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橋：不斷否定自我的經濟學大師

　　幾天前，經濟學大師薛暮橋在潔白的病床上定格了6年的最后人生走到了盡頭，而在他身邊的人看來，薛暮橋一生“不斷思索、不斷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并沒有逝去。

　　經濟學家吳敬璉曾評價說，薛暮橋從上個世紀30年代起研究經濟學，中間經歷了相信計劃經濟，后來又力主改革、走市場經濟之路的漫長過程。吳敬璉認為，薛老最了不起的是，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夠不斷汲取新的知識，不斷更新自己的觀念。

　　中國保監會副主席李克穆曾在上個世紀80年代任過薛暮橋的秘書，他說，年長他48歲的老人留給后人最重要的財富是執著和淡泊名利。

　　李克穆曾經在1996年幫助薛暮橋整理回憶錄，在他看來，老師薛暮橋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運用經濟學理論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以及改革開放之后……

　　擇其大的方面說，上個世紀40年代，薛暮橋運用貨幣理論取得了山東解放區對敵貨幣斗爭的勝利，并對全國范圍的對敵貨幣斗爭、貿易斗爭產生重要影響；50年代，薛老主持創立了新中國的統計體系；60年代，主持建立了我國的物價管理制度，并在“大躍進”后成功地對物價進行了調整，實現了穩定物價的目標；70年代末，提出準許待業青年自找就業門路，支持鄉鎮企業，鼓勵長途販運，推進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80年代初，他深刻論述了我國必須實行商品經濟，并系統地提出了財稅、金融、價格、外貿以及國有企業等體制改革方案。

　　“勇于修正錯誤的、過時的觀點”

　　2005年3月，101歲的薛暮橋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詞是，薛暮橋從事經濟研究的最大特點是理論聯系實際，善于在實踐中形成、發展和堅持正確的觀點，并勇于在實踐中修正錯誤的、過時的觀點。“勇于修正錯誤的、過時的觀點”的背后是幾十年來薛暮橋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留下的重要印記。這個印記就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

　　薛暮橋的女兒薛小和在父親百歲生日時，撰文記錄了曾任國家計委主要領導的薛暮橋“轉軌”的過程。

　　薛小和說，從1948年在西柏坡時，父親就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開始籌備成立新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直到“文革”被打倒，都一直在計劃經濟體制里辛勤地工作，為建立和完善計劃經濟體制嘔心瀝血。

　　正因為如此，薛暮橋也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著切身的體驗，他曾有過兩三次對計劃體制非常委婉的批評，但都因形勢所迫，一露頭就收了回來，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價。

　　1976年“文革”結束后，薛暮橋開始一步步系統地深入批判計劃經濟體制，1980年后，更是親身參加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工作中，任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顧問。

　　1980年夏天，由國務院體改辦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以下簡稱《初步意見》)明確指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

　　薛小和回憶說，這個《初步意見》和父親后來代表體改辦在各省區市第一書記會議上做的“說明”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從改革的歷史來看，《初步意見》可以說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父親這個當時的國家計委副主任，站出來批評自己過去從事的事業，否定計劃經濟體制，不但體現了他不斷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更使這種批評和否定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薛小和說。

　　只有初中學歷，卻寫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

　　1979年年末，日本《經濟新聞》發表一則消息說，中國有一本書，跑遍全北京都買不到，這就是薛暮橋所著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這本印刷5萬冊的書居然不到兩個月就被一搶而空，不僅各個經濟相關部門、公司在買，就連一些駐北京的使領館都想買。

　　這本書批評說，過去20多年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多次受挫，是因為違背社會主義客觀經濟規律，書中還強調按客觀經濟規律把社會主義建設引上正確軌道，并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初步探索。由此也被一些學者稱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

　　書的作者薛暮橋雖然被稱作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經濟學知識一方面是在年輕時候在3年的牢獄生活中從書本上自學來的，一方面是上世紀30年代追隨陳翰笙先生做農村調查時從實際中摸索出來的。

　　而在李克穆看來，薛暮橋畢生浩瀚的成就則得益于他對知識孜孜不倦、執著的追求，哪怕在追求的過程中荊棘叢生。

　　這本后來賣了1000萬冊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卻是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的。

　　薛暮橋開始動筆時，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當時他在被關押的房間里寫，在干校坐在小馬扎上伏在床鋪上寫，自己復寫，自己裝訂，一塊黑底紅花的頭巾包裹著那一摞摞的手稿。

　　曾有人評價說，在那個年代，這顯然是一部寫給抽屜，而不是寫給出版社的書稿。但薛暮橋仍然執著地寫著、改著。

　　在《薛暮橋回憶錄》里記載了一段薛暮橋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的故事，“1970年在‘五七’干校勞動。連里種了一塊花生地，當地農民很少種花生，孩子們愛吃，常常到地里偷挖，而收花生是一次收不盡的，要多次反復揀收。那年一直拖到冬天，地下還有花生，要有人晝夜守護。有一天雨雪交加，連部要派人夜里去守護，派誰，誰也不去，只有‘走資派’去。在雨雪中，坐在板凳上，環顧四周，防止小偷，渾身濕透，凍得發抖。雖然環境惡劣，但腦子是清楚的，還在想著白天寫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果然有些思路，到清晨6點，有人來接班，趕快回到宿舍，把夜里想的內容寫出來，之后才倒頭大睡。”

　　生活中的點滴細節也能折射出薛暮橋做事的高度專一。李克穆說，在薛暮橋專心工作時，無論外界發生什么事情他都聽不見。在他女兒小的時候，薛老在寫作，女兒在他衣服的后面縫了一些小扣子，他一點都不知道，帶著這些紅紅綠綠的扣子就出門了。

　　李克穆還記得，薛暮橋在87歲時被診斷患有帕金森綜合癥，在發病的初期，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穩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們的幫助下，完成了《薛暮橋回憶錄》一書的寫作。

　　寫文章總要親自調研

　　“3月4日下午，經濟學家薛暮橋到北京北太平莊農副產品市場趕集。這位75歲高齡的老人，興致勃勃地擠入人群，東瞧西看，問這問那。見到賣鮮魚的，便問是怎么運進城里來的……”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媒體刊登過的文章《經濟學家趕集》。

　　而在李克穆看來，這篇小小的特寫濃縮了薛暮橋這一輩子嚴謹的治學態度，寫任何一篇文章之前都要親自到現場調查。

　　女兒薛小和說，“父親對中國經濟問題的了解，完全來自于實際工作和不斷的調查。家里有很多經濟學的書，但父親很少讀這些書，他閱讀的東西一般都是國民經濟統計資料、調查研究報告等從實際中來的文字。”

　　1975年薛暮橋恢復工作后，分兩次去了山東、江蘇、安徽3個省，在對“文革”后的國民經濟情況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動筆完成《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86歲那年，他還不顧高齡，風塵仆仆地趕到老家無錫考察鄉鎮企業。

　　薛暮橋在文章中這樣剖析自己：“經濟學家有價值的學術觀點，既不可能產生于書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產生于忙忙碌碌而毫無思考的實際工作，而只能產生于扎實理論同艱苦實踐之間的結合。”

　　本報北京8月1日電

　　作者：本報記者 劉世昕 實習生 商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