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拐點上的蘇州和溫州

　　見習記者 王栗濤 本報記者 徐 偉 東 方 盧麗萍

　　在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高速發展中，有很多城市都曾在改革的浪潮中引領風騷，而時至今日，一些曾經的“時代寵兒”在市場的優勝劣汰中失寵了，另外一些依然在市場上如魚得水，蘇州和溫州就是例子。作為兩種頗具代表性的模式，它們的成敗得失被人們一遍遍地總結。那么，如今這兩種模式處于什么狀態？最近，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做這篇“雙城記”

的調查時發現，這兩種模式如今都站在一個拐點之上。

　　蘇州、溫州活力依舊

　　盡管在發展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但蘇州和溫州的經濟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作為蘇南模式中較具代表性的蘇州，近幾年依然保持著快速的經濟發展速度。蘇州市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薛峰接受

　　以民營企業發展為特色的“溫州模式”如今的發展勢頭并不比蘇州遜色。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教授馬津龍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去年溫州職工平均工資達到19141元，今年上半年溫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國高出一倍。

　　兩種模式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是由一些因素決定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蘇州利用國際資本產業的轉移形成本地有規模的加工貿易，這種模式的好處是高起點，外部配套成本低，也容易提升自己的技術。”

　　日資企業昂星（蘇州）超聲波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柴野佳英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很多國際企業看上蘇州工業園區，是因為園區形成規模化，比較成熟。

　　蘇州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州的產業結構比較高，能很好適應國家宏觀調控。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教授徐逢賢接受中國經濟時報采訪時說，國家的宏觀調控對一些地方可能意味著“災難”，但蘇州受到宏觀調控的影響往往比較小。

　　溫州人本集團總裁張童生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溫州沒有什么先天的優勢，如果要說優勢，溫州占民營化的先發優勢，所以溫州能超過其他城市，溫州的小企業一開始都是家庭作坊式，是在石頭縫里成長起來的，”他說，溫州民營企業有相對完整的產業鏈，任何地區的民營企業都難以形成溫州的這種產業集群。

　　“民營企業不存在計劃經濟的弊端，在競爭中存活下來的企業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瘪R津龍說，政府的不干預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民營企業在遇到政策和外部環境不利時可以立即轉換方向，政府的政策比較寬松，也使溫州的企業家敢于走出家鄉走出國門。有將近兩百萬溫州人在世界各地經商。

　　遭遇發展瓶頸

　　“這兩種模式遇到的困境都有相似之處”，徐逢賢認為，首先，兩種模式都對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變化比較敏感。土地的升值和勞動力成本的增加都會影響投資。第二，兩種模式都缺乏自主技術的支撐，蘇州是原搬外資技術，消化吸收的過程需要一段時間。溫州的民營企業缺乏資金去搞技術創新。第三，兩種模式也都存在利潤附加值低的情況，蘇州的大塊利潤被外資拿走，而現在溫州企業在買方市場下企業利潤也在下滑。

　　兩種模式都有各自面臨的問題。蘇州居民姜雅麗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蘇州這么多外資企業，可是居民的收入增長得很慢�！蓖跻圾Q說，“蘇州人均ＧＤＰ超過57992元，市區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51元，蘇州人創造的很多財富卻沒有轉化為收入和福利，最終目的要提高當地居民收入�！鄙缈圃汗�業經濟研究所羅仲偉說，“當地居民收入的增長遠遠落后于當地經濟發展的速度，除去國家稅收和當地居民的工資以外，跨國公司拿走很大一部分利潤�！�

　　蘇州本地資源很緊張，能源也是蘇州發展的一個主要瓶頸，羅仲偉認為，這將制約蘇州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此外，蘇州的招商引資是靠土地來換取資本，徐逢賢說，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土地也逐漸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

　　而溫州模式也遇到產業結構升級的問題，走向全球化是一個大勢所趨。羅仲偉認為，溫州經濟發展的勢頭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因為溫州占了民營化先發優勢，所以才能超過其他城市。當溫州民營優勢減弱時，其劣勢就會暴露。溫州區位條件比蘇州差，受上海的輻射小。溫州人口、資源、耕地之間的矛盾非常尖銳。徐逢賢說，“畢竟溫州經濟發展的各方面條件是很不利的，而且科技教育也不可能短時間能得到改善。”

　　溫州最近這幾年出現資金外溢非常值得關注。溫州居民于濤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這與本地產業空間縮小有關。生產要素價格上升以后，資金就由制造業轉向炒

　　溫州制造業對環境有一定的不良影響。溫州市民林小央認為，溫州的制造業對環境的破壞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治理，治理的費用遠遠大于這20年所創造的產值。據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調查，溫州有些河水由于電鍍工藝的污染，魚蝦在好幾年前就已經絕跡，現在手也不能直接伸進水中。

　　“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式都是歷史的必然選擇，絕不能簡單地說哪種模式遇到問題多就否定哪種模式。”羅仲偉說。

　　拐點的方向

　　無論對于蘇州還是溫州，“未來大的方向還是要融入國際，否則會被淘汰�！边@是專家們的一致看法，也是兩市調整的大方向。

　　王一鳴說，蘇州現有的經濟基礎使得調整難度相對較小，要做好對國外高新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擺脫土地制約的困境，而溫州需要進行勞動密集型產業整體升級，改變現在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結構。

　　總體來講，“蘇州應該往服務型城市發展，制造業畢竟對環境還是有影響�！绷_仲偉說。

　　相比較而言，溫州的產業結構調整難度比蘇州要大。羅仲偉認為，民營企業要走向世界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必須以強大的技術作為產業發展的支撐，努力提升產業結構，增加產品附加值，減少環境破壞和資源浪費。比如溫州可以在低壓電器的基礎上往高壓電器發展。政府財政應出資建立公共技術服務平臺，建立技術服務中心，開發關鍵技術，并將成果無償轉讓給小企業。

　　特別令專家們擔心的是，如果任由地下金融市場的無序發展，很有可能造成溫州經濟往不良方向發展。他們認為，國家建立相關金融機構對此進行監管的任務迫在眉睫。

　　此外，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