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忠民：應突出而不是兼顧社會公正問題

　　吳忠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同時，還應看到的是，中國現階段也出現了許多問題。在諸多的問題當中，社會公正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為各個階層所普遍關注的社會焦點，成為一個影響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全局的大問題。

　　為了順利地推進改革，為了中國社會經濟持續、有效和健康的發展，就必須適應新的歷史條件，順應民意、順應現代社會的基本趨勢，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第一，從社會經濟發展基本價值取向的角度來看，社會公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是社會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誠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涉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鄙鐣�發展的成果對于絕大多數社會成員來說應當具有共享的性質。相反，如果隨著社會發展進程的推進，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社會群體少數社會成員一方，那么就說明社會發展的成果只是為少數社會群體少數人所享用。這樣的發展不可能是真正的發展，而只能是畸形化的發展�！叭绻麑е聝蓸O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鄧小平極為重視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鄧小平退休以后的幾年，對于這一類的問題越來越關注。比如，1993年鄧小平指出，“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敝档米⒁獾氖�，鄧小平并沒有把這些問題的解決放到遙遠的未來，而是有著一個明確的時間表，也就是在20世紀末的時候就應當重點考慮這一問題。當我們引用“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名言時，不能忘記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所說的另一個與之相輔相成的、極為重要的戰略構想，否則就會陷入以偏概全的誤區。就貧富差距的過分懸殊問題，鄧小平指出，“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梢栽O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爆F在，國家已將構建

　　第二，從改革發展具體進程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改革已經結束了初創的階段，而進入到一個依靠社會公正的規則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的新階段。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一個由不同的改革階段組成的改革過程。在改革的初始階段，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觀念的根深蒂固，由于在當時人們對改革的不熟悉因而還不可能有一個十分詳盡周密的、科學、可行的改革方案，所以，人們對于改革的推進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以試探性的、“人為拉動”式的方式進行。在這樣一個時期，改革的措施多以具體的、多變的甚至有時是相互矛盾的政策予以實施，而不可能以成型的制度建設來推進。應當承認，這種形式的改革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是在當時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的合理選擇。這種改革方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成功地瓦解了計劃經濟體制和平均主義觀念，有效地啟動了整個社會的改革進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中國的現階段，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如果說改革的初期是以“破除舊體制”為主的話，那么，現在的改革則是以“建立新體制”為主；如果說中國改革初期得益于某種意義上的“無序”的話，那么，中國現階段的改革離不開“有序”；如果說改革的初期是以“啟動”為主的話，那么，現在的改革則是以“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為主。應當看到的是，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有賴于體系化的規則的存在。一個社會沒有規則，就意味著社會秩序的脆弱，意味著社會民眾的行為安全、心理安全缺乏基本的保障；沒有規則，就意味著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缺乏必要信任；沒有規則，就意味著民眾的“長期化行為”缺乏制度層面的支撐；沒有規則，就意味著市場經濟的不完備。而在一個社會當中，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就是制度。就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而言，需要有基本的價值理念和規則作為其依據。在現代社會，制度設計和安排的基本價值理念依據和規則只能來自社會公正。所以，現代社會和現代市場經濟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必須以社會公正的基本理念為依據。否則，便會成為一個“不定型”的社會和市場經濟，或是一個畸形化的社會和市場經濟。中國現階段的初次分配領域和再分配領域之所以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其主要原因便是在這些領域中缺乏必需的社會公正規則。有鑒于此，在改革的現階段，必須將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

　　第三，從經濟發展可持續、健康的動力角度來看，社會公正狀況直接影響著經濟的主要拉動力。就一般情況而言，經濟的拉動力包括出口拉動力、投資拉動力和內需拉動力，其中，內需拉動力的作用要遠遠高于前兩者。就高收入群體、低收入群體和中等收入人群比較而言，高收入群體的購買能力最強，但其邊際消費傾向卻是最低的；低收入群體的情況則恰好相反，其邊際消費傾向最強，要高于高收入群體，但其購買能力卻是最低的；中等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和購買能力都比較強。中國現在的經濟拉動過度依賴出口拉動力、投資拉動力，內需拉動嚴重不足。這種狀況不能說是正常的。中國目前的內需拉動力之所以無法得到有效的提升，其關鍵原因就在于社會階層結構的不合理、不公正，即：低收入群體以及中低收入群體成員數量過大，其比重高達80％多；而中等收入人群成員的比例只有10％左右。這樣的一種社會階層結構，無法持續、有效地提供內需拉動。破解這一困局的關鍵在于高度重視社會公正問題。

　　第四，從現實狀況的角度來看，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造成了大面積的負面效應，對于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開始構成明顯的威脅。近年來，中國社會的基尼系數迅速攀升。由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人們對于中國現階段基尼系數的判斷有些差別，但是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基尼系數在0．458以上。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根據其第三次全國住戶抽樣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又如，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調查大陸的基尼系數是0．53或0．54左右。中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現象已經達到了嚴重的地步。日益嚴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勢必會造成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隔閡和抵觸。當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隔閡和抵觸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定會進一步損害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引發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造成社會的不安甚至是社會的動蕩。中國社會目前出現了一些不利于社會安全運行的現象，究其主要原因，便是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隨著中國財富總量的增大以及社會不公正現象勢能的積累，隨著整個社會利益結構調整的進一步推進，社會不公正現象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有加速度擴張的趨勢。所以，在改革與發展的關鍵時期，為了確保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就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公正問題。

　　第五，從國家財力的角度來看，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實力。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甚至還算不上是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特定的國情條件決定了在中國建立一個高級的或者是中級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是一件力不勝任的事情。但是，還應看到的是，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實力。2004年我國的財政收入超過了26000萬億元，加上預算外的財政收入，我國的實際財政收入當在30000億元以上；另外，截止2005年6月末，國家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7000億美元�？梢哉f，我國現在有能力建設一個初級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準、廣覆蓋、有實效，其指標不一定面面俱到，但主要指標應當具備。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在城市大約需要支出1500億元。主要包括：“三險”開始覆蓋全部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開始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進行常規的職業培訓；適當增加失業保險支出；擴大低保范圍并適當提高低保標準；啟動農村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公正，既然改革新階段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建設必須依賴社會公正，既然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社會公正狀況息息相關，既然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離不開社會公正，既然我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能力，那么，我們現在應當做的和必須做的，就是順應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相反，時至今日，如果我們只是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從屬性的、“兼顧”的位置，便會貽誤發展的時機，延誤中國改革進程的順利推進，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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