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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曾在很多場合不止一次說過，現在我國的大學學費已經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短期內絕對不能再往上提了。他具體說：“我知道，我和我夫人兩個人的工資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
中國高校教育成本高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教育部所“調研”出的高校年運行成本其實并不高：“我們對高校生均年日常運行經費進行過充分調研，高的超過1．4萬元，低的在1萬
元左右，綜合一下，按25%提取，每個學生每學年的學費定在3500元，現行的學費標準就是這樣計算出來的。”
不幸的是，這個“現行標準”沒有得到任何一所高校的贊同和支持：哪個本科生大學4年的總學費不在2萬元以上？
“標準”實施不起來，說明該“標準”和現實情況存在著巨大分歧，而分歧并不在于那提取的25%比例，這個比例實際上還是符合國際的平均水平的。分歧在于，教育部的那個“規定”并沒有給“成本”定出一個科學的標準。“規定”對什么是成本、什么該納入到成本范疇等等都沒有一個權威的解釋。高校教師的辦公室投入3萬元是教育成本，那么，投入300萬元、3000萬元呢？也是教育成本嗎？建設一幢圖書館，原本只需投入5000萬的，由于沒有標準的約束，就很可能建造成2個億的規模。這些“成本”都攤到學費上面，能不導致學費居高不下嗎？一些宣稱“沒有提高比例”的高收費高校，其手段正是如此。
我國教育和經濟學界的一些學者早就指出，如果不給予約束，高等學校的教育成本有無限增加的可能。西方學者鮑恩的高等學校成本最大化理論也證明了這一點，該理論認為：“學校作為經濟人，總是會窮盡一切理由來試圖增加收入，提高收費標準則是最好的辦法。高校的成本越大越可以提高收費標準，則高校可能獲得更多的收入。所以，高校不但不試圖使成本最小化，而且還有最大化成本的傾向”。
在我國，要真正抑制住高校收費最大化的傾向，讓投入完完全全地為教育服務，而不是成為拉“成本”的大旗作“高收費”的虎皮的生財之道，為成本定一個科學的標準是必不可少的，也是當務之急。只有定立了科學的標準，高校的成本才有可能更加透明化，才有可能對高校的成本核算進行監督和約束，也才有可能制止高收費和亂收費。（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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