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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道路
本書的寫作是作者對于中國二十多年歷史性變革進行觀察和思考的結果，因此，如果說在對于民族國家如何走向繁榮這一問題上有所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歸諸于這場涉及到十幾億人民生活的規模空前的社會實踐提供了有史以來仔細觀察我們自身性格、制度和社會演變之間復雜關系的最為恰當的場所，以及最為豐富的人文的和制度的經驗材料。我敢斷言
，二十年來所積累的浩如煙海的經驗材料和歷史印記不僅構成我們認識人類本身的難得素材，而且也是中國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即將走向全面繁榮和創新世紀的基本前提。然而，為了走向這種繁榮和創新，即使是在大學和知識分子中，還有許多前提性的工作要做。
在這些諸多前提中間，一個十分重要的前提便是對于中國道路或者說中國模式的認識。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專業人士、學者和政治人物的事情和工作。對于這一領域的認識有助于相應領域社會科學的發展，而對于它在政治上的認同則可以為政治人物和國家權力機構的施政提供有利的社會條件。然而問題還不僅僅在于這些，問題的本質在于中國道路背后所隱含的那種涉及民族國家和社會的進步，從而涉及到千千萬萬男男女女現實生活的有關進步的概念，這種概念的內涵以及所具有的廣泛外延一旦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并形成為集體意識，就將成為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國度走向新的進步的不竭動力。社會將更趨向于總體上的和諧和團結，中國將在此基礎上再一次迎來制度、生產方式和人文精神創新的百年盛世。
問題的核心在于中國二十年來所走過的道路合乎普適理性的深層內涵，揭示這些內涵構成本書的基本任務。由于合乎這些普適理性的深層內涵，中國式的道路或者說中國的制度轉型才真正具有世界性意義。但是這種意義并不在于這種模式或者轉型方式本身，更不在于借此推崇或向其他民族國家推廣不同于“華盛頓共識”的另一種制度模式等等，否則，就會又一次犯模式或制度移植的錯誤，從而導致同樣的悖謬。人們更多的應當從中國模式的深層內涵中獲得將民族國家如何引向繁榮的方法論原理，而不是照搬中國二十年來的那些具體做法。至于中國為什么會走上這條路或者形成自己的模式特征，這完全是由中國社會的歷史條件決定的。但是，伴隨著二十年來不斷的經濟增長和成功，人們的思考和行動的方式都變得愈來愈自覺，因而更接近事物的真理而不是相反。
因此，中國道路所隱含的進步觀念源于那些普適性內涵。中國的制度改革實踐和發展提供了這樣一種進步的可能性，那就是不僅能在制度改革的同時獲得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不僅能在維護社會團結的同時使得社會成員的大多數逐步走上協調發展，不僅能夠避免由于革命性的方式所帶來的社會分裂甚至于混亂而造成民族國家各方面利益的失衡，而且能夠為民族國家帶來當代世界環境和競爭條件下的持續經濟增長和最為經濟的發展(相對于那種代價慘重的發展而言)，并且為后發國家趕超世界水平提供了希望和可能。人們知道，民族國家現在所面臨的發展環境既不同于資本主義早期歷史發展階段，甚至于也不同于二十世紀德國和日本崛起的歷史環境。民族國家全面性地被融入世界范圍的競爭體系這一點，決定了無論是充當知識和技術創新中心的民族國家，無論是充當資本輸出的國家，或者是充當制造業的中心或商品輸出的國家，乃至于充當源材料和能源輸出的國家，都必須選擇代價最小，因而是最為經濟的方式來推動改革并贏得增長。在現時代，對于民族國家的進步而言，在某種程度上，時間和效率就是衡量的尺度。而曾幾何時，這種概念還僅見于描述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的管理模式中。換句話說，在現時代，民族國家生存和發展的緊迫性和刻不容緩，決定了這個時代進步觀念的內涵。
人們可以從這種視野出發來回顧歷史上形形色色的進步觀念，并且通過比較來分析和判斷進步觀念的歷史性變化。歷史上的社會進步往往不是指的政治制度的變遷，就是經濟制度的變遷，這些進步往往都是通過革命的形式完成的，因而總是充滿了階級斗爭、戰爭、暴力和仇殺。在這里，新制度或新秩序的建立往往都經歷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而無論在新的制度建立或確立之后經濟如何恢復和獲得增長，無一例外的，在革命時期，民族國家的生產力都要遭遇沉重打擊甚至于是毀滅性的破壞。因此，當人們在評估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成就和歷史地位時，同樣不要忽視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的那些慘絕人寰的殺戮，以及在持續的政治較量中給那個社會所帶來的持久的心理傷害。
然而，上述進步觀念現今還遠未成為大眾的共識，甚至于還未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共識。這一方面自然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由于這種不平衡性，雖然有東部和南部沿海諸省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還存在著一些內陸省份的發展滯后。雖然有上海、北京、深圳、杭州這樣些欣欣向榮的城市群，另一方面還存在著廣大的落后的鄉村。雖然形成了富裕的中產階層，但是同時也存在大量的失業人口和貧窮的農業人口。在這種情況下，由負面的立場出發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對于現實甚至于改革予以批評的不同角度。這些批評的合理性顯而易見。但是，事情往往是這樣，這些批評者本身在某些情況下總是不自覺的將這種批評引向全面性的否定。正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比如，當人們對于二十年來國有企業改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進行指責的時候，他們完全忽視了，在中國，這種轉型的過程自始至終一直處于民族國家的控制中進行，因而從來沒有達到失控的地步。因此，當某些學者將其比之為俄羅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時，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對于俄羅斯和中國的國有企業的制度轉型無論是就原因、方式、過程還是結果而言，都顯得極其無知。他們甚至于不知道，即便對于像斯蒂格里茨這樣的經濟學家來說，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不是從國有產權的私有化(比如像俄羅斯那樣)開始，而是首先從放開競爭開始。而這一點，恰恰是同“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方式背道而馳的。再比如，當某些“新左派”義憤填膺的為農業人口的境況鳴不平，并且以此來否定總體改革形式本身的時候，政府已經開始在歷史上第一次全面廢除農業稅。人們知道，這首先就是因為政府財政的持續增長使得民族國家有可能在歷史上第一次認真面對該問題。類似的問題還可以舉出很多，這些都說明人們對于民族國家總體進步的內涵及其擴展能力認識不足。人們常常還是習慣于以偏概全，但是卻忽視了，在這里，某些方面的先行發展甚至于過度發展恰恰構成另外些不發展方面發展的條件，而不是相反。例如，俄羅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結果，不僅僅是以一部分特權階層和權貴偷盜式的掠奪致富和大多數人的赤貧作為條件，而且，那些新生的所謂資本主義企業由于這種道德上的性質并未帶來生產的增長，反倒是形成了一個個以掠奪他人生產成果為目的的企業群體。這種類型的企業生態不僅是市場經濟體內十足的怪胎，而且，在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上也聞所未聞。然而在我國，相當一部分的大型國有企業在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之后，逐步開始進入了利潤增長期。
本書的寫作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推進這種共識。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因為民族國家的發展尚需面對一些自負的甚至于以自由和民主為名義的挑戰。而這些以自由和民主為名義的挑戰，往往還打著貌似公正的幌子。然而，在現時代，這些挑戰的精神內涵早已失去了基本的客觀性準則，另一方面，這些挑戰及其政治主張仍然在不遺余力的，甚至于不顧現實的試圖通過革命的方式來推進業已被證明是民族國家發展毒藥的所謂民主政治模式的移植，因而對于民族國家未來朝著正確方向的持續演進有著潛在的巨大威脅。澄清民族國家在通往繁榮和個人自由道路上的真諦，將會動搖這些抽象民主和自由觀念背后的虛假基礎，以及在粗暴運用這些意識形態教義于民族國家現實生活時的反理性本質，從而推進民族國家精神生活的日益理性化。事實將會證明，這種普適理性的發現、推廣和民族國家集體精神生活的走向健康，是我國在下一個歷史發展時期內更為重要的任務，因為它將在根本上化解我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日漸革新和走向成熟時必然遭遇的抵觸和種種非科學的政治想象，而這恰恰是民族國家制度轉型得以有機的正確的和持續的展開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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