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計司與中國稅務雜志社在京聯合推出2004年納稅百強排行榜。將此與2004年福布斯公布的中國富豪排行榜（200名）做對比，可以發現，私營企業納稅百強排行榜中有12位富豪上榜，人數比上年增加一位，但進入納稅百強的富豪人數仍然不多。
無庸諱言，這些數據再次表明，不少“富人”仍然存在嚴重的避稅行為。“富人多出
”是世界慣例，但是在中國恰恰相反。統計表明，中國的富人約占總人口的20%，但是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國家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難怪經濟學家稱，中國富人的稅收負擔在世界上是最輕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其中有稅制本身的問題，也與富人千方百計逃稅避稅有直接關系。
因此，目前許多人對修改中的《個人所得稅法》寄予厚望，希望它能夠對富人多征稅，對一般老百姓通過少征稅。當稅收上來以后，國家轉移支付，對窮人給予更多的支持，從而縮小社會各階層的貧富差距。這種認識的理論基礎就是所謂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是，在筆者看來，即使我們能夠真正做到對富人個稅應收盡收，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收入差距問題。
這么多年來，我們一直試圖通過個人所得稅來緩和收入差距，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多年來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包括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社會各階層的差距都在加大。這說明，稅收只是緩解收入差距的一個手段，不是全部手段。稅收作用有局限性，不要指望稅收把一切問題都解決。事實上，在中國這么一個大國中，不管是稅收，還是利率，強調用一種調節政策以解決社會各階層的貧富差距問題是不可能的。
在經濟學上，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被稱為“分配率”，它被視為衡量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2000年美國分配率為58.31％，德國為53.84％，英國為55.27％。可是在我國，尤其是東部發達地區卻已表現出嚴重的不公平，上海2001年為34.90％，廣州2001年為46.47％。因此，我們初次分配的不公平明顯比發達國家嚴重。
就像解決污染問題一樣，只從下游著手是不夠的，必須做到上下游一起抓才能見效。初次分配是最根本性的分配關系，在初次分配中一旦出現重大的社會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很難加以扭轉。所以，調節國民財富收入的差距，既要抓下游工作（包括稅收、利率等再次分配），也要抓上游，主要是通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政策，盡量公平分配。如果不重視后者，只強調前者，效果很難樂觀。
總之，只有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關注公平，采取切實措施扭轉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嚴重失衡局面，使不同的經濟主體都能夠分享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收益，才能平衡資本利益與勞動利益的關系，才能真正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的效率與公平的統一，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穩定發展。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9月16日 第七版)
作者：馬國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