色眼鏡，從我們的內控來說，對于大型的國有企業，內部制定不是很健康，出現代理人出于狂妄或者出于其他目的控制資源。這些批評我先花點時間給大家羅列一下。回到我今天講的匯率，就是紐扣，匯率是跨國企業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們在2005年7月21日開始調整匯率以后，兩個多月的時間，整個討論會議過程中實行浮動，支持增值，有非常尖銳的討論和分析，我們當時支持人民幣市值增值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鼓勵中國的企業走出去。整個匯率改革我們很籠統地把它說成匯率改革，實際上包含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匯率水平是不是合理；

　　第二，匯率機制是不是需要改革；

　　第三，資本管制是不是需要放松;

　　我們往往把三個問題混淆起來看，目前我們的改革第一步已經改了，1997年我們因為中國承擔東南亞國家的責任，區域穩定的責任。我們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但是因為種種主管客觀的原因，本來我們一直承諾的是有管理的幅度匯率制，實際操作過程中，關注美元匯率制。在1997年到2005年7月22號之間，中國的外匯管理條例，中國人民幣匯率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幅度匯率制，我們寫文章寫事實上的固定匯率制，8.28基本不動。不僅反映1997年2005年之間，中國的國際競爭提高。在座的各位可以想一下，你們在1997年的時候所處的位置，包括每年的收入和2005年巨大的變化。所以我們通過一次性的升值2%的幅度體現了匯率水平的第一個問題——升值。為什么是2%？很簡單，因為在過去的兩三年里中國經常項目的順差都在200億到300億之間，2004年是320億，大概占中國的GDP20%左右，考慮到中國匯率進口出口的影響。溫總理在今年上半年，很多場合已經講作為一個敏感的企業家，其實也意識到，中國不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因為很多時候貿易有順差，但是外貿企業規定賺錢，所以越賣越偏移，出口規模很大，貿易摩擦很大，沒賺到錢。我看數字很惱火，污染我們的環境，污染我們的水源，用我們的電，出口搞貿易摩擦，最后偏移賣給他們了。所以現在一次性升值2%。因為今年由于整個脫動宏觀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消費、投資、進出口，投資從2004年固定資產投資從3%降到2%左右，大幅度下滑，投資形成的產能，在國內找不到市場，去國外。今年上半年的貿易順差390多億，超過2004年全年的水平。中國的貿易順差往往是下半年比上半年還多。很多研究機構的報告看到預測，全年的貿易順差按照這個趨勢可能超過一千億美元。提出什么問題？第一個問題，又會有美國佬過來，按匯率，你不說320億2%的升值解決問題，怎么又變成一千億了。

　　第二，我們必須要做的，我們要把經濟增長從過分地依賴外需帶動，展現內需帶動。今年上半年測算，進出口超過50%，今年全年占的比重還會大，會帶來很大的貿易摩擦，轉向以內需為主導力量的經濟方式，包括本土消費，這是中國目前正在進行重大轉型。

　　第三，走出去。這是我們企業海外并購，保持收支的平衡。我們可以看一下，央行對人民幣匯率的措辭上，表現出了非常微妙的轉變，中國的措辭仔細琢磨很有意思，比如說1997年亞洲風暴以后，每一次領導講話，都提到“金融部門有一個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一個字不能多，一個字不能少。那么到后來2003年的時候，措辭變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對穩定”，這個地方很微妙。什么叫國際收支均衡？既是資本順差有項目，這是不均衡。當時已經顯示政策跡象是要么升值，把經濟性的貿易順差不追究它，要么把對外的項目對沖掉。因為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國家，作為資源短缺的國家，世界各國都是這樣，經常項目逆差。因為你需要進口大量的資源，要鋼材鋼材沒有，要石油石油沒有，所以我們要進口。我們國際收支怎么平衡，外資流入來平衡我們的資本。然而外資流入形成本國的產能，本土的競爭力提高以后，使我們有競爭力，我們出口可以出現盈余，就出現逆差，外資投資可以回收，我們叫做國際收支周期，外支管理周期，各國經過這么一個階段。中國有很多特別的地方，我們剛才說7%以上的外貿遺存度也很特點，都是大國才有很高的遺存度，都是一些潛盤的經濟體，比如說新加坡、中國臺灣省、香港、韓國本來什么都沒有，是淺盤經濟，盤子很小，對國際依賴程度很高。本土的經濟體系比較復雜，開始像開放的國家，對國際依賴程度并不高，中國是一個意外。中國與世界全球化的進展。近二十年來，全球范圍內最大的引人注目的事件，中國以比他們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姿態融入到全球化的產業進程當中去，一個重要的指標就是外貿遺存度，進出口遺存度。在座的到浦東出差，好一點的酒店，住在行政樓層，早餐服務員跟你講英文，坐下來吃飯的時候，很少碰到講中文，都是老外在那吃飯，每次去我都糾正，請你講中文，這是中國經濟機構獨特的地方。

　　第二很獨特的地方，資本項目順差，如果講簡單化一點，我們利用國際上進口大量的資源，利用中國的勞動力，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到歐美換取鈔票，換了也沒有用。怎么放回美國的金融體系。實際上中國在近十幾年來，特別是1994年外匯改革以來，近十年來，一直是大規模地向美國提供資本的一個國家，使我們的資本流向他們。而這個資本的運用效率實際上很低，為什么？美國的企業通過渠道獲得資金，以優惠的政策進入中國市場，我們給它鋪中國地毯，給他免稅，等等。這使得我們的并購具有很大意義上改變中國經濟結構，改變國際收支結構具有很大的意義。我們可以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的企業海外并購在外匯管理上政策的變化，實際上已經在悄悄地變化。我們剛才說整個匯率改革三個方面，匯率水平、恢復形成機構、資本管制。中國長期資本管制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先流入，后流出，層層審批，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是這樣。在外匯稀缺的時候這是有必要。發展中國家都會面臨兩個缺口，儲蓄缺口，我看了一個資料，早期內部的資料，當時我們恢復聯合國席位，毛主席派一個精明能干的領導人去演講，挑了小平同志，快要出發前想，其他準備得好，主要想聯合國在紐約，在河邊，大家都去過，可能到那用人民幣不管用，得用人家的票子，趕快從全國的銀行系統，有美元現鈔的匯集起來幾萬美元，龐大的代表每人分了幾百塊錢，小平同志把錢捐出來給小費。我九十年代出來的時候，每次允許我們買200美元的外匯，都是住在五星級酒店，我們留三美元，住十天就付小費了。那時候單方面的外匯管制可以理解。現在實際上面臨新的問題，中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大量儲備流進來，然后購買貨幣，給我們造成這樣的壓力。中國的升值壓力有一種不對稱的結構導致，本來企業有資金流進來，也有企業把外匯資金流出去，我們現在的管制首先你有外匯資金收入，就是要強制，原來賣給銀行，如果你有外匯需求你要經過審批再去購匯，從供求需求是不平衡的。我們知道經濟學界有一個笑話，會說供給需求的鸚鵡也是半個經濟學家，分析任何問題就是供給需求，把握判斷能力就看出你的功底。供給和需求就可以看到，在座的各位去美國，本來花兩萬美元，供給被放大，你有一筆外匯收入，你本來想留著外匯，或者過一段時間你出去要用，你必須先賣，在外匯市場形成了多余的外匯供給。供給在放大，需求被抑制，人民幣人為地增加了升值的壓力。

　　進行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內容，放松資本管制，放松資本流出的需求，讓一部分外匯得到滿足，避免人為地放大人民幣匯率的壓力。外匯管制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2000年國家外匯管理就是管制資金流入，97年、99年年年大檢查。97、98年我正在中國銀行做副行長，那時候外匯業務比較大，有一些企業逃一點匯查得雞飛狗跳。亞洲危機以后，有七八個部委打擊騙匯。直到最近一兩年才剛剛開始提出改革，資金流出管理要平衡，我們的措施開始表示為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相對穩定。當時企業進行境外投資必須報當地的外匯管理部門，進行外匯資金來源的審查，首先查，然后審，經過層層審批之后才能放行。申請的時候不僅要提交投資回收計劃，怎么回收，企業經營報表，外匯資金來源證明，證明投資所在國所在區的信譽投資風險登記，投資管制狀況等等。有相當不少的還要求當地的中國試管出據審查意見，那是非常困難。整個復雜的程序，外匯管制的程序復雜，蓋章要蓋好多，攻關要攻很多關。讓企業望而生畏。這幾年企業有這樣的管制狀況，在管制情況下，很多海外企業只能想辦法，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白老鼠、黑老鼠有貓就是好老鼠。很多我們的企業想辦法。比如說有一些企業，我們金融界人士做事很荒謬，通過員工開旅行支票出去，沒有錢沒辦法出去。在這些情況下進行超過十億美元的并購，帶旅行指標帶100美元了不起，大家輪流出去，派一百個人，帶一百萬旅行支票很難。

　　“十六大”報告中開始提出來，要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的字眼，第一次把“走出去”提到一個高度。應該是在2000年，“十六大”報告的第三年，在杭州第一次開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會議。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轉折點。此后，國家發改委、商務部、財政部、外匯管理局啟動政策管理，其他年度工作會議我們很少參加，像人民銀行、保監局，我們都會以不同的形式參加。最近幾年外匯管理部門，央行工作報告對“走出去”措辭開始明顯轉變。明確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廣東、上海等24個省市為試點地區，放松了300萬美元的審批，同時允許境外的企業保留利潤。到第三年國家外匯管理局取消利潤的保證金。《行政許可法》是好東西，使機關不得不交出權限，地方和審批的全縣提高到一千萬美元，地方的外匯管理。境外的投資外匯額度，年初的33億美元增加到50億美元。購匯外匯打開之后，中國企業的國際化開始從灰色地帶轉入到公開，從小規模開始轉向參與國際兼并重組，中國公司的并購潮是在這么一個大的背景下來推進的。

　　也有優秀政策，國家的銀行開始提供支持。2001年11月12號，國家發改委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發通知，對北京的信貸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每年的信貸銀行里面，支持重點項目，享受國家的優惠。國家開發銀行也在開始參與相關的工作，從我跟他們的接觸中發現他們也參與了。我在上半年去了巴西，巴西的鐵礦占全世界相當大的份額，看到中國包括大陸的鋼鐵商人，說沒有金融支持不行，大家知道今年日本鋼鐵砂價格上漲，最先統一上漲的是是日本鋼鐵公司，據商人講，我沒有經過證實，主要原因是因為日本人，本來鐵礦砂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國實實在在掏錢。巴西一個最大的鐵礦砂，巴西最大的鐵礦砂公司屬于巴西的公司。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經常把鐵礦買下來，我來借。但是很多國家一旦出現政治動蕩沖突，想把我們的鐵礦砂賣了，我們現在跟阿根廷，跟智利打得火熱，歷史上少則五六次，多則七八次沒收外國資產的情況。中國銀行也遇到過，我在中國銀行工作，中國銀行馬來西亞分行，我們也沒收別人的，這都是投資的政治風險，我們用的是現在比較原始的投資、建廠自己擁有。我們經常開玩笑，你可以不喜歡日本人，但是你要學習日本人的投資方式。比如說他們的鐵礦砂怎么做？你要開采鐵礦嗎？我給你出錢，信用銀行、開發銀行給你貸款，不是要挖掘機器嗎？我出錢給你可以嗎？買日本的更好，買其他的也可以。鐵礦建好以后，要運出來嗎？公路、鐵路也是日本出錢建，運到港口運走了，港口也得出錢，整個過程他都給你掏錢，礦山還是你自己的。但是每年一定比例，40%和60%煤的產量，要以極低的價格簽定合同運到日本，這有風險，保證了穩定的煤礦褐鐵礦。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在海外投資里面沒有金融的支持和金融的服務，也很難做大。中國的商人想找找銀行能不能提供這方面的支持。今年上半年，進出口銀行956億人民貸款里面“走出去”的項目占80%左右，但是進出口行業的份額也很有限。我們的會議主辦方讓我準備一個講義，這兩天專門找了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是從各個方面，海內外的資料。我講課沒有按照講義講，大家有興趣翻一翻。我講的是圍繞講義的課程找的一些新的資料。

　　做一個簡單的小節。

　　第一，從海外的媒體來看，主流的媒體對中國的“走出去”有很多的批評意見。這些批評意見也不是壞事，不能把中國企業批評壞，其中一些合理的意見值得我們汲取。比如說中國企業的優勢，主要是成本優勢、市場優勢，延伸到發達國家的時候遇到很多困難。你收購大的品牌最終可能要改進主要的余地，從發達國家轉到發展中國家降低成本。轉換的過程有難度，我們要重視企業狂妄自大的動機來進行并購，我們要防范國有企業在治理不完善的情況下，為了盲目擴大代理人的資源的范圍進行并購，這是我先講第一點。

　　第二，以一個臺灣成功的，也是我們華人成功的企業，進行海外并購的例子。石振榮自己的反思，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并購會交一些學費，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特定結構的今天花錢買時間，我們不能等到發展到歐洲全世界的水平，美國和日本的時候，再去國際化，中國等不及。

　　第三，外匯管制在配合中國“走出去”簡單的例子。

　　由于時間的關系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提問：

　　謝謝巴老師精彩的演講。

　　一個月之前在深圳見過巴老師，到我們招商銀行做了演講，有兩個問題想問問巴老師，第一，在目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背景之下我們發現許多的境外機構投資者紛紛地參股我們的國有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這里面我們看到有一種聲音，認為目前我們國有銀行改制中存在低估賤賣的現象，結合目前人民幣匯率浮動期間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在這個問題上和我們經濟金融安全有什么樣的關系。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您怎么樣看待目前我們國內銀行走出去的時機，如果它實施跨國并購，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問題？

　　巴曙松：關于銀行以及戰略投資者的問題，從局外人和親身參與者感受是不一樣的。對外賤賣這些擔憂，我正好也被一家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聘為重組引資顧問，由于保密條款不許透露任何信息。我們從外面來看的時候，跟國際投資者進行討價還價的時候看法不一樣。后來為了做好顧問工作我專門找了韓國和日本的銀行，他們引進外資所面臨的職責跟我們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韓國的韓易銀行，也是被新橋收購之后，不亦樂乎。日本長崎銀行，被美國新世紀中心收購。有這樣的問題，銀行自己做假賬，做不下來，資本運作力不夠，外商想買，股東說想買就買。因為你做了假賬，因為你的資本重組力度不夠，不良資產不準確，要求做審計，一審計出現很大的漏洞。本國的監管者和銀行不希望你公布這個數字，你公布就暴露了很難堪，好像以前做得很糟糕。最后國際投資者來定價，嚴格把不良資產分清楚了，資本金分清楚，銀行值多少錢。他也給你一些意見，你是本土的客戶，你有品牌，包括你也了解。我們的定價按照報表來定價，一公開之后肯定會有人批評，批評不亦樂乎。所以我想作為東亞文化在銀行界不太透明，強調民族情緒，使得引資過程中容易產生批評。

　　從我個人參與銀行融資的情況看，從國際上對銀行的估值有現成的方法，現金的折現，同國外銀行的比較，而且有很多銀行在國外報價里面，已經充分考慮本國的準入，你要想進來付一個議價。我們只能說保證在整個引資過程中的公開、透明和競爭性，讓更多的人來，只要不是采取封閉的，要采取一對一的競爭，相互之間投資者也是有競爭的。我參與的這家銀行投資者競爭都很激烈。所以我想可能不要停留在簡單的層面，我們要討論就討論具體的物質層面，資金缺口有多大，我們就會發現實際上目前我們的引資，這些銀行基本上定價比較確定，對我們銀行的改革發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銀行引資之后進步非常快。當然也不是說銀行非得引資，招商銀行不引資做得非常好，比做引資銀行的信用卡做得好，可以通過學習，引資只是學習的一個方式。至于說我們銀行走出去，可能是跟企業走出去，我們討論企業走出去、銀行走出去是其中的應有之意。把企業和銀行分開之后，銀行走出去的主要是跟隨戰略，我們的企業出去了，你的銀行還不出去。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其實早期的策略由中國來做。中國銀行在在海外有50多家機構，主要的服務對象就是為它在國內的客戶走出去，得跟隨一下。中國銀行在香港做過，只有香港是做本土化，其他都是為本土化服務，不用講英文，中國銀行可以工作下去，這是很高級程度的狀況。我們的企業，比如招商銀行要出去，首先要明確你自己的策略是什么，本土的這些企業、本土銀行業務空間大得不得了，你要出去是要達到什么目的？是要學習它業務開發的能力，還是其他。比如說像招商銀行、民生銀行在香港已經有一些研發的基地。我定期采集國際銀行業務創新的新品種、新動向，除此之外更多的并購很難說有實施重大的作用。前一段時間我參與銀監會的考試，我是委員，要進入或者提拔要通過考試委員會，其中有六個海外委員，兩個國內委員，海外委員談起來中國銀行市場都眉飛色舞，中國龐大消費者信貸市場。從銀行角度來說，我們的企業更多是拓展本土市場，學習海外銀行業務創新、業務開發經驗。

　　提問：關于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關系。我們看日本的情況，日元一次從360美元兌換308，最后到208，我們國家的改革一開始換一個思路走，小步走的策略。但是市場上很多研究者或者經濟學家都認為，即使如此，可能中國的經濟仍然會面臨類似于日本大會說的長期放熱的過程，這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通貨膨脹或者過熱，都是我們需要警惕的一個因素。

　　現在國際上原材料價格，尤其是油價創歷史新高，三季度以后通貨膨脹會得到遏制，但是高油價對中國的影響仍然不能忽視。在這種情況下，在高油價和人民幣匯率改革的背景下，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對通脹收縮這兩方面將會有一個什么樣的轉變？

　　巴曙松：回答長問題的好辦法就是盡可能回答得簡短一些。

　　第一，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貨膨脹。我們做了一個測算，人民幣升值5%左右，對于我們升值物價有一定的比例，減少中國的經濟增長，物價下滑零點幾個點，有助于控制物價。同時更重要人民幣幅度加大和穩定緩慢的升值可以增大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在原來的貨幣制度下，在國際上不可能控制匯率利率這么流動，匯率升值了。

　　人民幣升值的方式，目前我們采取的措施你說得很對，第一是調整幅度比較小，有我們的理由，是貿易順差。下一步的調整，目前來看我們的政策動向是交給市場來定，到底證監會在哪里，由外匯市場來決定。我們現在官方所做的事是放松管制的各個環節，我們轉成一元社會，銀行愿意保留多少外匯，也開始實行擴大管理，對于企業走出去需要的外匯，放松審批。把企業的真實情況反映出來，然后去探索一個匯率水平，現在沒有出現人為干預的跡象。很多外國投資者對中國有一個誤會，我們發出報告的時候，7月21號修改的時候，22號召集經濟學家做總價的時候，我們當時談了幾個意見，現在海外金融機構對中國理解有問題，比如說我們參考貨幣，只是參考，怎么參考不告訴你。第二是初始調整，以為還是可以接著調整。初始調整，我們要加入中法班，我們制定一個奇怪的標準，體重不能超過多少不能上這個班，我們要初始調整，后面的調整交給市場。

　　提問：您剛才提到三角問題，在國內通貨膨脹情況和資本流通，這三角不能維持。因為現在處在金融業改革的一個關頭，可以說對信貸政策和國有銀行改制，是非常重要的轉型因素，一般大家認為，這個問題不大可能被放棄。另外我們國家外匯機制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問題，不會輕易讓步。你認為我們現在可選擇的余地是不是非常小？

　　巴曙松：不可能三角指國際金融宏觀調控里面，對于匯率利率不可能得到。

　　提問：對中央銀行一個越簡單的目標是容易達到的目標，如果現在中央銀行考慮通貨膨脹，國有銀行改制，外國機制的問題，會不會是會有更大的難度？

　　巴曙松：這個問題應該問中行行長。大家都希望問題非常簡單，但是實際上現實生活中本來就是一個多種成本收益權衡的過程，這幾個問題也是相關的。國有銀行沒有改革，中國的匯率不可能動，這都是互為條件互為因果。不走出去我們競爭力很難持續提高，我們匯率很難穩定。表面上不相關的問題，內在有很緊密的聯系。

　　提問：目前看起來中國企業國際化是趨勢，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走進國際市場并購。看到這些企業無論是TCL還是IBM，是否是完全成功還是模棱兩可。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中石油還有海爾在國際并購的失敗，我們想聽一下巴老師的看法，國際企業在并購中注意哪幾個方面？

　　巴曙松：從并購理論角度來說，表面上來說沒有很大的差別，你自己對于并購價值的能力，你估值跟他估值有差異，你能更好利用這塊資源你收購它，這是發現目標的能力。第二是整合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的一個慣例，40%是失敗的，只有20%成功，這個整合能力無論是在海外整合，還是國內整合，其實都是一樣的。那么中國的這幾個企業，比如說格林科爾，最近在《南方日報》企業的正版，企業的整合能力，一個大的企業，國際上達的企業總有一個特別核心的競爭力，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在什么地方。我們現在主要的企業走出去，還是低成本、成本優勢。我們有13億人口，我們一個人口用你一件東西你就怎么樣，是這種。我們其他方面有這個優勢，能不能擴展，能不能延伸到被收購的企業，比如說像德龍，它幾乎收購了所有的企業，都想做到業內的第一名，可能嗎？我們已有的國際形勢上，用強大的物流和整合能力。戴爾看起來很簡單，戴爾運作起來不容易，整合上下的企業。也有IBM強大的控制能力。還有比如說對于文化的認同。像IBM和戴爾在整合過程當中都講過一句話，企業文化看起來最柔軟了，但是整合起來是最堅硬的。標牌一掀改成聯想，企業文化差異也很大。

　　實際上從購并角度來說，跨國并購和國際并面臨的問題都一樣。從早期進行談判，到后期整合面臨的問題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