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資產處置：制度襁褓中的市場化

　　就在

　　不良貸款“明降暗升”探源

　　如果剔除掉政策性剝離因素，今年6月底，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794.8億元

　　我國的AMC(資產管理公司)最早成立于1999年，當時成立華融、東方、信達、

　　在新格局初顯之時，有關部門又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意欲加大力度引進外來資本，促使不良資產處置市場主體更加多元化。中國銀監會“不良資產交易監管機制”課題組日前發布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交易監管研究》報告明確建議，“引進國有資本之外的投資者，包括具有豐富不良資產處置經驗的國外戰略投資者”。周小川也在7月13日的“中國改革高層論壇”上表示，在培育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方面，“需要吸引私人的、外資的處置者進入市場”。

　　但是，與此相對應的，卻是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不良貸款率的“明降暗升”。

　　7月26日銀監會公布的2005年二季度末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數據顯示：主要商業銀行(國有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11637.3億元，比年初減少5545.2億元。其中，國有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比年初減少5616.2億元，不良貸款率比年初下降5.45個百分點。但如果剔除掉工行通過財務重組政策性剝離6340億元不良貸款這一因素，今年6月底，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794.8億元；其中，國有銀行不良貸款余額比年初增加723.8億元。

　　事實上，從2003年底以來，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的大幅下降無不與財務重組和政策性處置有關。從2003年底中行和建行股改前夕到今年6月底三大國有銀行相繼完成財務重組，這一年半的時間里，每個季度國有銀行不良貸款都會比年初“雙降”，但如果剔除政策性剝離因素，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不是下降了9033.3億元，而是增加了1156.7億元。

　　另外，像民生銀行、廣發銀行，近三年的貸款額也是迅速擴張，有的增長額甚至超過了50%，這樣的增長速度是非常驚人的，其中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如果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就有可能出現大量不良貸款。

　　一位資深的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不良貸款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是政策性因素所致，有關部門出于發展經濟的目的考慮，加大投資力度，種種原因導致最后成為不良資產。例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強財政與弱金融”的格局下，人民銀行將大量專項貸款直接發放給國有工業企業，用于支持“三線”企業、“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14個沿海港口城市及經濟特區開發。這當中有部分就轉化為現在廣東、海南的房地產，難以再收回。二是由道德風險所致。例如一個人用幾十萬去賄賂某銀行的信貸主任，銀行便貸給他幾千萬甚至幾億的資金，此人成立幾個公司，互相擔保，用同樣的方法貸得更多的貸款，最后將錢轉移到境外，讓公司倒閉，自己出國，銀行的貸款就成為壞賬。從根源上說，這正是利用了制度上的漏洞。

　　正如同周小川所指出的，如果把歷史遺留下來的、特別是政企不分階段遺留下來的包袱剝離出來，不能使微觀金融機構強健化并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那么對政府來講，只是把風險從“左口袋”裝到“右口袋”。

　　如果不能堵住制度漏洞，從源頭上減少不良資產的再生，那么，資產管理公司所做的事情不過和古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不斷將巨石從山腳推上山頂一樣，引入再多的市場主體又有什么意義？

　　四大AMC轉型困惑

　　巨大的市場份額面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和低效率對比于國外投資機構的高收益和覬覦，更顯出加快市場化和完善相關機制的重要性、迫切性

　　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初，規定的存續期限只有10年。現在這個期限已經取消，四大資產管理公司都在謀求商業化轉型，試圖轉為投資銀行或商業性資產管理公司。

　　這種努力在2004年3月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認可。當時，資產管理公司獲準使用自有資金對確有升值潛力的不良資產適當追加投資、獲準開展商業性委托和商業化收購處置不良資產、以及使用資本金進行國債投資。

　　今年8月，有消息稱有關部門將于今年年末或明年年初在4家資產管理公司中選擇一家開始股份制改造試點，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業內人士認為，這將有利于資產管理公司的商業化轉型。

　　而在最近各個資產管理公司召開的年中會議上，“投資銀行”又再一次成為關鍵詞。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楊凱生稱，華融公司的長期目標是“努力向持續健康發展的、有核心競爭力的、有中國特色的投資銀行方向發展”。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新任總裁梅興保也表示，要“力爭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完成戰略轉型，把東方資產管理公司辦成‘以經營、管理和處置不良資產為主業，兼具投資銀行功能’的現代金融企業”。

　　但記者欲采訪轉型投行一事卻不太順利。記者聯系華融始終未果，只從其網站上了解到，華融的證券承銷業務呈現良好發展態勢，上市公司的債務重組工作也較有成效。又聯系東方資產管理公司上海辦事處王金康總經理，他卻向記者表示，這個事情剛剛在做，還在起步階段，等過一陣比較成熟了再說。

　　這種謹慎或許是可以理解的。身處轉型困境中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正面對著人們越來越多的質疑。這些質疑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你們夠專業嗎？二是你們效率夠高嗎？

　　前不久，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2004年度的審計結果，共查出高達715.49億元的各類涉案線索金額，占審計抽查總額的13%，并暴露出其存在違規剝離和收購不良資產、違規挪用資產處置回收資金為職工謀利或公款私存等問題。

　　一邊是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權謀私，另一邊卻是其不良資產處置率、現金回收率“雙低”。銀監會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6月末,我國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共累計處置不良資產7174.2億元，進度為51.24%，累計回收現金1484.6億元，只占處置不良資產的20.69%。這與它們成立時財政部提出的要求相去甚遠，當時財政部規定，2006年為處理四大國有銀行政策性剝離1.4萬億元不良資產的最后期限。

　　另一個有意思的數據卻是，國際投資銀行巨頭，諸如高盛公司等，在中國不良資產處置中的回報率超過300%。

　　專家號脈完善制度建設

　　我國不良資產一級市場由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壟斷，缺乏競爭，二級市場信息流通不暢，市場交易主體數量有限，中介機構少，交易手段和交易品種缺乏，降低了不良資產處置的速度和效益

　　因為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在專業水準和效率方面的表現不盡如人意，其轉型投行的想法并不被看好。中國銀監會銀行監管一部主任閻慶民認為，資產管理公司資本金太脆弱，不足以成為投資銀行，他建議今后資產管理公司可以朝著金融服務的方向發展，參與做評級等業務。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研究員則坦率地指出，資產管理公司轉型為投行可能比問題券商的業績更差，最好的方式是退出市場，這樣社會所承擔的成本會低些。

　　華東政法大學商學院院長、博導汪康懋教授告訴記者，不良資產處置的專業性非常強，除了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外，如何給不良資產定價，如何將不良資產中有含金量的部分分拆出來，如何進行新的搭配、打包等等，這些都有很高的技術含量，需要豐富的投行經驗。這方面國外有的機構做得很成功，而目前國內還沒有哪家能做得很好。所以很多外資愿意接手我國的不良資產，他們能夠通過專業化的處置獲得很高的回報。

　　日前，有關機構公布的對40家著名外國投資機構所做的“2004年中國不良資產投資者調查”顯示，78%的受訪者計劃在未來1至3年內每年投資5100萬至2.5億美元收購中國的不良資產，而且都為中國不良資產市場預留了龐大資金。調查估計，這部分預留的資金將達100億至150億美元。

　　業內人士分析，中國的不良資產市場規模龐大，估計約有5000億美元，如果平均處置收益率為20%至30%，回收額將達1000億至1500億美元。

　　巨大的市場份額面前，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違規操作和低效率對比于國外投資機構的高收益和覬覦，更顯出加快市場化和完善相關機制的重要性、迫切性。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要實現不良資產處置的高效率和高流動，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包括一級市場、二級市場、一級批發商、二級分銷商和眾多的最終投資者。雖然我國已經加快了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化的步伐，但是現在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北京恒豐美林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志強認為，我國到目前為止尚未形成統一的不良資產批發與交易市場。一級市場由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壟斷，缺乏必要的競爭，而二級市場信息流通不暢，市場的交易主體數量有限，中介機構少，交易手段和交易品種缺乏，降低了不良資產處置的速度和效益。

　　華東師范大學遠東國際金融學院院長、博導潘英麗教授向記者表示，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化是一個大方向，但是我國現有的監管制度、產權制度以及立法、司法制度等方面都還存在不少缺陷，不能保護和支持有效的交易行為。因此必須及時完善這些能夠促進和保障市場化順利進行的制度，不讓它們拖市場化的后腿。

　　汪康懋教授則對此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他認為，應該加快建立一套培養和選拔專業人才的機制，啟用有豐富投行經驗的人，盡快培養出相關的專業人才。對于資產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可實行分級監管，即經營狀況越好的機構對其的監管越松，反之越緊。同時，可要求他們成立風險管理委員會，并對違規人員加重處罰力度。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8月19日 第五版)

　　作者：本報記者　徐海慧　發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