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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程論的本質
我一再指出，民族國家的發展問題是一個遠遠超出單純的政治和經濟理論范疇的，涉及到民族國家的社會結構、制度形式和社會意識存在形式以及這些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等等的全方位的問題。倘若再考略到民族國家為了發展的目的所必須進行的制度轉型，那么，這個問題的復雜性就更加明顯。因為，一旦談到轉型，必然意味著某種新的制度的引入，而這
種新的制度形式是不可能繞過所有上述已有的社會結構、制度形式和社會意識存在形式而另起爐灶的。與此同時，既然轉型的目的是為了民族國家的發展，那么，很明顯，在制度構成人們生產和生活基本形式和本質存在的現實面前，怎樣在引入新制度的同時不使社會失范，在變革的同時保持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經濟的發展，人們就不可能不考慮所有這些方面的復雜的相互作用，以及這些相互作用在民族國家實踐中的可能性走向。所有這些都將我們的視野引向橫亙在現實和目標預期之間的轉型過程問題上。
自由主義的規范理論對于制度轉型的過程性分析完全是無能為力的。這已經由其理論出發的前提及體系的邏輯走向在認識論上就決定了。我曾指出，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也就是嚴格遵循邏輯一貫性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說，在本質上就同過程分析無關。正因為如此，對于那些在意識上開始偏離純粹自由主義經濟學前提的經濟學研究來說，就比較容易看出自由主義規范經濟理論的這種致命弱點。這一點在以發現不完全市場信息和市場不完備理論著稱的斯蒂格里茨那里得到了印證。在斯蒂格里茨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國家轉型問題的著作《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一書中，在談到處于爭議焦點的轉型速度時，他指出，“這場爭議中的許多重要內容已經超出了經濟學的范圍，它們涉及到政治判斷”(其實，不僅僅是政治判斷。但斯蒂格里茨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絕不是一位教條主義的經濟學家，因此，他能夠敏銳發現轉型問題的復雜性)。他同時指出，“標準經濟理論對上述這些問題確實無能為力。阿羅-德布魯模型不僅不能用以分析均衡問題，而且也不能用作轉型經濟模型。雖然穩定性分析在數理經濟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基本模型(盡管具有明顯的動態性)看來完全不適合用以研究轉型問題”(約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經濟體制轉型的理論與證據》中文版，《吉林人民出版社》300頁)
在接下來的論說，尤其是斯蒂格里茨對于轉型問題的《哲學思考》一章中，人們甚至于可以發現斯蒂格里茨許多閃光的思想，不過，正如他所言，這些都遠遠超出了純粹經濟學的范圍了。這里還有一些有趣的反詰和自言自語。比如，斯蒂格里茨看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狹隘性，他似乎對于進化論的經濟學方法在解決市場進化的問題上很感興趣，但是，他覺得“它們并沒有建立在系統的動態理論的基礎上”。他對于那種以生物學進化論的方法所包含的明顯的“合目的性”深感懷疑，又對于讓進化過程順其自然的想法感覺甚為荒謬。斯蒂格里茨直覺上意識到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但是他又為由此產生的與“合目的性”的關系和進化論所主張的“自然過程”之間的沖突深感疑惑和矛盾。
人們在此發現的，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在理論與現實的矛盾之間所發出的感慨和認真思索的真實軌跡。這種思索的可貴之處，就在于當既有的理論框架明顯無法解釋現實甚至產生嚴重沖突的時候，能夠誠實的跳出理論的框架和限制之外，換一種方式思考問題。一旦這種方式形成了，那么，前提和思考問題的邏輯都會隨之轉換。斯蒂格里茨的反思在某些地方已經很接近于事物的真理，但是，可惜的是，在本書中，這些反思還僅限于思想的閃光而未能進一步展開。
自由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理論是以抽象的個人或個人的自由作為前提的，人們通常將其概括為個人主義或個人自由主義的方法論，這一點是有道理的。因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和政治學說的思想體系很大程度上都是從這個前提邏輯的延伸和發展而來的。在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歷史長河中雖然存在這樣那樣不同形式的個人自由主義，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對于社會因素在其中作用的認可，但是，所有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理論的一個共同特征，都是將個人或個人的自由作為某種本體論上的假定當作理論出發的總的前提了。對于它們來說，只有個人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才是真實的、可測度的，而諸如國家、社會或者整體利益乃至于社會發展的規律這樣些東西則是虛幻的人為臆造的。這種自以為是的假定十分自負，但是卻構成了所有主張個人主義或個人自由主義方法論優先性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的基礎。個人在本體論上的優先性決定了這派學說中個體和社會整體被人為地割裂開了，并且始終處于對峙和格格不入的狀態。這種割裂是一種人為抽象和獨斷論的結果，并不是人類生活實際狀況的真實描述。在實際生活中，個人同社會，個體與整體實際上始終處于不可分割的關系狀態中，互為條件并且各自都以對方作為自己的前提。正是在這種相互關系互為依存的持續展開和張力中，才顯現了無論是對于個人抑或社會整體而言的歷史發展過程。離開這種相互關系將無法說明人和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發展的真實過程。
但是，通過我們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作為規范理論或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學說基礎的本體論假定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偏好，因而只能存在于抽象理論的體系中而不是現實生活中，但是，主張這種獨斷論的人士卻每每將自己包裝打扮成個人自由和權力唯一的辯護者和守護者。的確，以個人主義本體論作為基礎的政治和經濟理論在其發展歷史過程中，確實也曾推動和發展了更加關注于個人權利的社會制度，就如同單方面強調整體和社會的觀念也曾在其發展歷史中演化成一種社會抱負和學說，成為一種影響了千千萬萬男男女女生活形式的社會運動一樣。問題是，這兩者的過程都歷史悠久，因而很難對于其各自的歷史影響和代價進行評估。問題的本質在于，這兩種學說及其所形成的社會運動，從來就是在個人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進行的。因此，由于這些帶有明顯偏好和偏見的學說雖然也能強加于社會實踐中，并且通過大規模的社會試驗而形成不同的社會制度體系，但是它們不能反過來證明這些由于片面的抽象而得到強化的制度偏好或個人偏好的正確性。相反，這種抽象理論的虛假性和片面性同帶有制度偏好或個人偏好的社會實驗在歷史上從來都十分混亂的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
換句話說，雖然這種以抽象個人為基礎的虛假的個人主義本體論決定了自由主義經濟和政治學說的理論走向，但是，這類學說的純粹的或極端的形態從來就很少真正存在或表現。在人類科學的發展歷史上，再沒有別的領域能夠像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這樣混亂不堪雜亂無章和缺乏合理評判的了。在自然科學領域，人們可以通過理論的邏輯一貫性來確定其初步的真偽，人們還可以通過試驗來對此加以無可辯駁的證明或證偽。但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人們甚至于經常的不講邏輯，或者經常的不遵循作者自己作為前提和理論出發點的觀點，在行文過程中任意掩匿必然的邏輯結果，以種種非理論或非邏輯的掩飾、偏好甚至偏題走題來達到文過飾非、瞞天過海的目的。在社會科學中，人們經常的利用自己的政治偏好或道德偏好來掩蓋自己在專業上的不足。這是因為，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由片面性的前提出發所邏輯的引出的結論勢必非常荒誕，違背常識，這一點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學。在自然科學中，尤其是在研究那些超出了感官可以直接感知世界的規律時，直到實驗結果出來之前，邏輯結論的真偽往往很難辨別。而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由于邏輯結論的真偽在同實踐領域比較時非常易于被識別，因而一些人便選擇了文過飾非甚至于瞞天過海的辦法。不能不指出，這種情況長期的影響了社會科學的進展并且模糊了人們對于人和社會領域認識的真理性判定。
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由于社會領域實踐活動的一個特性，這個特性決定了社會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性質。這就是所有人類活動包括民族國家在解決自己所面對的問題時必然涉及到的選擇問題。在現實中，這種選擇又同人們的價值傾向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因而總是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同人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利益保持著相關性。因此，問題仍然在于在多重選擇可能性同時存在的歷史環境下，哪種選擇是最優或者對于民族國家的發展來說是最正確的。正是在這里，提供了社會科學的可能性和限度，提供了在多重可能性選擇的場景下，區別真偽的基本標準。人們應當以此來衡量社會科學的進步及其動力，而不應當因為社會科學領域同價值因素的糾纏就淪落為相對主義。同時，人們也不能僅僅根據粗造的經驗事實就對于理論的真偽作出判定。顯然，任何一個時代的制度改革實踐最終都會成為一種經驗的存在，但是，從歷史的視野來看，評價本身始終應當著眼于對于民族國家而言的最優發展，而這無論是對于任何一個歷史時代而言，都可以通過經濟的增長與衰落，以及這種增長與衰落所發生的歷史時效性和對于社會付出代價而言的經濟性等等得到判定。
這種情況也愈加說明民族國家在遭遇全球化競爭的新的環境下進行正確選擇的必要性。也說明在現時代的條件下，社會科學本身必須盡快擺脫混亂的狀況。在農業社會的條件下，民族國家的發展基本上是由其地理環境和氣候及耕作條件等等因素所決定了的，加之這種經濟生活的內生性質和封閉性，以及國家之間貿易關系對于民族國家的生存發展只具有次要的意義，同時，也由于在人類認識的早期理性能力尚處于幼稚階段，所以，民族國家的戰略選擇中的最優概念似乎只能取決于各種利益實體在現實生活較量中所處的位勢，甚至于各種偶然性的因素。然而，在競爭已經日益成為知識競爭的現代條件下，在經濟競爭力的較量已經日益成為國家間的較量，而且這種國家間的較量日益深刻的影響著民族國家內部的企業和個人的生活質量的情況下，民族國家的集體選擇過程中智慧和理性認識的分量，已經空前的加大了。在這種情況下，那種不問情由，根本不考慮民族國家發展總問題，僅僅從某種政治偏好或一己私利出發的制度設計和改革推動，無論是從理論還是實踐的結果看，都是錯誤的和非正義的。
回過頭來說，規范理論實際上就屬于這種政治偏好。規范理論的研究者可能對此不能自知，但是，一旦規范理論由于意識形態的強大作用而成為一種貌似具有普適價值的政治偏好而到處強加于人，根本不考慮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現實和歷史，甚至于也不考慮究竟什么才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最優選擇及其理論表達的時候，規范理論就愈加沉溺于這種政治偏好，愈來愈遠離理性分析的科學實踐。
規范理論，就其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總是試圖強加于人的制度模式，同時又不考慮歷史的過程性，把目標混同于手段甚至于過程來說，就是這種貌似理論的政治偏好，而這種偏好的自高自大和自滿自足又使得它格外偏離了人類的理性精神和批判性的原則。關于這一點，人們甚至從薩克斯論說波蘭改革的書名中就可以窺見一斑，那本書的名字就是《波蘭-一步跳過的改革》。但是，在剝去規范理論意識形態外衣的同時，指出這種理論的自滿自足性質，以及這種性質為什么由其理論上的前提在邏輯上就決定了，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容納對于制度轉型的過程性分析，還必須在這里簡略的作一分析。
在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學說所有錯誤前提中，有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這個根本性的錯誤始終未曾得到認真的清理和批判，這就是把所謂的個人或個人自由作為體系出發點的同時，也把它作為本體論的存在，而眾多的評說者也根本不問情由，以為這當真是一種本體論的存在，反而以訛傳訛，致使迄今為止在人的真正的本體論存在問題上眾說紛紜，謬誤成堆。
事實是，所謂人的本體論存在，恰恰是指人區別于任何別的物種和動物種類的存在，這種存在就“本體”一詞的基本含義而言，應當屬于本真的和必然性的存在，因而這種存在是人之所以為人得以確定的最終原因。就這個嚴格限定的意義上來講，人的本體論的存在從一開始就是社會性的存在。這樣講的內涵有二，一是人只有在社會存在的狀態下才能夠獲得他或她的自然稟賦中所有的本質特征。這一點已經由生物學試驗和一些由其他動物帶大的人類幼兒永久的和不可逆的喪失人的生活特性和能力的例子得到證明。在這些情況下，個體雖然能在回到人的社會之中后逐漸掌握片斷的字詞和進行簡單的交流，但是，其意識水平似乎再也不能超出幼兒階段。其二是指，個人只有在同社會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依存的狀態下才能獲得發展，才能夠賦予自由和創造以真正的內涵。只有這種社會性存在或者同社會之間在相互依存相互關系中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成為問題，也只有在這種狀態中，個人超越現實的自由才成為可能，這種現實不僅是指自然的環境，同時也指他或她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
由此可見，單純的動物性的存在，無論是群體的存在還是個體的存在，都同自由沒有關系甚至不可能提出自由的問題，因為動物的存在本質就在于它只能適應自然環境而不是相反。然而正是人的社會性存在或人與社會在相互關系狀態下的存在才使得自由意識成為現實，并使得自由的實現成為可能。自由對于人而言，永遠是不斷追求中的目標而不是某種絕對的狀態或永恒的善。
人的本體論存在不僅是一種狀態，而且意味著一種持續的展開。這種展開是由人所受到的來自于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制約所決定的。這意味著，當人的存在在某一天發生了質的變化，發生了超越動物界只能本能適應自然的新的生存特性時，這不意味著從此將會一步從必然王國邁入自由王國，而是意味著人從此開始了自由的耕耘，他或她從此不僅有了自由的想象和渴望，而且有了擺脫動物式的生存狀態過渡到不斷尋求自由新境界的期望和抱負。因為社會使這一切成為可能，所以，個人永遠只能在同社會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中實現著他或她的自由和抱負。所以，倘若說自由是人的本質的話，那么，這種自由從人離開動物界的發展道路走上人自身的發展道路那一天開始，就注定是個體在同社會整體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歷史展開，是在這樣一個永遠既受制于自然和社會的歷史環境，同時又不斷在想象著不斷實現著的自由和超越的過程。
只有從人的真實的本體論存在出發，才能夠正確認識處于高級階段上，比方說，在民族國家發展問題上的復雜現象。這種本體論存在從根本上提出了自由、創新和想象等等問題的必然性，同時又在根本上說明了尋求自由之過程性展開的必然性。因而，恰恰是人的本體論存在決定了自由的過程性，決定了在想象的理想的永恒的自由與歷史的現實的自由之間的分界，決定了人類社會所有復雜形態上對于自由的追逐和渴望永遠必須遵循的過程性，決定了人們對于這種持續展開的過程性和必然性的理解的必要性，決定了科學理解人和社會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并持續展開規律的可能性，因而決定了社會科學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規范理論作為一種有著悠久歷史和復雜演繹形態的認識傳統，它的理論基礎是多么不牢靠！規范理論意欲為民族國家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良藥秘方，然而，這個理論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由于將個人或個人自由這種種只能在抽象分離中才能成立的范疇作為全部體系的出發點，盡管用盡花言巧語將其抬高為本體論上的前提，卻由于這種割裂的粗暴性質，再也無法回到人的本體論存在的本真狀態。這種割裂不僅使得自由主義理論，包括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理論，不僅無法回到事物的真實，同時也從一開始就離開了社會科學探究應予遵循的真實邏輯。這種真實邏輯就存在于人的真正的本體論存在的方式中。因此，當自由主義規范理論這樣那樣的人物將某種被割裂的抽象前提作為理論基石和全部演繹體系的出發點時，這不僅決定了這種體系的全部邏輯走向不可能再回到人的存在的本體論真實，而且決定了這種演繹體系的論證方式和方法的非科學特征，決定了這種理論體系在問題和解決方式之間的不對稱性，決定了它最終不過是論證或求證某種訴求的合理性或正當性的演繹體系，而不是探求人或社會存在的本體論真實的社會科學。這個體系永遠擺脫不了在個人與社會、個體與整體、過程與結構、自由與責任之間的對立性質，永遠回不到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依賴相互作用的歷史真實。這種方法論上的片面性實際上從一開始就由于其前提的虛假性質和割裂性質決定了。因此，無論自由主義的形形色色理論怎樣把虛假的抽象當作本體論意義上的出發點，這些體系卻無論如何回歸不了本體論的真實。它們揭示不了事物的真實，揭示不了民族國家發展的規律，而只能給這個過程添亂。就其歷史作用而言，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訴求，它只能表現為不問民族國家實際處境的，違反規律的政治盲動，因此，它能夠表達和體現某些試圖操縱這種意識形態走向的國家利益，卻與那些追求發展的民族國家的真正利益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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