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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峰
8月初，中國副外長戴秉國與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在北京舉行了首次中美定期“高層對話”，全方位就兩國關系及地區和全球問題直接對話。這是中美建交以來第一次舉行如此級別的例行對話。對話后的一個月里，中美雙邊關系出現了可喜的發展苗頭。繼8月17日中美紡織品貿易第3輪談判在美國舊金山未果，雙方將于8月30日、31日在北京舉行紡織品問題第
4次磋商。正如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其網站上發表的書面聲明所稱，美中雙方正努力朝著一個能給紡織品市場帶來更多確定性的、廣泛的紡織品解決方案邁進。而國家主席胡錦濤將于9月5日—17日對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三國進行的國事訪問，更是一次最高級別的中美“高層對話”，必將為中美關系帶來深遠影響。
本月中美舉行高層對話的基本背景是，最近幾年來中美關系的發展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首先，中美的共同利益擴大，例如，在經貿領域，中國已成為美國第三大貿易伙伴和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美國則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最大外資來源地。中美經貿合作初步形成相互依存、互利共贏的基本格局，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巨大實惠，也促進了世界經濟增長。第二，美國對中國的需求上升，例如在反恐、核不擴散、朝核問題、以及保持美國經濟的穩定發展等方面，美國比以往更需要中國的合作和幫助。第三，在最敏感的臺灣問題上，中美展開了有限的合作，兩國在抑制“臺獨”勢力過快增長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識。第四，由于中國近年的成功，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懷疑上升了。我們知道，近一段時間以來，大洋彼岸關于中國問題的大辯論十分火熱。隨著中國悄然崛起以及實力和影響的不斷擴大，美國國內的一些勢力日益感到不自在，甚至萌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挑戰論者”聲稱，崛起的中國將沖擊現有的國際秩序，是美國和國際社會面臨的最重大的外交挑戰；“排擠論者”認為，中國在東亞的坐大，意味著終有一日會把美國擠出東亞；“威脅論者”鼓噪中國正在擴充軍事實力，打破了地區力量均衡，將威脅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安全。可以說，目前的中美關系正處在一個關鍵的節點上，因此，在中美關系錯綜復雜、美國對華關注異常升溫的敏感時刻，開展戰略對話十分及時、意義重大，不僅可能為中美關系的未來發展找到新契合點，而且有可能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開掘新的相處之道。
建立中美定期戰略對話機制的意向，首先來自中國政府。去年11月，胡錦濤主席在智利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12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向布什總統提出“加強兩國戰略對話”的建議，布什表示贊同。今年3月，美國國務卿賴斯訪華時進一步確定，由中國副外長和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每半年輪流在兩國首都舉行一次對話。接著，兩國政府便為中美第一次定期戰略對話進行了緊鑼密鼓地籌劃。戰略對話倡議的提出表明，中國作為一個迅速發展的大國所具有的自信、開放性以及對中美關系的重視；而美國的積極回應表明，作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政策決策者決定把與中國相關的問題提升到新歷史高度處理，愿意同中國就雙邊、地區和全球重大戰略性問題坦誠交換意見。
我們知道，在中美開展高層對話之前，兩國之間已經形成了許多對話機制，例如，中美商貿聯委會、科技合作聯委會，兩國在反恐、核不擴散、能源、人權、避免海上危機及海上通道安全等領域也有卓有成效的對話，兩國各個職能部門的官員也有定期和不定期會晤與溝通，這些機制都對穩定和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這些對話都是集中在某一個問題上，或者是集中在某一個領域上，主要是為了解決兩國關系中的具體問題，有著極強的功能性與專業性。而中美關系實際上分三個層次的問題，一個是近期的、具體的、技術性問題，如人民幣匯率、紡織品貿易、反恐合作、知識產權保護等等，另一個是中期問題，如臺灣問題、人權問題、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還有一個就是長期問題，也就是一個崛起的大國和一個世界頭號強國之間如何相處，這里面有一個這樣兩個國家如何建立一些基本的戰略互信的問題。
而戰略對話則超越具體問題，就雙方重大的安全關切進行磋商，就各自最為重大的戰略關切進行坦率的會談，釋解兩個國家之間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戰略疑慮，確保雙邊關系長期平穩發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湯姆·凱西在佐利克出發前曾表示，會談“旨在以一種完整的方式進行利益評估，考慮關系雙方利益的問題，并討論如何最好地處理雙方的分歧。這一次跟以前所有的對話都是不一樣的，它不在于解決某一個具體的問題，而在于建立起為這個關系長期發展的一個指導性的框架”。美國對話代表佐利克也在會晤后認為：“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ＷＴＯ成員、《核不擴散條約》成員。現在的關鍵是，考慮美中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如何減少在尋求共同利益時候的代價，維持穩定的合作機制。這是這幾天大家著手做的，相信在將來的幾年里也有意義。”總而言之，戰略對話并非要取代或整合已有的具體對話機制，而是構筑一個新型的對話平臺，從更為宏觀的角度探討和規劃兩國關系的長遠發展方向。
實際上，中美這兩個國家進行定期高層對話，都是帶著十分寬泛而又實在的問題而來的。從中國方面來說，中國的發展需要營造一個長久的和平環境。美國是全球惟一超級大國，又是亞洲政治、經貿格局中最具影響力的力量。加強與美國的溝通，可以讓美國清楚中國和平發展的思維和意愿，同時讓美國明白，什么是中國的核心利益，而核心利益是不容挑戰的，從而爭取到更大的發展空間。而從美國方面來講，它需要把握中國的走向，準確評估中國的實力和意愿。美國一位將領在談到對中國的挑戰時講過，判斷未來威脅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對方有沒有打仗的實力，二是對方有沒有打仗的意愿。有實力是一回事，愿不愿意使用這個實力則是另一回事。因此，對意愿的判斷要遠比對實力的判斷更重要。近一個時期，美國各界對中國的研究空前活躍，反映的就是這樣一種心態。
坦率地說，中美首次戰略對話就是在雙方合作與摩擦都十分突出的情況下展開的。一次副外長級的戰略對話不可能解決雙邊所有的戰略關切，但它畢竟搭建了雙邊磋商的一個重要平臺，這種對話也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機制性的，雙方可以定期坦率地面對重大關切的現實與長遠問題交換意見，闡明各自立場，探尋解決辦法。通過對話增進互信，將有助于推動美國對華政策向著一種基調積極的方向發展，也將推動崛起的中國以一種建設性的姿態發展對美關系。中美關系永遠不能期望出現任何一勞永逸的方案。有問題，同時有強有力的溝通機制，不斷在溝通中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穩定的大國關系應有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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