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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宜勇 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須全面深化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任務和措施的認識。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以下幾個制約條件，澄清概念上的模糊之處。
首先，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是國內的相對水平，不是國際的相對水平和絕對水平。
有人一提中國中等收入水準，就照抄美國中產階級的標準；也有人認為應該使用世界銀行使用的中等收入國家的標準，這些都是時空錯亂的結果。事實上，中等收入是一個結構性指標，這是出發點，描述中等收入可以使用對應的絕對指標，但是一定要符合國情。
其次，基尼系數一日不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一日難提高。中國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須加快城市化進程，在農村人口占61%的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是難以想像的。從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來看，情況也不樂觀：中國上世紀80年代初期，基尼系數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上世紀90年代末為0.458。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這樣的貧富懸殊比之發達國家、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前蘇聯國家、東歐國家都大。
中國必須在縮小基尼系數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數學分析上兩者是嚴格對等的。到2020年，如果中等收入者比重要達到50%以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至少要降到0.36，農村至少要降到0.44，城鎮至少要降到0.31。發達國家中產階級都是在資本主義中后期的產物，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水平都相當高，農村人口都在8%以下。中國目前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十分明顯的國家，農村人口占大多數，城市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還有一定困難，農村如何培育中等收入群體更是一個大問題。
最后，中等收入群體主要并不是看消費水平，也不是看財產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續的收入能力。比如德國的中產階級其貸款規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許多財產不擁有完全產權，只擁有有限的不完整產權，這樣和擁有完全產權的財產就不能簡單地畫等號。盡管消費信貸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礎上的，但是由于消費信貸有放寬的比例，而且國外允許個人破產，所以在消費和財產的分析比較時需要慎重。
最核心的問題是，雖然中等收入群體結果表現為收入水平，但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決定因素在于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國外中產階級的形成是基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在企業內部，通過管理的壟斷、技術的壟斷、技能的壟斷和知識的壟斷，向傳統資本壟斷者索取超額的剩余價值的長期過程。而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赫克曼在北京大學演講時指出，中國目前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嚴重削弱了發展中等收入階層的后續力量。
發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是中國現階段的重要任務，但從以上的約束條件可見，這是一個長期、艱難的過程，也是一個涉及社會各方面的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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