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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性概念
從本章開始，我們將開始直面民族國家發展問題的正面論述。在開始之前，有必要給與總體性概念一個初步的解說。
所謂問題的總體性是從民族國家發展的總問題直接引出來的。只要承認存在民族國家
總的發展問題，那么，就必然會引出該問題的總體性問題。無論是從實踐上還是邏輯上講，這都是一種必然的延伸。但是，在國家和民權這些概念以及彼此間的關系受到前所未有的歪曲和扭曲的今天，為了恢復事物的本來面貌，似乎亟需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
所有那些自由主義學說的一個主要的矛頭似乎都指向國家這一概念。究其原因，大概還是由于冷戰時期前社會主義體制在動用國家的組織能力方面所留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影響。哈耶克那部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的寫作動機就正在于此。問題在于，當人們在倒洗澡水的時候，把嬰兒也一同倒了。這樣的比喻也許不盡妥當。但是，把國家的作用置于“守夜人”的地位本身，就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反歷史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觀點。在原教旨主義的自由市場理論那里，政府作為國家的實際代表，遭受到的非難最多，導致人們對于國家概念和功能認識上的混亂也最多。本來，在原教旨主義經濟學說所談論的經濟領域內，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究竟怎樣安排才能符合民族國家經濟生活的現實，才能在最大限度調動市場自動協調功能的同時，避免由于市場無序或無法無天而導致對于經濟的破壞，是一個需要根據各個不同民族國家的特點和形勢進行具體判斷的事情。但是，在自由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學說那里，由于冷戰時期所培養起來的深惡痛絕情緒的慣性作用，國家的地位和作用完完全全被意識形態化了。對于民族國家的制度安排在多數情況下已經徹底偏離了民族國家的發展問題，更不用說偏離了民族國家在現時代的環境下怎樣行動才能保持最優選擇的問題。如果在貌似科學的“守夜人”概念之外再賦予所謂民主選擇或民意以至高無上的地位，那么，國家的作用隨時都可能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而這一點也恰恰可以為美國政府的全球戰略服務，隨時隨地調動民意或反對派的力量，甚至于不惜通過違憲的方式達到政府更迭的目的。事實證明，美國政府似乎更歡迎一個隨時隨地處于紛爭中的弱勢政府，因為這更容易冠冕堂皇的利用民意來隨時予以更迭，盡管所謂的民主選舉在缺少傳統的轉型期國家有時候更像鬧劇，有時候則是無法無天的少數人所為。
在我行文至此的時候，吉爾吉斯斯坦已經發生了政權的更迭。阿卡耶夫總統本人逃離了他的國家。直到離開他的崗位之前不久，阿卡耶夫還向手下發誓，不愿采取武力對待反對派的政變，盡管這次政變采取的手段完全是違憲的，暴力的。反對派在國家的一系列退讓面前并未選擇和解，而是用蜂擁而來的示威和棍棒最后占領了阿卡耶夫的總統辦公室。這個國家的未來命運很難斷定，但是，很有可能又將陷入亂哄哄的爭執和紛爭之中。評論家往往把政變得手的原因歸諸于阿卡耶夫治理經濟無方和家族腐敗。這回他們沒有指責阿卡耶夫本人的政治立場和歷史。因為阿卡耶夫本人就是一位自由主義人士，并且不屬于前蘇聯的官方人物。但是，類似吉爾吉斯斯坦這樣的中亞小國，由于其從前蘇聯脫胎出來的一系列社會、政治、經濟和歷史因素，腐敗問題本身完全屬于這個國家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很難指望新的領導人會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問題在于，當這個國家人們將大部分的精力投入政治角逐的時候，在現階段給它的人民和國家帶來的，只能是再度的混亂，該國經濟的發展又會再度受到深度的負面影響。比如，新的政府還立足未穩，據說大規模自發的圈地運動已經在比什凱克的周邊地區無法無天的展開了。但是這種情況符合試圖在中亞插一腳的美國政府的戰略利益，所以美國政府為此不惜違背基本的國際關系準則，以金錢支持等手段鼓動和支持反對派不惜采取非法手段推翻現存政府。來自美聯社的消息稱，被罷黜的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的專訪中說，“在事發一周前，我從因特網上看到一封簽有美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名字的信，信中列舉了為這次革命制定的詳細計劃”。
問題就在于，當所謂民主化被用來作為推進美國政府全球戰略的時候，再沒有別的什么理由比這個更加蠱惑人心，更加貌似公正的了。民族國家發展問題的總體性制約或總體性環境說明，在民族國家內部總是存在需要協調的各種利益勢力，因此在其需要調節的結構性沖突中，總是存在將某種成分或某些人群的政治或道德訴求放大到足以影響全部社會和政治平衡的地步。這就是說，外部勢力總是能夠找到足夠的理由來為民主化說事。由于總是存在內部的糾紛，總有對現政權心懷不滿的人可資利用，加上在有意識制造群眾運動和炙熱政治氣氛方面，某些西方人士已屬老手，所以這恰恰說明所謂民主化只是一種政治的手段而從來不會考慮民族國家的總體利益。
回到我們的問題。總體性問題是由民族國家發展這個總問題的性質內在的決定了的。沒有人會否認民族國家發展這個總問題，但是，對于如何實現和解決這個總問題，則肯定會找出一百個答案，而這一百個答案里面，真正認識到總問題的總體性含義的，肯定為數不多。在由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主導的解決方案中，在如何對待國家作用的問題上，基本上都是推到重來，重新洗牌。在否定那種無所不管無所不問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的同時，也徹底否定了國家對于社會生活的主導作用。這種矯枉過正的做法充分反映了轉型期民族國家普遍的幼稚心態和急躁情緒。但是當這種急躁情緒挑起的社會分裂影響到國家功能正常實現的時候，民族國家的總體實踐就會徹底偏離發展這個總問題。而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所謂的市場繁榮理論，在缺少整體協調、缺少規范和社會分裂、各自為戰的現實下，只能是一句空話。
總體性問題是由民族國家發展這個總問題自然而然引出的問題，因而它對于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不論它是處于轉型期也好，或者出于欠發達時期也好，或者出于發達時期也好，都是同樣。發達國家由于有著上百年形成的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因而國家對于經濟的干預，尤其是對于經濟生活微觀領域的干預少之又少，但是這決不等于國家對于社會生活的主導功能的喪失。恰恰相反，發達國家對于社會生活的干預和指導作用，往往不過是采取了更為精致更為理性的形式，因而往往表現為更為有序的調節而不會頃刻間導致社會失范。然而對于處于轉型期的民族國家來說，由于其作為轉型出發點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處于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推波助瀾的國際國內氛圍中，因此，在如何利用舊的制度形式來建立新制度形式的問題上往往失去理智。不過由此帶來的普遍的失敗恰恰從反面證明了總體性問題對于解決民族國家發展問題的至關重要性。
總體性問題的首要內涵是指民族國家發展問題的整體性質。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發展定義為民族國家整體范圍內各種起作用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能把這些因素相互割裂開來，看作是可以自行發揮作用的獨立存在的因素。由這種整體性質所決定的，是對于民族國家發展問題上單純的政治解決或經濟解決方案的否定。在不考慮這些解決方案付諸實施之后所由產生的同民族國家其他方方面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這些相互作用的走向和性質的時候，那種單純的政治和經濟解決方案的失敗，是必然的。
總體性問題的另一個重要的內涵是指民族國家內部所有要素的結構性關聯。這種結構性關聯是由于整體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整體是什么？整體不過是所有結構要素的某種結構化了的存在。因此，整體的性質乃是由結構化的性質所決定的。總是先有要素之間的特殊性質的結構化過程，然后才會有特殊性質的整體存在。無論這種結構化過程是通過革命的方式還是通過改良的漸進式的方式，都是一樣。區別在于，倘若結構化是在偏離發展主旨的情況下發生，因而是在結構失衡的情況下發生，會導致發展條件的喪失，或者相反。正是在要素的結構化存在中，才每日每時發生著要素的結構性關聯。例如，正是這種結構化的原因才使得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特殊人格成為特定的歷史現實。但是，即使是局部范圍的開放和引入競爭也會使得這種特殊人格受到沖擊。人們不妨比較一下在我國的改革開放初期，在深圳特區所形成的下海一族在人格特性上的變化。這種結構性關聯充分表現或體現了民族國家人民生活的彼此依賴和相互依存性質。結構性關聯這個概念并不否認各種結構要素之間存在著某種等級、先后、重要程度、衍生和次生上的區別，但是，它更為強調的是這種要素間的關聯性和依存性。這種結構性關聯蘊含著的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當某些要素發生變化時，其他要素不可避免的聯動性質。而這種由于相互依存性所產生的聯動性是經驗上可判定、可預測的，因而是可以控制的。由于這種要素間的結構性關聯及其客觀存在和相互作用走向的可判斷性，旨在發展的結構性調整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只有將任何結構性調整同發展的前提結合起來并在聯動性方向的判斷上使之符合發展的目標，而不是導致發展可能性的喪失，才是民族國家制度安排或制度轉型過程中的理性選擇或價值最優的選擇。
由總體性概念所揭示的民族國家社會生活的本來面目對于那些我稱之為旨在顛覆整體性和統一性的流行學說是一個根本性的挑戰。假如民族國家的發展方向從根本上決定于這種總體性的趨向，而這種總體性的趨勢又源于民族國家整體內部結構化調整的一系列可能方向的選擇，那么，人們將永遠不可能將民族國家的總體發展單單寄托于社會的自發運動或市場的自我完善，更不能不問情由的將某種抽象的制度原理強行移植，否則肯定是天下大亂。總體性的方向總是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可能，這是由于結構性調整過程的指導原則或政策所引起的必然的結構性關聯所決定的。比如說，它可能導向對于舊制度的全面顛覆和革命。在這種情況下，某種單一政策的出臺也許就會導致這種總體上的后果。在某種程度上講，這個過程有時存在著不可逆性。事情往往總是由不恰當的政策所引出的。但是，政府如果更聰明一些，或者政治人物在作出有關民族國家前途命運的決策時更多的考慮到總體趨勢的多種可能性走向，并且選擇避免引起革命性騷動的方式來推進制度改革，因而選擇一種更加有利于經濟生活正常發展的結構性走向來安排制度變革，那么，結果就肯定是另外一個樣子。對于我國和前蘇聯在改革初期的比較可以看出，戈爾巴喬夫所推出的公開性運動恰恰就是導致全蘇聯的社會氣氛驟然轉向對于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人全面反動的致命政策。盡管現在人們在評價這個時期事件的時候指出了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內心動機，說他有意要葬送全部舊的制度。問題是，這種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社會政治生活的徹底反叛。由于這種反叛所導致的結構性變化是將整個社會推入分裂和仇恨之中，因而從這時候起，前蘇聯的分崩離析就已經是某種必然性的走向了。
于是在這里我們發現了一個似乎是極為矛盾而悖理的想象，看起來是完全正義的要求卻由于結構性關聯的必然性使得事情的發展走向了它的反面，因而最終違背了善良人們起初的善良愿望。如果單純的看，沒有人會對于開放意識形態批評提出任何有意義的責難，甚至由于這種批判在所謂道義上的公正性幾乎沒有人會公開采取正面反對的態度。但是，當隨著公開性的進一步發展而危及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的時候，當這種起初僅僅是輿論上的開放導致盛極一時的全面批判，陷入反現實和反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并形成集體意識非理性的狂飆突進時，人們的善良愿望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由于總體性的問題對于民族國家的生活走向生死攸關，同時由于總體性的趨勢實際上是由多種因素的結構性變化及關聯的性質所決定，因此，任何一個看上去無論怎樣正確和公道的原則，在未經考慮到所有引起的種種變化和可能性走向時，都不能作為絕對的真理貫徹到底，而應當充分考慮這種原則在引入社會生活或改革進程時的總體性后果。反過來說，把這種有可能導致非理性的狂飆突進控制在甚至消滅在萌芽狀態，以便使得改革的進程處于良性運轉的狀態，從民族國家的總體利益和歷史主義角度看，難道不是最為正確的選擇嗎？即使這樣做在短時間內會招致不理解、批評甚至于道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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