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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全球范圍一個最為重要的現象，就是自冷戰結束之后以中國和前蘇聯為代表的一大批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為了解決自身發展這樣一個表面上的共同問題，紛紛走上了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之路。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旨在建立一種能夠促進和帶來持久發展的制度的轉型之路，其范圍之廣大和影響之深遠，足以稱之為近代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以來最有意義的歷史現象和社會實踐。
這場制度轉型實踐的核心，是將那種以指令性計劃和服從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制轉為一種以競爭和人性化為特征的市場經濟體制。由于這樣那樣的歷史原因，中國和俄羅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諸國相比，走出了一條很不相同的轉型與發展之路。中國的道路從形式上看，迄今為止都是按照循序漸進的方式在進行；而后者則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采取了激烈的和大爆炸式的激進形式。從內容上看，中國的制度轉型道路自始至終都圍繞著發展的中心而展開，在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的安排上更多的表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延續性，這使得中國的制度轉型過程一直顯現出可控的狀態。而對于后者來說，由于采取了國家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一攬子轉型的方式，因而在轉型過程中都曾出現過暫時的制度真空和社會混亂狀態。從改革的思想來源上看，中國一開始采取的是以現實社會反應為準繩的經驗積累和摸索前進的方式，因此在改革的早期表現得極其謹慎和步履蹣跚。而隨著改革的成功尤其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改革的行為方式表現出更有預見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形成了主導改革和轉型過程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的思想原則，我稱之為執政三要素。而對于其他那些轉型國家來說，轉型的思想來源一開始便深受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某種理想制度設計主導下的大規模的制度移植試驗。這種制度移植試驗的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在于，它不是從現實社會的反應出發來制定政策和影響社會變遷的走向，而是希望通過一攬子的改革在一個極其短暫的時間里就改變制度和人們的行為方式。最后，由于持續的發展和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的變化，中國的改革成就遠遠超出了改革初期改革發動者的預期。而對于其他轉型國家來說，由于普遍遭遇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深度經濟衰退，因而不得不對先前的改革思路予以反思和調整。
為什么不同的轉型方式會帶來如此不同的后果？換言之，轉型國家，或者更寬泛的說，民族國家如何才能通過制度改革獲得持續的發展條件和機會？這里邊蘊含著哪些不能違背的社會科學知識？對于這些問題的探索和回答就是本書的任務。
顯然，對于這些問題的探索和回答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它需要一種廣泛的綜合，需要一種涵蓋了社會結構演變過程那些主要方面的社會理論。不僅如此，由于這種與社會結構演變相關的過程無時無刻不與民族國家的總體發展密切的聯系在一起，因此，它又不能僅僅被歸屬于那種泛泛而談的社會發展理論。用我的話來說，它需要的乃是一種旨在發展的民族國家的發展觀。
奇怪的是，我們在大力向轉型國家推銷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不可分割的“華盛頓共識”和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那里，卻一直沒有看到這樣一種理論綜合。我們沒有看到，在一個既定的制度現實面前，民族國家如何行動才能保持這兩者的同時并進，與此同時，能夠因為制度的改革帶來并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這種情況只能說明，人們在冷戰結束的一個歷史關頭一度失去了理智，錯誤的以為只要將那些成熟狀態的政治和經濟基本條件移入轉型國家，就一定能帶來普遍的繁榮。大量的歷史記載表明，不僅轉型國家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們起初是這樣想的，甚至于許多普通居民的行為也受到這種虛假預期的驅使。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冷戰結束后的初期，在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廣泛影響和西方社會生活方式的示范下，轉型國家一度普遍陷入了無批判的集體意識狀態。人們忘記了，那些標準化的完善的制度設計和藍圖，只是西方社會長期演化的結果，而對于轉型國家來說，無批判的接受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制度抽象的強加。問題在于，人們由此出發的那個社會現實和制度遺產同這些標準制度設計方案之間必然會發生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由于缺少描述這種相互作用方向的社會理論，加之魯莽行事，因而恰恰會導致一系列災難性后果。
盡管如此，在時隔十幾年之后，關于這場轉型實踐的反省仍然未能上升到社會發展理論的高度來進行，而對于“華盛頓共識”背后所包含的一系列認識前提上的謬誤，也沒有予以真正的理論清算。但是，在中國社會的知識界和輿論界，那些原教旨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意識狀況和社會影響表明，人們對于那種一攬子抽象民主制度的移植，往往還懷抱著蒙昧的期望，而全然未能看到這種激進改革對于我們這個社會朝著正確方向的持續演進有著怎樣的致命的威脅。
本書在實踐上的中心目的之一，就在于希望能夠從民族國家發展觀的高度表明，為了中國社會的全面復興，人們必須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保護著中國社會的制度轉型按照一種漸進式的方式持續的和健康的擴展下去。在這里，任何希望通過激進的和爆炸式的方式來完成制度轉型的政治想象和誘惑，都是極其有害的。
我希望通過本書的探討能夠揭示，所謂漸進式改革或轉型與激進改革或轉型的區別，決非迄今為止人們所想象的那樣，似乎僅僅是一種速度上的區別，更不像某些哈佛學者曾經表明的，僅僅是分一步還是分幾步跨過一條河溝那樣的粗陋的比喻。轉型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充滿了規律、適應性和學習。因此，轉型實踐向我們敞開的是一個尚未認識的巨大的認識領域。與此同時，當制度轉型同民族國家的總體發展這樣的價值選擇和戰略選擇密不可分，并且因為當代民族國家之間競爭的日益緊迫而須臾不可忽視時，轉型過程更應當按照社會發展和事物自身的規律來進行而不是相反。
我認為，自上世紀末年至今眾多國家的轉型發展，是人類社會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范圍廣大的歷史實踐。它們所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結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怎樣才能從一個具有強大制度剛性和社會統一范式的現實處境出發，通過一系列的改革過程，走出這樣一種制度困境和社會困境，在不斷確立一種具有競爭力和活力的制度和社會范式的同時，贏得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進步，并由此改變本國人民的命運及其在國際關系體系內的地位。事情的這種提法說明，對于這場歷史性的轉型實踐，迄今為止人們對于它的認識和經驗積累少之又少。另一方面，這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實踐又給人們提供了觀察人類自身性格和制度變遷千載難逢的機會和素材。因此，那種指望通過簡單移植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經驗和抽象理論來完成轉型的做法，必然會導致脫離這場轉型實踐的歷史場景。正確的做法也許是，在批判性的接受人類認識成就的前提下，對于這場具有獨特個性的歷史轉型進行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在此基礎上推進和豐富我們對于人類性格和社會的認識。
本書的思考和寫作即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而展開的。同時下流行的那種注疏和移植西方社會形形色色學術流派和觀點的做法不同，本書希望能夠從一種更為寬廣的歷史視野和概念框架出發，深入的思考這個過程本身并接受這個過程的修正。顯然，這只是一種理論嘗試，至于它的結果，不僅需要通過歷史本身來檢驗，同時也需要接受來自于讀者的批評。在我看來，這兩者實際上都是關于歷史真實的對話，正是在這種持續的對話過程中，我們才有希望不斷的增進認識并接近事物的真理。
2005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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