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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中，我進入了“無錫名人錄”的網頁，發現里面名人數百，僅現當代經濟學家就有陳翰笙、薛暮橋、孫冶方等十多位。薛暮橋同時為官，在這些人中算是官階最高。
既為官又治學，這必須在組織紀律和個人觀點沖突的時候有一個大的支撐。既要顧全大局，又要堅守底線，這是中國知識分子最艱難的選擇。薛暮橋是一位能忍能讓的謙謙君子，但無論如何退守，他都盡量堅守著一條底線，那就是實事求是。據他女兒薛小和回憶：19
78年初，薛暮橋去參加五屆人大，聽罷當時國家計委領導在人大做的計劃報告，回到家中非常生氣，以致拍著椅子的扶手失聲痛哭起來。他邊哭邊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個報告還陷在分錢分物的數字里，不講政策，不圖指導方針的改變。薛小和說，以她父親那樣平和、內向、長于忍耐的性格，而到痛哭的地步，真是急到極致了。改革的年代沖突和碰撞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因為主張改革，薛暮橋受到了幾次批評，還有黨組的正式批評，更有多年的老領導的不滿甚至拒之門外。在這種情況下，薛暮橋盡可能地堅持了他的主張，很多時候是在忍耐和等待中堅持的。
薛暮橋所堅持的實事求是，來自于他一以貫之的調查研究的“習慣”。吳敬璉曾當過薛暮橋的助手。薛暮橋給他的最大感受是薛暮橋總是讓理論與現實狀況緊密相連，從來不憑感覺辦事，也從不固守老經驗。“最了不起的是在七十開外的高齡，仍然堅持調查研究，不斷汲取新知識，更新自己的觀念。”吳敬璉的這一說法是有依據的。“1932年年初，到設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工作，在副所長陳翰笙（中共秘密黨員）指導下，從事農村調查。初夏，中央研究院因社會科學研究所搞進步活動而被縮編，并遷往南京。我被裁減。此后到家鄉進行農村調查，寫了《江南農村衰落的一個縮影》，是我的處女作，發表于《新創造》雜志創刊號。隨即又寫出《浙江省的二五減租》一文。”這是薛暮橋晚年自述的“年表”中關于“處女作”來歷的描述。而這篇“處女作”正是從他深入自己的家鄉無錫西北鄉禮社鎮薛姓家族集團的盛衰過程得到的“成果”。調查中他具體領教了禮社農民的地租捐稅負重和遭受城鄉高利貸的盤剝的痛苦，大量調研材料材料讓他得出“天災、人禍、內亂、外患，仍隨時隨地予農村經濟以重大威脅”的剖析，讓他得出“然自身已成腐木，決不足以支此將傾之巨廈。惟有坐待狂飚勃起，以結束其風燭殘年而已”的結論。這種從調查中形成研究成果的做法，薛暮橋一直沒有間斷過。直到86歲那年，他仍不顧高齡，風塵仆仆地趕到老家無錫考察鄉鎮企業。
有人對比他的無錫老鄉孫冶方在經濟研究中的“方法”：學馬克思《資本論》出身的孫冶方多采用抽象法；搞田野調查出身的薛暮橋更加信奉歸納法；孫冶方想問題往往側重在理論方面，薛暮橋則側重于實際工作。當然，盡管存在“方法”差異，但并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
套用“做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堅持做好事”這句俗語，薛暮橋一輩子堅持調查，堅持實證，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自己的原則底線，對于眼下浮躁急進的我們來說，無疑是一個楷模。
《市場報》 (2005年08月03日 第十版)
作者：本報記者 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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