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義務教育能否增至12年（唇槍·舌劍）

　　正方：貧窮不能阻止發展義務教育

　　客觀地說，包括柳斌委員在內的很多人大代表并非反對實行12年義務教育，他們的想法是等到客觀條件成熟時再實行12年義務教育———這種次第漸進發展義務教育的思路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解讀，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對現實妥協的“犬儒主義”發展觀。在其“合理性”的背后，犧牲的是千百萬莘莘學子的利益和中國

教育的未來。

　　我們不妨先看看“未有美國，先有哈佛”的故事。1620年11月11日，102名受宗教迫害的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船，在一個寒風徹骨的日子到達北美。他們衣衫襤褸、形銷骨立，上岸之后即逢嚴寒來臨，在第一個冬天凍死了其中的1/3，在以后的冬天不斷有人凍餓而死。就是在這群奄奄一息的人中間，有一名叫哈佛的傳教士在上岸不久就開始思索精神播種的問題。他說，我們接受了歐洲文化，但是這里謀生太艱難，以致我們的子孫后代很有可能在開辟蠻荒中遺忘了歐洲文化，一切又要從零開始。為了避免這一情況發生，我們從現在起，就應該節衣縮食，辦一所大學，讓我們的后代從歐洲教育的終點開始。于是，這個叫作“哈佛”的傳教士捐出了他的全部藏書和財產。在他的帶動下，很多移民有錢捐錢，有力出力，終于在1636年建立了哈佛大學。這時離美國獨立建國還有140年的漫長歲月。正是這種高貴的精神奠定了美國的立國之本，成就了今天美國的強盛和發達。

　　我想這個故事對于今天義務教育的年制之爭仍然具有警世意義：是的，我們國家還窮，我們的教育經費遠遠不足，但是，哈佛的故事告訴我們，物質的東西雖然不可超越，但并非不可戰勝，只要我們以蒼生為念，以國家為念，對萬千學子充滿愛，我們就不會認為12年義務教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今天美國學生在哈佛校園自豪地高喊：“未有美國，先有哈佛”，我們期待著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學生們也能在中國的校園高喊：“未有發達的中國，先有發達的義務教育”，那是多大的榮耀啊！

　　（張若漁）

　　反方：先把9年義務教育辦好

　　義務教育多延長3年，堪稱利國利民，福祉無量，本應該贏得國人拊掌相慶，為何卻招致柳斌等

　　早在1986年，我國就已頒布義務教育法，宣布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然而近20年來，對義務教育的評價一直眾說紛紜，甚至有人放言義務教育名不符實。

　　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統計，中國沒有接受初中教育的國民高達5.3億人。這個數字令人觸目驚心，這其中又有多少適齡兒童因貧輟學或壓根兒就沒有入學呢？答案不言自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10條明文規定：國家對接受義務教育的學生免收學費。第12條則規定：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投資，由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證。然而，現實卻不容樂觀。在義務教育階段，不僅農民因孩子上學而不堪重負，就連城市居民也為孩子的學費焦頭爛額。

　　資料顯示，“九五”期間，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對義務教育的撥款數量由548億元增至1085億元，其增幅為98％，明顯低于高中123.9％的增幅，更低于普通高校155.8％的增幅。如此說來，九年制義務教育可謂暗蘊危機。

　　《教育法》遭到扭曲變形，結局就是基層教育經費捉襟見肘，基層校舍岌岌可危，眾多適齡兒童無奈淚別學堂，新文盲大軍正在顯現……所有這一切，距離真正免收學費的義務教育，差之千里。難怪有教育專家指出，一些地區實行的不是義務教育，而是普及教育。兩者最大區別在于，政府必須承擔實現義務教育的投入責任，而對普及教育卻無須承擔法定責任。義務教育淪為普及教育，這是義務教育的悲哀。試問難道義務教育增至12年，就能避免類似尷尬了嗎？

　　顯然，義務教育遠沒有達到預設的標準。因此，傾力改進、完善義務教育才是要務。正如中山大學李江帆所言：“政府應該牢記自己在提供免費義務教育服務方面的公共職能，應該清楚：貧困地區、貧困家庭適齡兒童未實現‘普九’，折射的是政府職能的缺位。”就目前來說，中央、省、縣三級財政應明確責任，合理配置公共資源，改變對義務教育投資過低的狀況，力求使九年制義務教育名至實歸。

　　（王石川）

　　《市場報》 (2005年08月2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