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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綜述郭金興 本報記者 單羽青
2005年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上呈現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態勢，但是仍存在一些結構性的深層次問題急需解決。日前，在南開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學的創新”學術討論會上，與會專家學者認為，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依然較多，為促進經濟健康穩定發展，應該做到理論聯系實際，推動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研討會由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與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合舉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南開大學等多所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會議。
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柳欣教授認為，當前依據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議實際上是有害的，比如經濟增長率的問題。長時間以來，我們都將宏觀調控的目標定在實際ＧＤＰ增長8％左右，這并沒有堅實的理論依據。實際上，對經濟運行而言，重要的是名義ＧＤＰ增長率，而非實際ＧＤＰ增長率。拋開有關的理論爭論不談，我國目前很多問題的根源都在于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加速城市化過程，盡快實現勞動力大規模轉移，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途徑。目前我國每年僅轉移幾百萬的農村人口，與全國七億多農村人口相比，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通過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加快勞動力轉移的進程是非常必要的。根據估算，要在2020年將農村人口比重降到40％以下，我國名義ＧＤＰ要實現每年20％以上的增長速度。
清華大學蔡繼明教授指出，應當以大城市為依托，加快城市化進程。城市化水平是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準之一，也是文明發展的必然結果，加快城市化進程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至2050年我國城市化程度要提高到75％以上，這意味著城市人口要凈增8億，其中至少有7億由農村轉移而來，平均每年要轉移1550萬人口。與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具有以下優勢：第一，大城市群具有集聚效應，有利于經濟增長。第二，大城市控制污染的能力更強，通過有效的規劃，大城市可以有效地解決污染和交通問題，但是小城鎮這方面能力較弱。第三，從城鎮建設用地的角度考慮，大城市人均占有土地面積較少。根據測算，4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僅有小城鎮的三分之一（按人口16000人計算）。對于我國這樣的人均耕地較少的國家，發展大城市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國城市化政策有必要由城鎮化改為城市化，放寬對發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限制，以“大城市優先發展戰略”代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戰略。
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振中教授認為，當前應當著力提高工資比重，以促進國內需求和經濟增長。按照支出法可以將ＧＤＰ分為投資、消費和凈出口三部分，這是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由于國際市場競爭激烈，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依靠進出口帶動中國這樣一個規模巨大的經濟體的增長，是不現實的。我國投資具有政府主導的特征，投資效益沒有保障，從長期來看，依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也是不現實的，而且會加劇經濟波動。因此，消費是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保障。但是，近年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下降，這是由于我國工資收入在經濟中比重過低。按照收入法可以將ＧＤＰ分為勞動者報酬、利潤、租金等項目。我國勞動者報酬在ＧＤＰ中所占比重大約在55％左右，與美國相當，但是，工資在勞動者報酬中的比重在15－30％之間，在ＧＤＰ中的比重只有12％左右，而美國這一比重將近50％。與美國相比，我國工資比重明顯較低。提高工資比重，并且加大對非工資性收入的調節力度，是長期促進和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
中國人民大學張宇教授認為我國當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原則應當進行適當的修改。很多時候，效率和公平并非非此即彼的替代關系，無論是效率還是公平，其含義都隱含了一定的價值判斷和規范，離開這種規范談效率和公平是沒有意義的。現在我們應當以“有效率的公平”或者“公平前提下的效率”作為我們發展的原則。
南開大學虛擬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劉駿民教授認為，經濟理論的好與壞要以實踐作為判斷的標準，俄羅斯的教訓證明現存的主流經濟理論存在很大的缺陷。在市場不斷成長的過程中如何避免金融危機是轉型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也是發展中國家面對的主要問題。盡管中國的銀行存在高的呆賬壞賬，但正是這些呆賬壞賬在中國沒有實現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解決了中國的金融壓抑問題，很好的避免了金融危機的出現，而根據主流經濟學是無法解釋這些問題的。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教授認為，經濟學的創新應該理論聯系實際，反映現實問題。改革開放是漸進式的，在這一過程中改革中的矛盾不斷積累并不斷顯現，一旦爆發對經濟發展會造成阻礙。作為經濟學者應該對現實進行全面綜合深入的思考研究。對于國有企業改革問題，盡管改革過程中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改革的方向應該堅持，國有企業應該確立長期機制，進行戰略性重組，而經濟學界應該回答如何使國有企業保值增值的問題。
南開大學副校長、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逄錦聚教授認為，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一方面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另一方面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也開始凸現出來，這些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不能合理解決，必然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提出嚴峻的挑戰，因此選擇一個既適合于中國國情，又最能反映經濟學發展變化的理論是當前經濟學理論工作者的一種責任、一種義務。建設中國經濟學，應該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增強社會責任感，為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繁榮發展作貢獻。目前社會上對“經濟學家”一詞有一些誤解和不良印象，對經濟學家的良心提出了質疑，對“經濟學家”的用詞產生了反感。這一現象的出現讓我們不得不反思作為一位經濟學家，應該如何增強社會責任感，如何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第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借鑒吸收西方經濟學，充分吸收人類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設中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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