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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享有國際聲譽的復旦大學一員，我一直在為自己能夠在三尺講臺上傳播中國文化而備感自豪。我的受眾是一群天真可愛的留學生，以亞洲學生和北美地區的華裔為主。我自1995年在復旦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并進入國際文化學院任教后，一晃也10年過去了。這些年，我可以說是復旦留學生事業的見證人。留學生事業既是復旦大學國際化的橋梁，同時也是上海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開發窗口。每每見到事業所取得的進步，也總是從心底里更加贊嘆中國文化舉世無雙的魅力。
留學生們最初選擇復旦大學，是因為她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已經產生過積極的影響。在中國還尚未向世界打開國門之際，復旦大學就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成立了世界經濟研究所，成為新中國最早客觀認識世界的高等學府之一。根據老一代學者的回憶，解放后的復旦大學也一直是與歐洲東部和第三世界國家文化交往的主要舞臺。又由于復旦的教授們還有很多留學西方的經歷，所以，在上海，與西方國家的公開交流中，復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渠道。70年代初期，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也對中國進行了“破冰之旅”，在上海，中方準備的國禮就是復旦提供的一套《二十四史》。1984年，又一位美國總統里根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一次，美國總統干脆選擇復旦大學，作為其在上海公開演講的國際場合。而當時的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教授，雖然也是美國名牌大學畢業的物理學家，但是，贈送美國總統的禮物卻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精品———復旦學者編撰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當然，這種演講少不了要推銷美國的價值觀。不過，在當時，復旦大學和美國大學之間的文化合作也得以迅速升溫，并成為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為了掌握對外文化交流的主動權，具體地說，復旦大學也并不想僅僅是單方面的留學生輸出地，于上世紀1965年代末正式組建了留學生工作辦公室，第一批留學生來自越南，據留學生工作辦公室初創時的元老秦湘教授回憶，文革時期中斷了招收留學生的工作。1974年恢復招收留學生，法國、英國、比利時、澳大利亞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西方國家第一批留學生紛至沓來，秦老師的第一個美國學生就是美國駐華聯絡處副主任丁大偉的兒子丁荷生。培養留學生的過程，事實上也就是民間外交的一種表達方式。特別是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初，這種作用幾乎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說改革開放之后第一批正規的留學生來自我們的東鄰日本，后來，這批留學生成為了中日關系正常化初期階段中的中堅力量。又過了幾年，留學生規模逐漸擴大，留學生辦公室也就很自然地發展成為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在這方面，復旦大學再一次走在了全國高校的前列。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還是全國第一個擁有向留學生頒發本科文憑資格的單位，如今還擁有完整的系列課程和教材。
值得指出的是，一個大學的聲譽，還和其所在的城市的國際地位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幾年，上海的國際地位更加突出，上海經濟的發展成就在亞洲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而且，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上升，更多的國際資源在向上海積聚。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也在這一進程中，獲得了國際教育界更多的尊敬。現在，在復旦大學的留學生已經達到了3500人的規模，生源來自世界各地。與此同時，國際文化交流學院的每一個教師，也都擁有海外教育援助的經歷，我們得以帶著中國人的自豪，向世界推介上海的成就和更為深厚的中國文化的底蘊。
當然，沒有不受挑戰的事業。除了渴望了解中國的文化———這也確實是了解中國的基礎，今天的留學生們還渴望了解中國的現實和未來。對中國以及上海來說，我們不僅僅需要能夠理解我們社會制度和基本歷史的外交官，需要愛護中國文化的專業學者，我們更需要了解中國國情和將來能夠與中國進行各類合作的友好力量。因此，我們的課程就必須跟上時代的節奏，甚至，我們的講述方法還要改進。假如，我們能夠提供更多的機會，讓留學生門接觸中國活生生的社會、家庭，甚至是工作實習的崗位，我想，我們的事業才真正擁有了對話國際社會的深厚基礎。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教授）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9月02日 第十九版)
作者：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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