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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上半葉，東亞的政治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日本的興起以及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日本一躍成為東亞國際體系的政治中心，東南亞地區的大部分國家以及朝鮮半島由于直接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成為東亞國際體系的半邊緣國家。同時，中國由于東北三省以及臺灣地區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而淪為東亞國際體系的邊緣國家。這種結構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而最終解體。因而可以說，中國抗戰的勝利以及二戰在亞洲的結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真正開始。
盡管此后幾年里中國再次陷入了內戰，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村改造具有深遠的影響。美國作家韓汀將山西省一個村莊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寫成專著《翻身》出版，仔細描繪了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人如何進行土地改革的情境。“盧梭所謂的‘高尚的下等人’開始出現，開始組織他們的‘社會契約’”。海外的中國史學家將之稱為“延安模式”。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認為，“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替中國創造了一個新的基層機構。重分土地之后，組織農民合作社和公社則相當容易”。
光輝巨變：建國初期經濟發展的歷史畫卷
新中國成立之初，西方預言家聲稱：“中國無法靠自己的力量養活自己。”當時，全國糧食總產僅一億噸，一塊優質鋼材、一枚建筑鐵釘都得依賴進口，工、農業總產值比例為3：7，生產方式極其落后。經濟發展的環境也十分惡劣：通貨惡性膨脹、金融投機猖獗、失業率高居不下、災害肆虐頻仍、財政赤字飆升。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生產凋敝、市場混亂、人民難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老解放區由于長期戰爭的巨大開支也非常困難。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軍事、經濟封鎖加劇了市場的波動與資金的匱乏。
然而1949年至1952年，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卻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個時期社會總產值增長82.2%，年平均遞增22.81%。國民收入增長64.5%，年平均遞增18.05%。人均國民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長54.5%，年平均遞增15.7%。國家財政收入1952年比1950年增長181.7%，年平均遞增67.85%，僅僅用了三年時間，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即已超過了歷史最好水平。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其他國家、地區相比，新中國在格外艱難的條件下，以相對較快的速度，使經濟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
1953年到1957年，中國執行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完成了農業合作化、手工業合作化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特別是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
“一五”期間，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五年全國完成基本建設投資總額588.4億元，新增固定資產491.4億元；五年內在全國各地開工建設的以蘇聯幫助設計的156個重大建設項目為中心的825個工業企業，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立了一批比較強大的骨干。同時，工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1957年工業總產值達到784億元，比1952年增長128.6%，平均每年增長18.4%，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原定的14.7%的速度；農業副業總產值達604億元，比1952年增長24.7%，平均每年增長4.5%，也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原定的4.3%的速度。
改革開放：民族復興路徑的成功探索
上世紀70年代末，錯失20多年發展時機的共和國百業待興。長期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當時全國價格市場化指數不到10%，各類商品定價由國家嚴格控制，工業總產值95%以上屬指令性計劃，企業生產效率十分低下，社會總儲蓄的97%來自國有部門，外資外債均為零，外貿依存度低于5%，與國際市場很少互通有無。
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實行改革，打破體制障礙；必須對外開放，促進競爭與合作。1979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992年春，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再次指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同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上宣告，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7年，黨的十五大對深化改革作出重要部署。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紀頭20年是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關鍵階段。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我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指明了航向。
從安徽鳳陽小崗村農民按下手印決定“包產到戶”，到深圳特區肩負小平同志“殺出一條血路”的囑托放膽一搏，從談“股”色變到證券市場人氣旺盛，從“一大二公”到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存，從“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到各級政府部門簡政放權、轉化職能，從國有企業大刀闊斧的改組改制到財稅、金融、外貿、價格、投資、土地、流通、分配、社保等各項制度改革的整體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我們選擇了市場經濟，就是選擇了深化改革。改革的不斷深化，使我國的經濟建設煥發生機，充滿活力。
開放也是改革，市場經濟是開放型經濟。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關起大門搞建設不行。只有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先進的文明成果，才能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后發優勢，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趨利避害，掌握主動。
20多年來，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快發展壯大自己。利用外資從無到有，目前實際吸收外資近5500億美元，全球跨國公司500強有400多家來華落戶，世界排名前列的汽車巨頭和世界IT產業100強幾乎全部投資中國。在“引進來”的同時，我們也在“走出去”。到2003年底，中國對外投資已逾330億美元，一大批國內知名企業、自主品牌昂首走向世界。全國外貿總額實現“大進大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格局已形成。加入WTO后，中國認真履行承諾，由政策性開放轉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開放，服務業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大大拓展。對外開放，不僅為市場化、現代化、新型工業化建設注入了強大動力，有效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也促進了全社會的思想解放和觀念更新。
改革開放，成效卓著。市場經濟，深入人心。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里庫佩羅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近幾十年來最廣受關注、最富有戲劇性、最引人入勝的經濟發展過程。她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毫無疑問，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改革開放這條強國之路上，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關鍵時期：新興強國的選擇與命運
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面臨著各種矛盾，面對著新的挑戰。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幅員最廣的發展中大國，一個很小的問題，乘以13億，就會變得很大；一個很大的總量，除以13億，就會變得很小。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仍較落后，人均GDP依然偏低，人均資源不足，城鄉二元結構未有改變，還有3000萬農民需要解決溫飽，2300萬城鎮人口需要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十分繁重。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高瞻遠矚，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2003年以來，黨中央見微知著，未雨綢繆，針對經濟運行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及時果斷地采取一系列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政策措施，確保了各項改革的順利推進和國民經濟的良好發展態勢，目前宏觀調控初顯成效。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經濟的畫卷頁頁翻新。過去300年的經濟現代化，改變的不僅是世界經濟的內涵，還包括財富和地位的分布。在300年前，在世界經濟現代化啟動的前夕，中國仍然是世界財富的中心，也是世界經濟的兩個中心之一。當工業革命悄悄改變歐洲經濟的軀體和靈魂的時候，中國還沉睡在“中央之國”的迷夢里。世界經濟現代化的300年，是歐美經濟崛起和領先的300年，是中國經濟衰落和追趕的300年。
在世界經濟現代化的300年里，中國先后錯失了多次重大歷史機遇，付出了巨大的機會成本和代價。在300年里中國從世界經濟強國變為經濟弱國，從經濟弱國變為第三世界國家。在21世紀，我們有優勢也有劣勢，有機遇也有挑戰。認識我們的歷史和現狀，有助于做出經濟現代化的理性選擇。黨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我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我們必須把握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牢牢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奔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錦繡前程。（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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