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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已經過去半個多月了，中央民族大學的大三學生小郭還沒有回家的意思，她準備利用這個暑假勤工儉學，雖然不能攢出下學期的學費，但是些許的生活來源是對自己的安慰。
隨著高校學費的不斷上漲，高昂的學費已經成了很多大學生家庭中不得不面對的難題。6月28日，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提交的審計報告中爆出，2003年18所中央部屬高校違規收費高達8.68億元。消息傳來，再次加深了人們對高校收費問題的關注。
學費猛于虎
一位剛剛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同學告訴記者，根據錄取通知書上的規定，入學時他將交納學費5000元、住宿費1500元。但他的父親卻打算為他準備更多的入學費用，因為根據兩年前考上某地方大學的表姐的經驗，入學交納的費用遠遠不止通知書上規定出的數目。
這位家長的擔心不無理由。根據李金華的審計報告，18所違規高校收取未經批準的進修費、MBA學費等64427萬元，國家明令禁止的費用6010萬元，自行設立輔修費、旁聽費等7351萬元，超標準、超范圍收費的學費、住宿費等5219萬元，強制收取服務性、代辦性收費3284萬元，重修費、專升本學費等554萬元，共計8.68億元，比上年增長32%，占當年全部收費的14.5%。從審計情況分析，部分高校在招生入學這一環節中違規和不規范收費的現象尤為嚴重。
高校學費已經成了近幾年來公眾批評的新焦點。一位人大在讀的學生向記者感嘆，學費猛于虎也。今年教育部規范高校收費規定普通專業每年不超過六千元，除了藝術等專業收費每學年在萬元左右外，其他普通專業收費一般在5000元、5500元、6000元三個檔。高校只許收學費和住宿費，違規收費一律沒收。可是即便按照教育部的這個規定，低則五六千、高則上萬的新生入學賬單，對于很多低收入家庭來說，仍是巨額數目。再加上學生的日常生活開支，供養一個大學生平均每年要超過一萬元。而2004年我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和農民年平均純收入為9422元和2936元，以此計算，一名城鎮居民4年多的純收入或者一名農民10多年的純收入僅夠供養一名大學生。于是，每年因交不起學費而四處求助、因交不起學費不得不輟學的消息頻頻見諸報端，高收費實際上已成為某些地區農民脫貧的嚴重障礙。
一位家長告訴記者，高昂的學費讓他們夫妻不敢隨便花錢，他的同事中更有小孩還沒出世就開始為將來的教育攢錢的了。這位家長發出質疑，國家年年強調加強教育投入，為何高校學費卻只增不降呢？
收費規則在哪里
記者采訪的多所公辦大學的負責人表示，他們都是按照國家和北京市的規定向學生收費，并沒有亂收費。
北京聯合大學商務學院院長孫明介紹，按照現在的日常運行成本粗略計算，理工科大學生人均培養費一年約1．5萬元，文科生每年1．2萬元至1．3萬元。根據教育部規定，高校收取學費的比例為學校年生均日常運行成本的25%。以該院為例，每個學生每年的學費是4600元，這只占培養成本的1／3左右，其余的2／3左右仍要靠國家負擔。據了解，其他公辦高校的情況也大致相同。
既然有了日常運行成本的規定，目前高昂的學費是理所當然的。然而，記者在采訪過程中卻發現，這個日常運行成本存在著爭議。
很多家長和大學生告訴記者，他們從沒看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或任何一所高校公布過“學生培養成本”的核算依據和核算過程，也從來沒被告知過培養學生的成本具體包括哪些方面，培養成本核算被牢牢地控制在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管理者這些“內部人”手中，成為一個謎一般的數字。于是，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門和高校始終堅稱自己承擔了主要的培養成本；另一方面，公眾一直默默忍受“西部7個壯勞力負擔不起一個大學生”的痛苦。
一名會計師幫助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根據教育部規定的學費測算方法進行計算，假定2002年的人均學費為5000元，則可以得出現在大學生年人均培養成本為2萬元。如果一個大學有3萬名在校生，那么我們可以計算出該校年運行支出為6億元。但事實上，目前在校生規模在3萬人左右的高校不少，年運行成本達到6億元的卻是鳳毛麟角。
另外，如果嚴格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費占每生每學年平均教育培養成本的比例一般不超過25％”的規定計算，理工科學生最多應繳學費3750元，文科學生則應在3000元左右。那么這又與教育部規定的普通專業學費不得超過6000元的上限矛盾。大學教育準確成本愈發顯得撲朔迷離。
政府經費投入不足
與學生和家長抱怨高校收費過高相對應，一些學校的負責人指出，如果非要說目前高校收費過高的話，其背后的原因也不僅僅是幾所高校的錯誤，而是整個教育體制、教育投入不夠的問題。
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聯合國教育權報告員托馬舍夫斯基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考察中國教育狀況，她指出，“中國的教育經費只占GDP的2％，而且政府預算只占教育總經費的53％，剩下的47％則要求家長或其它來源來補上。”按照這個數字，我國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在發展中國家屬于中等偏下。
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經費資源遠遠趕不上高校規模的擴大。因此從表面上看，近年來高校學費收取水漲船高，也確有不得已的苦衷。
孫明說：“有一些學生和家長常說‘我們上大學不就是聽老師講課嗎，怎么要交那么多錢呢？’其實不然，學校的征地，教學樓、學生宿舍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都需要投入。”
事實上，我國連續幾年大躍進式擴招，使大學毛入學率從5％上升到了15％，入學率的提高給學校帶來了很大壓力。一所知名高校掌管學校財政多年的校長大發感慨：“社會對高校收費的了解太片面，如果要負責任地辦一所學校，讓學校很好地運營，真是太難了。”校長介紹：“除了國家撥款，加上地方撥款，以及學校自籌經費，包括學費、學校校辦企業的收入以及老師承擔科研和額外教學得到的收入，這是學校全部的收入了。”但學校僅人員工資和公用開支兩項就不少，還不包括學校添加實驗室、修操場等基礎建設和添加設備的資金，也就是說，現在學校的經費十分緊張，學校并沒有從中得利。并且，對教育經費的需求還在日益增加。《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簡報》刊登的一則研究報告認為：到2010年時，我國教育經費總需求將達到12300億元，占GDP的6.8%；教育的財政性資金需求達到8200億，占GDP的4.5%。到2020年時，教育經費總需求將達到31300億元，占GDP的8.6%；教育的財政性資金需求達到18500億，占GDP的5.1%。也就是說，如果政府對教育經費不加大投入，高校收費的標準還有可能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公共資源資本化是根源
面對著公眾的質疑、高校的為難，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經濟學博士黃衛華認為，國家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僅僅是教育高收費的淺層次原因，教育高收費緣于中國經濟轉型時期政府行為企業化、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的資本化。
黃衛華介紹，高等學校學費制度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時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也不足，卻沒有亂收費的情況產生。而目前在城市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政府對教育投入相對比較充足的情況下，教育收費仍居高不下。
黃衛華認為，學校在政府規定的項目上收費，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學校對政府規定項目以外的所有收費都按照市場行為來執行。在后一種情況下，學校使用教育公共資源，按照市場價格出售給教育需求者。公共資源被資本化，當作私有資源按照市場價格出售了。所以政府限價不能夠控制教育壟斷和等級化所帶來的教育服務的高價格，只要存在壟斷、等級化、政府行為企業化和信息不對稱，高價學費就產生了、亂收費也出現了。這次審計出的18所高校違規收費的根源也在于此。
6月28日，審計署公布高校違規收費后，記者曾在第一時間撥通了國家審計署宣傳部的電話，其負責人沒有向記者透露18所高校的名稱，但表示，隨后將有公告出來。相信不久后這18所違規高校的名稱將陸續浮出水面。但違規收費的問題解決了，高昂的大學學費恐怕依然是困擾著家長、學生，乃至整個社會的問題
作者：:金天 李江濤
（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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