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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不能解決民族國家的發展問題
在形形色色的對于民族國家發展問題所提供的方案中，其中確確實實有很多是從狹隘的民族國家內部的某個特殊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出發的。一般來說，民族國家如何發展的解決方案總會涉及到該方案的選擇究竟會在怎樣的程度上影響著各個階級和各個階層人們的生活，因而會受到不同階級或者不同階層人們不同的歡迎程度甚至于采取反對的態度。但是，
這并非是問題的全部。假如民族國家的歷史選擇只能通過這種不同利益和不同取向之間的博弈來完成，或者退一步，假如民族國家只有通過這種博弈才顯出公平，才能達到最佳的結果，那么，通過移植民主選舉的制度似乎就是唯一正當的方式了。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按照“華盛頓共識”所開始的前計劃經濟國家鋪天蓋地的民主改革運動實際上就是這種觀念在實踐上的集中表現。這些國家之所以陸續走上這條道路，其擺在第一位的主要原因，其實都是因為在計劃體制和前社會主義的模式下，民族國家存在著普遍的發展不足或欠發展問題。人們曾天真的以為，只要選擇了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并且在此政治前提下推行市場化和自由化的經濟制度，發展問題便能自動解決。事實證明這二者之間并不存在這種立竿見影的相關性。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這些移植了民主制度國家普遍的經濟萎縮為此提供了再清楚不過的歷史注解。與此相反，似乎一直在摸索著經驗，探索著自己獨立的改革和開放道路的中國，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社會上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加上在此之前亞洲其他幾個迅速發展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國家或政府主導的改革在經濟績效和社會后果上都遠遠好于通過充分的政治博弈來實現發展的發展模式。這些難道是偶然的嗎？
正統的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是不可能對此作出解釋的。事實也一再證明，盡管彼此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存在著極其巨大的差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只是在事實上承認這一點，至于在理論上，人們并未看到絲毫的調整和改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經驗一直是作為某種特例甚至于異端來加以對待的。
事實上，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一直就對這種國家主導下的成功經驗心存排斥或者說存心排斥。原因很簡單，在這種原教旨主義的理論教義和解釋框架中，根本就不可能容納“國家主導”這樣的字眼。無論是在“還政于民”還是在“看不見的手”的抽象說法中，作為民族國家整體的概念都被放在了微不足道的位置，它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不是前提。在這種理論教義看來，只有從個人自由的原理出發，才能夠給個體帶來真正的幸福。且不論這里是否已經離開了民族國家發展繁榮的主旨，即便就事論事，也會發現歷史似乎極其荒誕的給人們開了個玩笑。移植民主制度的模式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后之所以受到人們普遍迎合，其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到這種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大肆渲染和影響。可是事與愿違的是，那些對此趨炎附勢的民族國家似乎并未因此獲得發展上的回報，反倒是不得不吞咽下一大堆的歷史苦果。當中國的發展與日俱增甚至于在一個全新的境界里沖破西方意識形態的重重抵觸，開始深深地影響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時候，這種失望和內心的不平衡就愈是深刻。回頭來看，這個主義在當時之所以威力巨大，一是因為僵硬的計劃經濟制度的普遍失敗，二是因為這種教義在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影響，三是因為這派教義在大學和社會科學機構中無可爭辯的統治地位，四是因為來自于前計劃經濟國家的知識分子和民眾對此在一段時間內所抱的近乎瘋狂的熱忱態度。人們現在可以不去羅列在這些國家里曾經發生的那些巨大變化和重溫這些歷史悲喜劇，但是在塵埃落定之后進行冷靜思考的時候，人們，尤其是親身經歷這些巨大變化的人們，是有權力得到解釋和說明的。
現在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人們不能指望信奉和到處兜售原教旨主義政治和經濟學說的國家和人士來完成對于這一階段歷史的合乎實際和合乎邏輯的解釋。這一方面是因為這種解釋不可能存在于這些原教旨主義的理論范疇內，而只能導致該范疇體系或結構的解體或修正。另一方面，由于這種原教旨主義在國際政治生活中如此深刻的被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因此，這種正相關的解釋不可能符合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治需要。人們可以很有趣的看到這些年來美國政府在處理國家間關系的方式上所發生的種種微妙而意義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一方面表現在對于同中國政治和經濟崛起保持著實用主義的關系，又對于中國模式的成功原因保持緘默并對它的未來深感憂慮。另一方面，取代徹底的政治和經濟自由化模式的同時兜售，美國政府如今推廣的，是更大程度上借助強權和實力來親自動手，瓦解它所謂暴政和專制國家。解決方案已經徹頭徹尾的成為單一的政治解決方案。至于這種方案是否會給這些國家帶來無止境的動亂和經濟上的傷害，已經完全不在議題的考慮之中。在“華盛頓共識”日漸式微的今天，國際社會的注意力似乎正被美國政府牽入完全可能導致另外一場社會無序的紛爭之中。
這種拒絕對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民族國家謀求發展的歷史進行客觀解釋和科學說明的狀態說明，那種植根于移植民主和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模式，已經徹底的喪失了它的科學基礎。如今僅剩的只是求助于還部分殘存的對于民主和自由這樣些抽象字眼的政治想象，而這種政治想象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完全喪失了貌似全面的代表性。在中國，對于這種政治想象的迷戀也只是存在于那些病態和扭曲的心態中。持有這種心態的人似乎已經喪失了觀察社會的客觀性立場，理性思考的能力已經讓位于單純的政治抵觸，因此，已經被主流社會洶涌澎湃的發展邊緣化。可以預見的是，假如這一招在時隔若干年之后再度被發現是民族國家走向繁榮的禍害，那一天，也將是原教旨主義政治和經濟學說徹底失去市場的歷史時刻。
事實上，對于民族國家的繁榮和發展來說，通過不斷的內部革新確立一種能夠持續保持經濟發展并逐漸適應變化的經濟制度是可能的。同樣，通過不斷的改革，確立一種更加人性化和符合個體越來越自由的個性主張和趨勢的政治制度，也是可能的。但是，所有這些都必須以事實上的不間斷發展作為前提。這種導致民族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得以持續發展的奧秘并不存在于自由主義政治和經濟學說的機械教條中，而是存在于民族國家有機的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因而，是存在于另一種理論形態中。嘗試著將這一理論形態揭示出來，將遮蔽于其上的種種謬誤和歧見消除掉，是我們當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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