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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雄偉
在中國銀監會最近一次的銀行業案件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公布了這樣一組數據：今年上半年，國有商業銀行成功堵截和防范案件共114件，涉及金額達6億元，堵截率達47%股份制商業銀行成功堵截案件56件，涉及金額1.2億元，堵截率為71%。銀行業出現了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雙降”的勢頭(國際金融報8月27日)。
最近三年多來，銀行業不斷爆出大案和腐敗丑聞。銀行界高官從王雪冰、朱小華落馬，到劉金寶、張恩照東窗事發，每次都在銀行界產生地震。雖然中國銀監會公布的數據似乎表明事情在好轉，但是人們恐怕很難樂觀。因為一個銀行的基層人員，違規經營，隱瞞不報等，造成大量的損失，這是一個內控問題。但是銀行行長或董事長發生這樣問題，就反映出深層次的制度問題，說明在銀行高層任命上，在選擇、標準、程序和方法上存在問題。
實際上，長期以來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充滿了“官本位”的色彩。最突出的表現是在高層管理人員的選拔機制，銀行系統沿襲的都是政府準公務員那套管理辦法。主管部門按照選擇政府官員的標準來任命的，而不是按照銀行家的標準，選擇真正有操守、有專業精神和能力的人。在這種干部行政化體制下，國有銀行的高層管理者完全是企業經營者與政治家一體化。
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銀行，對于繼任者，一般都有一套產生的程序。有些是天然的繼任者，如前任的副手，或者為此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啟動在全球尋找的機制。銀行董事會在選擇出備選人后，還要上報給銀行監管者。銀行監管當局根據國際通用的準則，對報來的人進行人品與能力的測試。一個操守和能力有問題的人是很難通過這樣一套機制的篩選。而我們現在的情況是，一個銀行高官出事了，馬上就任命了下一任。所以，銀監會根本無法對董事長任職資格作出有異議的判斷。這就形成制度的一個灰色地帶。
其次，當這些人被任命到銀行高層的崗位后，現在的制度也不能保證他們能繼續保持操守，提高能力。他們不是真正的銀行家，沒有職業銀行家那種職業自豪感和職業操守。在這家銀行做得不好，也許還可以換一家銀行繼續做。就像劉金寶，他不是追求做一個優秀的銀行家，而是追求自己在仕途上的發展，據稱，劉金寶在上海時就曾動過進入政府的念頭。
因此，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銀行業中的“銀行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家，而是一些“銀行政客”。在原來行政級別的激勵下，行長可以用貸款做政治交易，換取自己的政治級別，尤其是省分行行長，用多貸款的同時制造不良貸款來換取一個高官位置。四大行的不良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政治交易的結果，是用貸款換行政級別這種激勵制度下造成的。
所以，銀行行長發生問題是制度有問題。監管部門和相關的銀行希望以制定一系列新規章和規定來提高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水平的做法，很難從根本上防止銀行大案和丑聞的再次發生。從根本上講，還是應該改革原來單一的“官本位”的職位體系，銀行行長的產生辦法，不能用政府官員任命的方式和標準產生，而應該根據銀行崗位的性質，在更廣的范圍內，用一個更清楚的標準和機制來衡量和選拔。這或許是中國銀行業走向現代化管理最關鍵的一步，也是必須邁開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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