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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31日，由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中國企業家論壇、武漢大學商學院將聯合舉辦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前景與理論研討會將在武漢召開，以下為會議推出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從補充到微觀基礎的歷史性跨越
——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
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民營經濟(即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下同)只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而今它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正在進一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這期間有關民營經濟的理論、政策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營經濟自身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本報告著重從理論、政策、現狀、特征和經驗五個方面，對中國民營經濟的二十多年的發展進行深度分析描述。
理 論
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民營經濟的重要理論觀點，大致可概括為補充論、階段論、組成部分論和微觀基礎論。
(一)補充論
改革開放以前，個體經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或“每日每時地產生著資本主義的東西”，屬于被逐步消滅的對象。即使如此，到1978年，城鎮個體工商業者也還有15萬人。只是他們大多被迫轉入“地下”，以不合法的身份存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個體經濟以不可阻斷之勢迅速發展。這對傳統理論造成了巨大沖擊，于是就需要有新的理論來解釋這種現象。“補充論”就應運而生。
“補充論”的核心觀點即認為個體經濟可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拾遺補缺”，即個體經濟可以經營那些群眾需要而國營和集體未經營或經營不足的行業，可以經辦那些社會急需而國營和集體未經辦或經辦不足的事業。
“補充論”最早由學者們提出，之后逐步出現在黨和國家的正式文件中。如，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把發展和保護個體經濟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特別強調了個體經濟的作用，指出：“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系的，不同于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系的個體經濟，它對于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指出：“私營經濟是存在雇用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必然同占優勢的公有制經濟相聯系，并受公有制經濟的巨大影響。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憲法第11條增加了如下內容：“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1989-1991年，中國的個體私營經濟遇到了“寒流”，在這三年時期，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停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中國個體私營經濟迅速發展。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外的資金、資源、技術、人才以及作為有益補充的私營經濟，都應當而且能夠為社會主義所利用。”
十四大重申“補充論”，再次肯定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地位，廓清了對個體私營經濟的思想混亂，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同時也掀起了民營經濟發展的新高潮。到1992年底，全國個體工商戶達到1533.9萬戶，從業人員達2467.7萬人。登記注冊的私營企業達13.9萬家，比1991年增長28.8%，從業人員231.8萬人，比1991年增長26%。1993年至1995年，我國民營經濟更獲得高速發展，三年平均速度為66%，最高年份達到82%，最低年份也有51%。
(二)階段論
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階段論”是“補充論”的深化，也是“補充論”的主要依據。
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明確指出“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1987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大會指出：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在所處的歷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制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基本依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包含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
“階段論”即認為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需要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就是說，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體私營經濟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合理的。為什么？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是多層次的。正如中共十三大政治報告所概括的：“十億多人口，八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落后于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通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還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狀況，同時存在。” 按此理論，只有公有制才能與現代生產力相適應，所以必須在公有制的基礎發展現代生產力。同時只有個體私營經濟才能與落后的生產力相適應，因此需要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十三大報告還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我國從50年代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按“階段論”，至少今后幾代人都需要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三)組成部分論
從“補充論”、“階段論”到“組成部分論”，是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理論的一個重大飛躍。
1997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同時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繼續鼓勵、引導，使其健康發展。”至此，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1998年召開的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亦明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對憲法第十一條做了重要修改，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刪去1988年憲法有關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補充”的提法。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進一步指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四)微觀基礎論
“微觀基礎論”比“組成部分論”更進一步的地方就在于，認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天然聯系在一起的“微觀基礎”，即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反之亦然。這是董輔礽教授生前提出的重要觀點。
他的這一觀點是從兩個質疑開始的。第一個質疑是：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只能與低層次生產力相適應嗎？他反駁道：“這是強詞奪理，是胡說。私營經濟也可以是修鞋的那種個體戶，也可以有非常現代化的生產力，對此不能機械的理解。……持上述觀點的人不懂得，生產力永遠是多層次，過去是多層次，現在、將來也是多層次的。一種新型生產力出來，都是先用于某些部門，然后用于其他部門。不可能都是一個層次，生產力永遠都是一個整體。有些行業只能手工生產，不能用機器，只能作為輔助。象做工藝品，有些工藝品 只能用手工，用機器做不行。所以認為生產力的多層性決定了我們還需要發展私營經濟，發展私營經濟是因為我們還有落后的生產力，個體私營經濟只能容納落后的生產力，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非常不正確，因為個體私營經濟可以容納非常現代化的生產力。”
第二個質疑是：之所以要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因為我們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認為“這個說法有毛病。”為什么有毛病？他質疑道：“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有一個頭，到了中級階段怎么辦？你說因為我們社會主義處于初級階段，因此要補課，因此要發展非公有經濟，那么就是將發展非公有經濟看作是一種退步，我們過去走得太快了。不對。我們現在認識到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走過初級階段，那就是把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看作是一種歷史的前進過程的一個階段。我們現在認識到我們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前做得太早了，現在是退卻。列寧講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將來還是要消滅你。因為有朝一日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過去了，進入了中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就要被消滅。這就出問題了，什么問題，按照初級階段的理論，我們現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不得已的一種權宜之計，將來越過了初級階段，我們要重新實行公有化。”
在作了以上兩個質疑之后，他這樣正面闡述自己的觀點：“我們到底為什么要發展非公有經濟，說到底是為了要發展市場經濟。因為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只有有了非公有制經濟才有市場經濟。而且我們從現在看到了未來，還沒有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比市場經濟更好，因此市場經濟會長期存在下去，長期發展下去，那么非公有制經濟同樣要長期存在下去。……市場經濟會長期存在，長期發展，越來越完善，相應地個體私營經濟也會長期存在下去”。
他的結論是：“市場經濟與私營經濟天然是聯系在一起的，是一對孿生姐妹，沒有私營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的發展，不發展市場經濟就不要發展私營經濟。……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必須要讓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市場經濟的重點組成部分，而不是補充部分。”
在上海交大的演講中，有學員問：“是不是從非公有制經濟可以判斷市場化程度？” 董輔礽教授回答道：“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各個地方非常不平衡。在浙江省我估計超過了一半，不止超過一半，全國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浙江省有的地方有98%。我想沒有一個指標表示到底什么樣的程度才算市場化。就我自己看，要使非公有制經濟超過一半以上，才算是市場經濟。不要看別的條件，從非公有制經濟占的比重來看。”
董輔礽教授的觀點至今未必是官方接受的主流觀點，但卻是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最超前的觀點。
政 策
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民營經濟的政策演變，大致經歷了以下五個階段。
(一)允許個體經濟適當發展的政策
1978 年3 月,國務院批轉關于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中指出,為了方便群眾生活并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城鎮恢復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這是允許個體經濟適當發展的早期政策信號。
此后,在農村逐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又陸續出臺了一些允許個體經濟適當發展的政策。如，1980 年8 月17 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全國勞動就業會議文件的通知中明確指出,要鼓勵和扶持城鎮個體經濟的發展。1981 年7 月,國務院做出了《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明確個體經營戶在必要時,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別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1983年，中共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規定：“農民個人或聯戶購置農副產品加工機具、小型拖拉機和小型機動船，從事生產和運輸，對發展農村商品生產，活躍農村經濟是有利的，應當允許；大中型拖拉機和汽車，在現階段原則上也不必禁止私人購置；……農民個人或合伙進行長途販運，有利于擴大農副產品銷售、有利于解決產地積壓、銷地缺貨的矛盾，也應當允許。”1984年，中共中央又在《關于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對那些帶頭勤勞致富，帶頭發展商品生產，帶頭改進生產技術的私營專業大戶，“應當珍惜愛護，積極支持”，并強調指出：“最為有效的支持，是向他們提供必要的社會服務，滿足他們對信息、供銷和技術進步等方面的需求”。
(二)對雇工八人以上私營經濟的“三不政策”
城鄉個體經濟經過幾年發展,部分個體經營戶積累了一定資本,逐漸擴大了經營規模,要求突破雇工7 人的限制,事實上也大大突破了這個限制。
雇工8人以上，就定性為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根據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九章中有關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家轉化的“從量變到質變”的數量界限為8人。因此，可否允許雇工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存在，成為當時爭論的焦點，成為政策調整的關節點。
面對這種新情況，黨和國家當時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如，1983年，中共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就明確提出：對超過規定“雇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直到1985年初，中央文件還指出：“目前雇請工人超過規定人數的企業……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及時辦理登記發證工作，加強管理。”
在“三不政策”的默許下,私營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三)對私營經濟“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除弊、逐步引導”的政策
經過幾年的觀察和實踐,黨和國家對私營經濟的政策也逐漸明確。1987 年1 月22 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指出,對私人企業采取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除弊,逐步引導的方針。這個文件為私營經濟的存在提供了政策保障。1987 年10 月召開的黨的十三大正式開始使用私營經濟這個概念,并在報告中明確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和對私營經濟的方針政策。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應以公有制為主體。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太多了,而是還很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鼓勵它們發展。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盡早制定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的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
1988 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寫道:“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從此私營經濟在社會主義中國有了明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名正言順的恢復和發展。同年5月，國務院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 6 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施行辦法》和一些相關法律，另決定從1988年起征收私營企業投資者個人收入調節稅，以鼓勵私營企業投資者發展生產。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和施行,使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逐步走向規范化。
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后，黨和國家對私營經濟的政策曾出現過逆轉。但逆轉時間不長，1990年11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個體和私營經濟進一步健康發展的若干政策規定》稱：“目前，在治理整頓中加強對個體、私營經濟的管理，并不是國家方針政策的改變，而是方針政策的全面貫徹和管理的進一步完善，以利于個體和私營經濟長期、穩定、健康地發展。” 這樣，對私營經濟的政策又回歸于“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除弊、逐步引導”的基調。
(四)允許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政策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指出,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政府隨之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扶持、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地方也紛紛把它納入本地的經濟發展戰略之中。在政策的推動下,私營經濟的觸角開始伸向四面八方并快速推進,1995 年從業人員達821. 7 萬人,是1992 年的四倍,并通過與其他經濟成分聯合,開始呈現出向混合型經濟轉變的趨勢。
黨的十五大報告依據鄧小平理論,在總結了新時期所有制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理論,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論斷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它更加體現了市場經濟在相互競爭中共同發展。同時,從“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到“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不僅是所有制理論的歷史性突破,而且是黨對私營經濟政策的一次本質意義上的突破,使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正式從“制度外”進入“制度內”對它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計明顯加強了,它被納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成分之中,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私營經濟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意義。黨的十五大以來,由于政策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的推動,私營經濟以良好的發展態勢,活躍在經濟舞臺上,日益成為促進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和新的生產力的生長點。
(五)大力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
2001年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重要場合鄭重指出，私營企業主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和其他事業做出了貢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他們中的優秀分子也可以入黨。這就在政治上對私營經濟給予了充分肯定。
2005年2月28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兩者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積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繁榮城鄉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從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維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引導非公有制企業提高自身素質、改進政府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監管、加強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指導和政策協調等七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三十六條意見。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在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等行業和領域，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進入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領域和社會事業領域；支持、引導和規范非公有資本投資教育、科研、衛生、文化、體育等社會事業的非營利性和營利性領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金融服務業。在加強立法、規范準入、嚴格監管、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區域性股份制銀行和合作性金融機構；符合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可以發起設立金融中介服務機構；允許符合條件的非公有制企業參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改組改制；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參與西部大開發、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和中部地區崛起等等。
《意見》提出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認真貫徹中央確定的方針政策，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現公平競爭；進一步完善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依法保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政府監督管理和服務，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進一步引導非公有制企業依法經營、誠實守信、健全管理，不斷提高自身素質，促進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現 狀
隨著理論、政策的發展，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所受到的上層建筑的限制越來越小，發展空間越來越大，其自身規模、內在素質和運作空間都取得了長足發展。
(一)規模比重快速發展
1989私營年注冊登記私營企業9萬戶，2001年達到97萬戶，到2003年底達到300萬戶，2004年達到334萬戶；私營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從1989年的420億元達到了2003年2萬億元；私營企業每戶就業人數將近15人，解決的就業人數達到4200萬以上，私營企業得到了空前快速的發展。
根據有關省市的統計資料，2004年上海市非公經濟比重有了較大幅度提高。在全市生產總值中，公有制經濟增加值4550.28億元，比上年增長9.8%；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2899.99億元，增長20.4%，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由上年的36.5%上升到38.9%。長期處于低小散狀態的上海非公經濟開始向多元化、高檔次、大規模邁進。2004年是上海民營經濟發展最快的一年，上海民營企業以日均增長255家的速度迅速擴張，截至年底全市共有民營企業38.5萬戶，比前一年增長31.9%。
2004年廣東非公有制經濟生產總值占全省生產總值的35%，民企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3%，民企進出口總額占全省進出口總額的32%；私營企業每年提供的就業崗位占全省提供崗位的1/3左右。 民營經濟對廣東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貢獻，尤其是在廣東部分欠發達地區，民企的作用更大，當地幾乎找不到像樣的國有企業，再加上“抓大放小”的政策使得尚存的小國企民營化，非公經濟被形容為支撐當地經濟發展的“半壁江山”自然也不為過。
(二)內在素質不斷提升
在組織形式上，以個人、家族企業為主，現已向多元投資主體的公司制企業發展。近年來，股份多元化的私營公司發展迅速，已成為私營企業的主要企業組織形式。2002年全國私營企業中，有限責任公司已達到174萬戶。
在結構規模上，以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小企業為主，現涌現出一批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大集團。全國私營企業戶均資產規模，1990年為9.7萬元，2000年為75.5萬元，2003年為118萬元。據全國工商聯2002年對會員民營企業統計，前500家大企業平均資產規模為12.9億元，銷售收入14.1億元。
2004年中國第六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數據表明，17%的企業有自己的技術專利，其中11的企業有多項專利；31%的企業有自己設計的產品，其中14%的企業自己設計的產品超過了三項。35% 的企業通過了質量認證，2003年度42%的企業進行了新技術、新項目的研發投資。民營企業也積極參與技術引進改進產品質量。
(三)運作空間逐步放大
民營企業的主體分布地區集中在東部沿海，主要集中在江蘇、廣東、浙江、上海、山東北京、遼寧和四川，這些年中西本地區的民營企業也有長足的發展；從行業上看，私營企業從事制造業和商業餐飲業的比重為最大，分別達到38%和24%；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服務、科研技術和建筑業等新興行業的比重增長迅速，如社會服務業從5.6%增長到11.1%，科研技術、建筑業分別由2.1%增長到5.5%，從5.9%增長到9.1%，其增長勢頭值得關注，另外房地產、文化教育、電力煤炭等公用事業等都成為民營企業積極進入的行業領域，民營企業在參與國際化競爭中，也積極進行海外貿易和海外投資。
在行業分布上，以輕工紡織、普通機械、建筑運輸、商貿服務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重化工業、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領域拓展。據統計，在40個工業行業中，非公有制經濟在27個行業中的比重已超過50%，在部分行業已經占到70%以上。在冶金、汽車、電力等行業，已經出現投資規模在幾億、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元的私營企業。
在產業布局上，以小規模、分散化經營為主，現已在部分地區形成一批以大規模、專業化經營為特征的產業集群。非公有制經濟過去主要分布在各個地市和縣鎮，行業類別多、企業規模小、經營分散化。
在地區分布上，非公有制經濟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比重大，現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在加速、比重在提高。近年來，中西部地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超過全國非公有制經濟增長速度，多數地區非公有制經濟占GDP的比重已達1/3。
在市場分布上，非公有制經濟基本上以國內市場為主，現已開始逐步向國際市場迅速發展。近年來，隨著國家放開
私營企業進出口經營權，已有一大批私營企業轉向國際貿易。
特 征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特殊歷史階段成長起來的中國民營經濟，帶有一系列獨特的特征。
(一)行為特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私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起點于市場和消費者的需求引導，需求創造供給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義，當然供給也創造需求，這要求在供給力相對強大的賣方市場或壟斷市場條件下的經濟現象(更多的表現為文化現象)，而相對需求供給過剩的買方市場條件下，經營規模偏小的企業所面對的必須是順應市場需求和消費者行為的引導。民營企業的規模小、市場行為直接、信息回饋及時、決策效率快捷、產品調整迅速，使得以大型規模為特征的國有企業難以與民營企業進行抗衡和競爭，這就決定了民營企業的最突出特征。
斯密“看不見的手”內在、必然地主宰著市場上供給與需求、買方與賣方的交易行為，從而使生產者在努力迎合和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實現自身的價值所求。中國的民營企業作為利益和權力、義務的高度相關性的載體，從其一誕生就天然地具備利益驅動的特制，而絲毫不茍同于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天賦”特權，聽命計劃的安排，強制推行別無選擇的消費產品；中國群體性的民營企業僅有20多年持續時間，它依然、必然地停留在一個初生的發展階段，絕大部分企業屬于中小規模，決策程序簡單、集中、迅捷，特別是在當今社會個性化消費趨強的市場環境下，中小規模的民營企業更具有優勢。
(二)產業特征：起步于直接連接消費和依賴勞動密集的輕型產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表明，經過二十年的發展，民營企業發展居于全國前列的江蘇、浙江、山東、上海等地，目前除上海的行業結構向實體化、科技化發展速度加快外，其它省份仍然偏重于制造業和商業批發、零售等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全國150多萬家民營企業中，民營科技企業只有20萬家，還不到全部民營企業的14%，專家們認為：由于發展技術密集型和高科技產業的所需的，只有少數有實力的企業才可勝任，現階段對于我國大多數中小民營企業來說，勞動密集型企業仍不失為有前途的發展方向，它們不僅可以給為數眾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也使它們的產品成本相對于國外企業有強大的競爭力，而國外的一些大企業，像東芝、摩托羅拉、微軟等或許也是看中了我國制造業低廉的勞動成本，紛紛將自己的制造基地遷入我國。
(三)產權特征：初始權利結構比較復雜
這種結構首先導致了企業缺乏社會化透明和可用于被監督機制，制約了私營企業廣泛籌集資金用于企業再發展；其次，在這種結構形式中，企業要承擔無限責任，承擔風險太大；再次，這種結構也導致了企業決策缺乏民主、分配不合理、管理不科學。另外，由于我國民營企業是在一種特殊的政治氛圍中產生發展起來的，有些民營企業為了尋找法律保護，被迫戴上了國有或集體的“紅帽子”，但“紅帽子”企業的發展，又是企業產權模糊和產權糾紛產生的重要原因。全國很多民營企業在發展初期都存在這種問題。此外，民營經濟發展模式中著名的蘇南模式，其鄉鎮企業產權不清的問題相當突出。
(四)治理結構特征：以家族和宗親關系為主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全國工商聯在1997年從21個省250個市所做的1947家私營企業調查，一半以上的配偶和20%的成年子女參加了本企業的工作。有26%的企業業主就是經理；有17%由業主的親友擔當經理；有5%由同鄉擔當經理。由沒有個人關系的人擔當經理的不到一半。有37%的業主認為只有讓親友管理才放心。這種家族治理也與市場環境不健全有關，在信任程度較差的情況下，它能較好地自我保護。但是這也限制了企業的發展，業主不愿意放棄對企業的控制，但是又沒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好與高級管理者的關系。
根據1997年的調查，將近一半的業主由自己對重要決策負責，不到15%交由董事會去決定。把經營權交給雇來的經理的不到1%。這是小企業發展開始時的普遍現象，但是如果不加改變，這將限制企業的成長。
家族企業的優勢表現在企業的領導成員間容易溝通、決策快、管理成本低、不易發生內部人控制、容易保護商業秘密等。家族企業的劣勢也顯而易見，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員的能力不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就會成為企業發展的障礙；如果形成了家長式的領導就容易發生決策失誤；家族企業是靠親緣關系來維系的"人和"企業，一旦家族成員間的利益沖突超過了親緣的維系力，企業就會分裂甚至倒臺。家族管理制度對現代企業來說最大局限就在于對人才的排斥，隨著企業規模的壯大其弊端日益凸現。家族制還決定了分散經營的民企難以通過聯合重組、兼并以及股份制改造等形式得以迅速擴張。
(五)管理特征：家族式管理為主
在家族式管理中，重要職位由家族成員擔任，實行集權化領導、專制式決策。家族式管理方式導致了企業目標和家族目標之間的矛盾；家族成員能力與企業發展需要的矛盾；家族成員之間的矛盾；家族成員與外部成員的矛盾。家族式管理在民營企業發展初期還有其合理之處，但它畢竟屬于一種比較落后的管理，現已成為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特別是企業上規模、上檔次以后，這種不適應尤顯突出。民營企業在管理中的另一個突出問題就是組織內部往往缺少職務分工和職務分析體系，新聘的員工對自己的責權利經常是搞不清楚。企業員工的招聘手段也是簡陋粗放，缺乏細節。一些民營公司鼓勵員工實行目標管理和績效評估，但是缺乏可供考核和鑒定的量化標準，使得目標和績效管理往往被業主的人為印象和感覺判斷所替代。
中國民營企業的創業人，無不靠勤勞和力氣、低價進和高價出的粗放經營手法，進行原始資本的積累。這種特定環境和背景使得民營企業家難得“閑暇”來修養、提升自己的知識能力，除了實踐中的學習民營企業家少有正規學習的內在沖動。全國工商聯在國內21個城市進行的一次抽樣調查顯示，有70%左右的民營企業家竟然不懂財務報表，90%以上的民營企業主不懂英語和計算機，大多數企業主甚至不看書，不看報，不學習管理理論。民營企業在管理方面非常薄弱，甚至可以說沒有真正的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講，很多民營企業的管理比傳統國企的管理還要差，更談不上有效的、有組織的、系統管理能力。大量的民營企業缺少系統能力，靠的是領導人的個人權威。
經 驗
就民營企業自身而言，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一)歷史積累不夠
民營企業發展歷史短，規模小、資信不佳、技術檔次也不高。廣東99%的企業是私營企業，但絕大部分的規模都很小，中山市的某地區有1000多家私營企業生產休閑服裝，但真正像模像樣的企業很少，大多是作坊式的，設備簡陋、技術落后，從事委托加工、產品貼牌，這種規模和檔次。
回顧整個民營企業發展的歷程，盡管它一方面受到了來自方方面面不公正的待遇和壓迫，但民營企業在發展的進程中，也充分利用了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中大量的商業機會，使得民營企業一方面在成長中步履艱辛，難以成長，另一方面又異常順利地居取了爆發的機會，并未付出同等或應該的代價和努力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前者遇到的問題始終是生存的問題，而后者則如何面對鞏固、提高、規范和發展的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法律法規和制度的不斷完善，憑借制度缺陷和轉型漏洞來獲取商業利潤的機會越來越少，隨著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政府的行政管制和束縛的逐漸解除，越來越成為市場的獨立利益載體，再加上跨國企業的參與和介入，從而對民營企業的靈活機制構成強有力的抗衡力，民營企業在日趨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里，越發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二)公司治理缺憾
民營企業的家族式特征具有普遍性，而家族式管理也具有普遍性。家族式管理體制在企業發展的一定階段和一定規模水平上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在企業初創時期，這種家族式企業和管理可以降低企業內部的交易成本，經營目標單一，決策和執行效率非常高，為企業的資本積累創造了有效的途徑。
大多民營企業在初創時期都依賴于企業領導人的決策和能力，憑感覺、獨斷的因素較強，在企業成長過程中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而當企業進入成熟成長期后，在市場競爭更為激烈，對企業管理者的要求更高、組織更需要管理層的合作，需要懂得現代管理科學的管理團隊來從事企業的戰略規劃和目標管理。憑借個人經營意識和管理能力就會阻礙公司發展。有些企業內部雖然表面上強調建立團隊、鼓勵合作，但在實際管理過程中，往往無法充分發揮團隊作用。顯然企業治理結構的合理配置是發展和成熟企業不能不正視的問題。
(三)企業誠信缺失
在人們的印象中民營企業短命，當然這其中有印象誤差，中小企業的生命周期從來就是短于大中型企業，是否就一定是民營企業的特點倒不一定，因為中小規模本身抗風險能力就很弱。但我們不能不結論，民營企業在初期的成長中是短視的，帶有很強的機會色彩，靠優惠政策，靠社會關系，甚至靠不誠信、非法經營的手段進行企業經營，特別是在我國體制轉換階段，確有相當部分民營企業是靠制假售假起家的。
為此社會廣泛呼吁中國企業須加強誠信觀念，并建議通過相應的制度建設來解決中國企業誠信問題。誠信問題可以歸結為中國企業道德素質的缺失。當然誠信的形成是需要時間的，當市場日益成熟起來以后，市場的選擇功能和淘汰功能也強大開來，微利取代暴利，消費者主權取代生產者主權，買方取代賣方，中國需要新生的市場競爭力量來給企業施加壓力，使企業在嚴酷的市場競爭中不能回避誠信，也使誠信成為企業競爭力的必要組成部分，缺乏誠信的企業和企業家將會在市場的競爭中被淘汰。盡管誠信的培養需要時間，但政府推動必要的制度性建設和措施也不是無能為力的，政府應該利用信息技術，集中信息資源支持市場化信用管理的發展，在信用評價和管理上制約不講信用和缺乏信用的企業行為。
(四)不乏謀略但少戰略
正像前面提到的，中國確有民營企業是靠不正當的投機行為發財并成長起來的。當然企業的原始積累過程中，憑借聰明和計謀，無不或多或少地利用非常規手段推動了企業的成長，這無疑對在企業初期創業是非常重要的。但發展和成熟了的企業，制定系統的戰略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每一個企業是否明白無誤自己企業的業務定位、市場取向、目標客戶群體；自己生產和出售的產品或提供的服務，是否市場所需要的、目標客戶所滿意的；在自己企業所處的行業競爭中是否有屬于自己獨特的技術或訣竅是其他同行所不具備的。在這樣一個企業架構的平臺上，自己的企業用什么樣的組織形式、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把必要的人力資源組合在一個分工、合作、協調的工作系統，形成生產力和創造財富。
近二十年成長起來的中國民營企業尚不能完全具備適應市場經濟價值理念、經營意識和行為方式，在長期習慣了的狹隘的小生產經營意識，更多地依賴自身的能力和資金、自力更生，缺乏利用信用和契約關系、按市場規則組織資金和社會化生產，使得而且企業多靠自身的利潤的積累來發展，很少利用資本市場來加快自己的發展。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民營企業家必須有意識地從小生產觀念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更大的胸懷、更寬的視野，不是單純地從賺錢出發，業務全無定式，完全短期行為地擇機做事，使企業不能孵化出屬于真正自身的專業化定位；企業一定要以市場定位的產業特征和自身的資源優勢來確定目標，而是從戰略的角度規劃企業的未來成長和發展。
(五)需要強化自身獨特的文化理念
在中國的民營公司中，較為重視企業經營中的資產要素和技術要素，強調引進最先進的技術設備，但卻忽視人的因素和企業管理，忽視建立良好的人文環境、培養能夠有效支配資源的企業管理人員。
在眾多的民營中小企業，一方面不能吸納技術和管理人才，另一方面雇傭的職業化管理人員又時常發生跳槽，高科技人員和技術人才在不同的中小企業中異常流動，不能“職業化”地為公司效力，公司人才的流動率達到了非正常程度，因此而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管理。造成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在于，這類公司中未能建立良好的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忽視管理團隊和員工的能動作用，忽視了人力資本和人力資源的激勵。對于民營企業來說，企業的核心資源、核心技術掌握在業主手里，看上去是保護企業的良策，但卻是狹隘的經營意識，在這一意識支配下，除業主之外的任何管理、技術人員和員工不可能融入一個協同、協力的工作團隊，由此而引出的企業文化是相互間的不信任，缺乏一同、一致的企業精神，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能行成自身獨具特點的企業文化，就不可能擺脫企業經營平臺的脆弱性，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出現經營、管理方面的諸多問題和致命性危機，最終導致企業喪失凝聚力。一個民營企業要取得發展，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組織內部共同協作的內在力，而這種內在力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基礎上的。任何企業若沒有相互信任，缺乏共享的價值觀念、以及共事合作準則，就無法彼此信任、相互合作、共同作業，企業的內部資源就難以形成生產力，就不可能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也就難以形成企業的競爭力。民營企業也要敢于在治理結構、激勵機制上做出大膽的變革，甚至在出讓自己的一部分企業權益或股份上形成與管理團隊共享的利益機制，這樣就能產生吸引人才的力量。當然，在強調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的同時，還要強調職業經理人的職業道德。在中國可信賴的職業經理人比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還要少。很多企業垮掉了，不是因為它有戰略問題，而往往由于沒有解決好職業經理人的“道德風險”問題，一方面要檢討企業文化和氛圍，另一方面也要檢討職業經理人的職業道德的缺失，后者也往往成為沖擊企業生存和發展的一大要素。
國內外優秀企業家的經驗證明，企業文化的形成對企業經營、實施公司規劃、凝聚人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管理手段。成功的企業一定是具有自身特點的、自成體系的公司經營理念和經營哲學，自己獨特的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對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合作和協調，否則企業就會失去凝聚力，也就談不上生產力和競爭力。
綜上所述，有關民營經濟的理論和政策已大大跨越了二十多年前的起點，意識形態和政府政策等上層建筑對民營經濟的限制已經很小，民營經濟自身也取得了長足發展。這一歷史性跨越，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成因。今后若干年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主要取決于民營經濟自身治理結構和經營管理水平的完善和提高。
本課題組成人員：
楊再平、關敬如、于力杰、葉輔靖、李剛、劉挺軍、李智、馬欣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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