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政府要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縮小分配差距

　　——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

　　本報記者 柏晶偉

　　現在，人們不僅越來越關心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問題。同時，在經濟轉型時期，人們對政府的社會保障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公共政策越來

越成為整個社會熱議的話題。分配不公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到位，已經引起較為強烈的社會不滿情緒。樊綱提出，對此要進行深入的理性分析。他認為，不平等的發展階段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和所有發達國家都經歷的階段，由于體制原因，在我國這個階段有可能拉長。縮小收入差距，的確需要政府補貼，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但是政府職能不能超越現有經濟條件，政府須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努力提高效率，解決社會均衡問題；須集中有效的資源，去幫助社會最需要幫助的人群。

　　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發展階段可能很長

　　樊綱：在中國現階段發展過程中，不平等因素在加劇，收入差距在拉大，而且短期內看不到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根據我們最近的統計，基尼系數是0.44，有一些研究小組的數據超過0.5，我國已經是世界上社會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雖然沒有拉美國家高，但已經是非常高了。

　　中國剛剛進入一個收入差距擴大的發展階段。從國際經驗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會有一個社會不平等擴大的階段。仔細研究中國的特殊情況，我們發現，中國的這個階段可能拉得很長。

　　中國經濟時報：為什么這么說？

　　樊綱：因為我們有特殊情況。中國社會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是一個體制的問題。是因為腐敗，因為權利分配不公平。

　　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是什么﹖我認為，我們從一個農業社會向一個工業社會轉型，過去占勞動力80%的是農業勞動力。在溫飽實現以后，農業部門不再成為收入增長的源泉，人民的福利增長不再靠吃得更多，當靠非農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時候，就面臨一個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過去25年、26年的高增長，全國勞動力40%從農村轉出來，還有40%的勞動力留在農村。按照規模講，還有兩、三億的勞動力在農村。他們的收入不能增長，仍然是弱勢群體。勞動力市場決定工資水平，只要有農民工的大量存在，就有扣發工資、停發工資問題。嚴格來說，只有到農民這一群人充分就業實現那一天，他們的工資水平才能逐步得到提高。庫茲涅茨曲線揭示了收入平等的一個轉化過程，而這個過程在中國可能非常之長。因為我們人口規模太大。據說，中國將來人口不是16億，而是14億，一下子減去2億，這是一個好消息。過去我們25年轉移了2億的勞動力，而在今后有可能需要30、40年的時間，再轉移2億的農村勞動力。你說，這個時間不夠長嗎？

　　縮小收入差距，關鍵是根除體制弊病

　　中國經濟時報：按照您的研究，我們在發展的過程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不平等階段。如果真是這樣，豈不是會積攢更多的民怨？權利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是不是會更難解決？

　　樊綱：面臨現實，需要我們尋找社會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辦法。學者、媒體、包括政府，要為這個社會帶來更多的理性思考，而不是情緒化的分析。情緒化分析，歷史上很多，現在也很多。新的、難的問題是怎么在其他國家和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在經歷過這些平等和不平等，發展和不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中，為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為我們這樣一個大的難題作更深入的思考。

　　中國經濟時報：解決不平等難題的尺度就是實現社會公平，社會公平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為老百姓提供公共產品，讓老百姓的生活有基本保障。但是，現在顯然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比如，公共財政并沒有真正實現為民所用。

　　樊綱：公共產品的確是一個好東西。它不僅帶來社會的和諧，而且能實現我們對社會公正的追求。對窮人，意味著有了更加平等和受惠的機會，使他們有一個更加平等的發展機會。對富人，平等也是一個好東西，如果社會的收入差距拉得太大，社會的不滿情緒太大，甚至出現社會緊張、社會動亂，這對于富人財富的增長、對于富人本身的財富也是一種壞東西。但是，我們必須進行更理性更細致的分析。

　　怎么解決不平等的差距？現在一個大的趨勢是越來越多的呼聲要求政府做事情，要求政府提供這個那個保障，給這個那個錢，轉移這個支付那個支付。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對的。過去這20多年來，由于貧窮，由于我國25年才增長到人均1000美元的GDP，我們往往忽視基于經濟增長的社會平等和社會保障等事情，對弱勢群體的需求和訴求有所忽視。加上沒有一套完整機制，政府做的事情比較少，解決的問題也確實比較少。要增加政府要做的事情，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當中，有學者提到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向提供公共服務轉型。公共服務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增加政府支出。政府確實需要做一些事情，現在確實是需要學習去補這個課，扭轉不公平格局。

　　但是，我們要看到解決收入差距問題不僅僅是政府要做的事情。政府補貼能夠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什么是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是我們的體制存在弊病。現在大家一說收入不平等，馬上會轉到對腐敗和不公正的批判。這是對的，我們不平等是因為這些造成的。但是，不僅包括這些，還有其他的問題。比如資源的問題，在國有企業很多不公平的收入當中，因為使用資源沒有付費，反而成為企業的利潤，這樣的企業與沒有占有資源的企業相比就產生收入差距。因此，需要我們思考制度上的均等問題。改革制度不一定需要多花錢，我們要通過改革制度來促進社會的平等和公正。

　　沒有經濟發展，沒有就業創造，也無法解決收入差距問題

　　樊綱：同時，沒有經濟發展，沒有就業創造，就無法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經濟的增長和就業的創造才是根本的東西。只要2億農民還沒有轉移，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就根本解決不了。當然，這樣的問題是很難通過政府補貼來解決的。收入差距是通過補貼來轉移，但是很大的收入差距卻是無法解決的。為什么發達國家有農民補貼﹖在發達國家，農民僅占20%，他們是用80%的非農人口補貼20%的農業人口。而我們現在則是要用20%的非農人口人去補貼80%的農業人口。僅僅以比較少的人去補貼比較多的人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經濟增長來轉移農業人口，通過農村人口的遷移等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問題。

　　因此，我們的注意力不能僅僅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上，更要思考體制的改革和經濟的增長問題。這是我們作為一個落后的大國必須思考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也是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重要內容，對政府來講也是一種挑戰。而這個挑戰又是雙方面的：一方面是如何在新的條件下，更多關注社會問題，解決該解決的問題；另外一方面是如何保持政府本身的職能和諧。

　　政府要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解決均衡問題

　　中國經濟時報：怎樣理解政府本身的職能和諧？

　　樊綱：我們首先要探討一下和諧這個概念。在經濟學意義上，和諧就是均衡。均衡是什么﹖從社會的角度來講，一個社會是由各種人群組成的。均衡就是從公共的角度來講需要很多的公共品。這個時候政府的職能就是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提供多種公共品。政府至少要做幾件事情：為了經濟的發展，建立基礎設施，改善投資環境，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另外，還要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在宏觀經濟穩定中，最重要的一個條件是財政不出現大規模的赤字。因為大規模的透支和赤字會使貨幣貶值，產生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使企業不能發展，就業不能創造，最后是使不平等的現象固定化。

　　政府還要搞社會保障。過去我們在收入保障方面關注得太少，所以才出現問題。但是，超越經濟條件搞社會保障，一定也會出現問題，國外國內都會出現這類問題。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國家，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條件下，努力提高效率，并解決均衡問題，就必須集中有效的資源，去幫助社會最需要幫助的人群。

　　如何幫助那些急需幫助的人﹖比如，幫助農村得了大病的人，對他們實施醫療保障，以避免這部分人返貧。再如，人口、勞動力要轉移就業，解決偏遠地區農民的基本教育問題，使他們有資格出來打工，成為現代化的一分子。這些是政府集中財力需要做的事情。然后，對一些弱勢群體進行救助，比如災荒的救助，恐怕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把錢花到最需要的地方，使社會達到相對的平等。

　　政府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也有一個和諧平衡的問題。在關心某一個弱勢群體的時候，不要忘記另外一個弱勢群體。比如，我們現在關注城市打工人員的收入狀況和生活狀況，他們確實是需要關注的。但是，不要忘記，如果我們把資源放在他們頭上，解決他們的問題，也許會延緩另一部分不如他們的群體，即還沒有進城打工的那2億多農村人口。那2億多人口都在我們討論的視野之外。當然，進入城市這些人的問題需要解決，有關他們的利益仍然需要得到改善。這里需要有一種均衡和諧的觀念來解決這個發展階段的各種需求。

　　政府超出能力花錢，可能導致財政赤字

　　樊綱：我們既要關注社會差距的問題，要求政府多支出一點東西；又要注意經濟條件的制約，政府如果花太多的錢，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就可能導致財政赤字。這并不是無稽之談。我們剛剛開始進入收入差距拉大的時期。在社會進入這個階段后，社會緊張的訴求將會越來越大。我們學者的責任不是等事情發生以后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