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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國家發展的最優選擇
歷史經驗表明，那種從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抽象模式出發，以絕對主義的態度在民族國家內部強行移植這種制度的抽象表達，同時排斥對于民族國家現實處境和歷史慣性作實際考慮的大規模社會改造，是同民族國家的持續穩定的發展背道而馳的。但是，在秉持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學說的人們那里，這種移植后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與現實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明顯
落差并沒有導致對于該種理論的徹底反思，而是把這種落差說成是某種暫時性的現象，某種不可避免的代價。就是說，通過這種進一步的預期和承諾，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學說試圖為自己找到一種拒絕批評的理由，一處暫時的避難所，并且把評判無止境的交給未來。
這種圖謀的逃避心態一望即知，然而這種暫時退卻的背后卻往往包藏禍心。對于正致力于發展的民族國家而言，在其經濟和政治形態正處于各種因素持續的相互作用和調整之中，在其經濟和政治制度正處于可塑性狀態的情況下，某種突如其來的政治和社會動蕩完全有可能將先前的成就毀于一旦。這一點，是民族國家的革新主導者不能不保持警覺的大是大非問題。在中國，那些不斷在海外制造噪音的所謂自由民主派，如今已經走上了罔顧現實甚至于一味詆毀現實的主觀主義。其個人遭遇和狹隘的政治抱負已經成為這些人揮之不去的歷史包袱，這些負面的心理因素和生活態度使這些人不由自主的站到了民族國家總體進步和發展事業的反面。事實上，對于這些仍然冥頑不靈，堅持將抽象民主自由教義強加給現實生活的人來說，只要仍然懷揣對于民族國家和它的人民的善良心態，不妨去了解一下前蘇聯著名的自由主義代表人士索爾仁尼琴在蘇聯崩潰后的反省和思想變化。這位曾經創作了《古格拉群島》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自由主義作家，一度曾受到西方輿論的廣為贊頌。就是這個人，在蘇聯解體后回到了俄羅斯，種種嚴酷的俄羅斯現實使得這位作家寫下了《俄羅斯的坍塌》這本書。此時的索爾仁尼琴已經完全成為自由主義政治經濟盲目而瘋狂試驗的無情批評者，同時也成為西方邪惡心理的鞭撻者。據索爾仁尼琴所說，整個俄羅斯的經濟自改革以來已經下降了兩倍，而在整個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才下降了25%。在他看來，西方蓄謀已久的反俄計劃及其實施也是俄羅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當然，人們完全可以不顧民生和民族國家的現實，甚至于不顧一個民族國家失去整整一個年代發展機會這種嚴酷的現實，來侈談什么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實現，然而，這無異于是民族國家人民的冷血殺手。當美國總統對于普京的種種政治作為提出非議，稱其為民主的倒退時，美國總統的心目中顯然沒有考慮在俄羅斯激進變革時期某些人是怎樣以文明時代最最卑劣和不道德的手法聚斂財富的。在這個時候，稱布什是冷血動物似乎一點兒也不過分。
但是，所謂代價論的說法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需要正面解答的問題，那就是，究竟是否存在民族國家發展的最優選擇或最優戰略，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這種最優選擇是什么？這種選擇所依據的那些基本的社會科學原理是什么？在經過將近十年的低迷和經濟萎縮之后，俄羅斯和東歐諸國似乎已經重新開始走上經濟發展和振興的道路。但是，俄羅斯似乎仍然在吃老本。蘇聯時期留下的龐大的軍工產業和這個國家豐富的石油等等自然資源在這里似乎起著主導的作用。但是，可以設想的是，類似于俄羅斯這樣的大國，在經過一端低迷的歷史階段后，只要它的人民仍然向往著幸福生活，只要一度在人民中間發生的普遍迷惘和集體意識非理性逐步轉向現實主義和理性，這個國家遲早都會走上振興之路。問題是，當俄羅斯由于失去一個時代的發展機遇而在新的歷史階段不得不將發展寄托于(哪怕是部分的)向世界和中國提供原材料和石油資源的時候，這種國家間歷史地位和格局的變化，難道是僅僅用代價論就能解釋的嗎？
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到民族國家發展形式的最優選擇問題。提出這樣的問題是源于人類生存環境的復雜化、技術進步的加速度以及民族國家之間競爭的日趨白熱化。在這種情況下，不選擇民族國家發展的最優方式，以幼稚的政治教義取代對于民族國家總體發展歷史環境和條件的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制定改革和發展戰略，在某種程度上無異于是自殺行為。
實際上，根據我國的經驗，從一個一度已經僵化和形成制度剛性的體制出發，在改革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在培育和逐步確立民族國家具有長遠戰略競爭力目標的同時進行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重新結構化，在重新結構化了的社會和個人逐步適應變化的同時也使得變化成為民族國家持續創新的動力，從而在變革的同時保持民族國家總體經濟水平的高速增長，在民族國家發展的總問題主導下不斷發現和解決民族國家內部諸因素的不平衡和沖突問題，并使得這些不平衡隨著問題解決時機的成熟而轉化為新的增長契機，從而實現總體上在不斷改革的同時維持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是可能的。
對于民族國家在制度轉型的同時實現最優發展的戰略目標而言，以下諸方面是最為重要的，在整個轉型歷史過程中需要一再遵循的原理。
�。�1］民族國家的發展在任何時候都是指的整體性的發展，因此，民族國家發展的總問題自始至終都必須是綱領性的目標。民族國家的總問題可以而且也必須被分解為諸多領域的發展問題，但是決不能被還原為和簡化為這些具體問題。民族國家的行政水平實際上集中反映為，在協調和統籌這些具體發展的同時保持總體上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民族國家發展的總問題和諸多領域的具體發展問題之間的相互關聯性質決定了，總是存在一種可能性，這時某些或某個領域或某類人群得到了過度的發展，而這種過度發展卻是以犧牲民族國家的總體發展作為條件的。因此，衡量民族國家特定歷史階段的發展是否健康和具有可持續性的標尺之一就是個別的發展是否在同時促進著民族國家的整體發展。
�。�2］對于處于轉型期的民族國家的發展而言，要始終記住的一點是，我們是從特定的歷史前提出發的，這個特定的歷史前提給我們提供了暫時性的安身場所。這個歷史性前提所由組成的那些政治制度、經濟制度、集體意識和歷史的形成了的人們的行為方式不是一朝一夕使然，因此，也絕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徹底改變。人類生活的學習性特征決定了，對于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價值觀念的適應總是一個過程。欲速則不達。因此，在引入革新理念的同時始終保持著對于歷史的客觀評價和應有的尊重，是避免社會分裂和持續穩定的基礎。這二者一起，恰恰構成了民族國家維持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總的條件。在民族國家發展的任何階段上，在給與社會生活持續注入新的刺激和活力的同時保持絕大多數居民的同心同德，總是相輔相成的兩個方面。
�。�3］轉型期的問題是總體性和系統性的問題。歷史的形成了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和社會意識和道德體系總是相互關聯的糾纏在一起。革命性的改革方式不僅意味著系統的迅速瓦解，同時意味著社會生活本身會迅速進入制度真空狀態。然而，人類生活本質上的社會與個人的相互依存性質決定了，在革命和制度真空的狀態下，恰恰也就是民族國家極端的無序狀態。在這種形勢下，掌握著權力和控制力的少數人由于人的逐利本性，在社會和個人相互關系失衡的形勢下，會形成掠奪式的財富積累，因而會導致整個社會的道德淪喪，導致正常生產和生活條件的喪失。因此，在制度轉型的問題上，從來就不可能在尋求發展的同時迅速完成制度的轉型。制度的迅速轉型就意味著革命和制度真空，而由此造成的社會無序不僅不可能帶來真正的社會公平和個人自由，反而會造成社會生產條件的全面破壞。在失去基本的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所謂個人選擇的自由，包括個人選舉權的自由，并不能約束掌握著權力和資源優勢的極少數人。恰恰相反，人們必須認識到，這種由極少數人控制大多數權力和資源的狀況，既是一種歷史形成的社會特性和歷史慣性，也是人們必須由此出發的歷史前提，同時也是使得大多數人對于自由和幸福的憧憬在社會失范的情況下注定落空的客觀現實。對于社會生活本質特征的分析表明，舊制度的結構就其對于社會的穩定性而言，總是存在著積極的意義。與其說新的社會結構和制度結構是通過改革行為得以建立的，倒不如說，是經過對于舊的結構的重新結構化過程實現的。結構的這種重新結構化既是舊結構走向新結構的持續創新過程，同時也是歷史的延續過程。結構的這種重新結構化之所以必須，是因為它符合社會和個人的生存特性和發展本質，而結構化本身則注定是一個過程。因此，制度成功轉型的奧秘，亦即在制度轉型的同時獲得社會總體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奧秘，絕不可能存在于只是關注制度抽象和靜態特征的政治和經濟學說中，而只能存在于關注這種重新結構化過程分析的學說中。
�。�4］以民族國家總體發展為前提和目標的重新結構化過程本身所包含的一個含義是，那些構成發展的條件總是因時因地所決定的，因此，對于最優化的發展而言，不僅從來就不可能通過制度“移植”而實現，毋寧說，所謂制度移植只是存在于理論的抽象中。因此，粗暴的移植必定意味著生活常態的喪失。進一步說，不僅制度移植是粗暴的、反常的、破壞性的，甚至于發展和進步的指標也是因時因地提出來的。在重新構造社會和政治經濟制度的同時，并不存在衡量社會和個人進步的普適性指標，普適性指標的抽象特征表明了它的空洞性質。對于民族國家的發展來說，不斷賦予個人以新的自由境界并鼓勵創新是極其重要的，但是，重要的是因時因地不斷提出問題，恰如其分和適時的為那些個人自由的實現創造和提供條件。
［5］在結構和重新結構化之間存在的相互關聯性說明，改革和轉型過程是極其復雜的。在引入新的生活原則的同時，比方說，在引入競爭性原則的同時，由于結構和重新結構化之間的關聯性質，某些事情將必然會發生，并且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人類事物的選擇性基于人們的價值認識，然而一旦選擇得到確定并付諸實施或成為民族國家的社會實踐，結構的相互作用就會自行展開，而這些相互作用的趨向，是可以預測和判定的。這一點恰恰給社會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可能。首先是選擇，接著就是重新結構化的開始，不過這種經過民族國家的意志正式啟動了的重新結構化過程有其本身的發展規律性。因此，民族國家改革的主導者切莫為形形色色的道德訴求弄昏了頭腦，更不能因此而失去改革的決心。重要的問題就在于牢牢抓住民族國家發展的總問題，并且在此前提下平衡各種道德訴求，通過這種平衡維護社會的基本團結。
最后，在本書的作者看來，民族國家的總體性選擇確實是存在的和必需的，但是在實際的民族國家生活中，這種選擇往往并未達到自覺的水平，并且總是通過特定民族國家內部復雜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實現的。但是，一旦民族國家的選擇確定了，事情本身就會轉入一個相互作用的復雜過程，該過程在相當程度上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然而其方向及其對于總體進程的影響，卻是可以調節的。人們可以在此基礎上對于形勢進行評估，適時的推出和推進新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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