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持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初步意見》，被稱為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他在貨幣的價格理論上的獨到發現，使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國價格研究最高獎熠熠生輝
他曾是新中國計委、物價委、經計局的最早領導人之一
7月22日，101歲的經濟學家薛暮橋逝世了。在此前的1月25日，“薛暮橋經濟思想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就在這次座談會上，到會表示祝賀的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說，薛暮橋同志是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經濟戰線上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
曾培炎稱贊薛暮橋：長期在經濟領域重要崗位上擔任領導職務，為開創我國財經、統計、物價工作，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做出了積極貢獻。曾培炎還贊揚他始終堅持理論研究與實際工作相結合，認真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撰寫了大量理論著作，他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聽到薛老逝世的消息，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蕭灼基對媒體表示：“薛老的去世是我們經濟學界的一大損失。因為他的思想對于中國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意義重大。”2005年3月，薛暮橋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詞指出：薛暮橋同志是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杰出代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開拓者，經濟體制改革的堅定倡導者和積極推動者。
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
應由我們自己來開辟
“文革”前，他對計劃體制曾有過兩三次非常委婉的批評。“文革”結束后，他終于擺脫了“左”傾思潮的束縛，開始一步一步系統深入地批判計劃經濟體制。
1992年9月，在十四大召開前夕應人民出版社邀約，發表“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一文。本文敘述了在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問題上我的認識的發展過程。說明為什么要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收集在《著名學者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書中。
———薛暮橋學術成果回顧（自述）
早在1953年發表《價值規律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一文之時，薛暮橋就強調國家既要有計劃發展規律對其他經濟成分的作用，又強調必須尊重和利用價值規律。1979年12月，他耗費11年心血、7易其稿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出版。此書系統總結了過去20多年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對此前20年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此書當時發行1000萬冊，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啟蒙教材。而這本書在他腦子里蘊釀了十幾年，研究、寫作的環境是“牛棚”和“五七干校”。
1991年，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薛暮橋撰寫了《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結合起來》一文。文中提出，從1957年到1977年，我們搞了整整20年“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實踐證明，這種“純而又純的社會主義”，既沒有促進生產力發展，又不符合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說得嚴重一點兒，是空想社會主義。他實事求是地指出，如何走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應由我們自己來開辟。
薛暮橋從1948年在西柏坡時，就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開始籌備建立新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直到“文革”被打倒，他一直在計劃經濟體制里辛勤地工作，為建立和完善計劃體制嘔心瀝血。正因為如此，他也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著切身的體驗。“文革”前，他對計劃體制曾有過兩三次非常委婉的批評，“文革”結束后，他終于擺脫了“左”傾思潮的束縛，開始一步一步系統深入地批判計劃經濟體制。
1980年后，薛暮橋親身參加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工作中，任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顧問。同年夏天，由體改辦起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中明確指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商品經濟。”這個《初步意見》和薛暮橋代表體改辦在各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上做的《說明》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從改革的歷史來看，可以說是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
在有關改革方向的多次爭論中，薛暮橋始終堅持市場改革方向。在上個世紀90年代改革遇到曲折的時候，他撰寫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若干問題》和《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兩篇文章，把市場取向改革的理論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為最終確立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做出了重要貢獻。
不解決鐵飯碗
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現代化
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仍歸勞動者自己所有的看法，一時曾引起爭論。他還進一步提出，“鐵飯碗”的問題必須解決，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現代化。
1979年3月24日，在全國改革工資制度座談會上發表《談談勞動工資問題》的講話，提出現在還不能使資本主義絕種，留一點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利多害少；解決就業問題的辦法是適當調整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允許自找門路自謀職業；目前在工資上的問題是平均主義嚴重，全國統一工資標準制度要改革。
———薛暮橋學術成果回顧（自述）
按勞分配原則在今天不再是一個爭議性的概念。而在20年前，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倡按勞分配，需要遠見、勇氣和魄力。
我們國家將改革當作社會主義事業的一部分，而改革的過程既是各方利益調整的過程，也是分配形式調整的過程。薛暮橋較早研究了社會分配問題，提出不合理的物價和不合理的工資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肌體上的兩個病灶，他早在1979年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仍歸勞動者自己所有的看法，一時曾引起爭論。由于認為勞動仍歸勞動者自己所有，所以接著他又提出城市勞動者除勞動部門統一安排外，待業人員可以自找就業門路或者組織起來就業（組織合作社或合作小組）。他還認為，農村應當發展家庭副業，準許農民在城鄉之間長途販運，這又引起了爭論。但這些思路對促進我國就業問題的解決起了重要作用。他還進一步提出，“鐵飯碗”的問題必須解決，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解決“鐵飯碗”制度的一個重要配套措施，是建立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把大部分原來由機關、企業辦的事交給社會來辦。機關、企業把一大部分社會福利事業交給社會負擔后，就能精簡機構，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勞動者也可以在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徹底打破現在的“鐵飯碗”制度。
1979年，針對當時城鄉存在大量失業和半失業人員的問題，薛暮橋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力仍歸勞動者自己所有的觀點，并主張城市勞動者除勞動部門統一安排外，待業人員可以自找就業門路或者組織起來就業。根據有關人員的回憶錄記載，那時，薛暮橋每天早上到天安門廣場去鍛煉。一天，他到在廣場上擺攤的照相個體戶處照相，當他在取相單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時，這位個體戶非常激動，說：“就是您主張我們可以自謀職業，我才有了這份工作”。他高興地給薛暮橋照了很多相片，而堅決不肯收錢。今天，個體經營者和民營企業家已經成為創造我們國家財富的重要力量。多勞多得，尊重勞動，尊重創業，已經成為今天中國的主流思潮。
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應該變得豐富多樣
早在80年代初，他就提出，對那些可以由私人經營的行業，公有經濟可以退出；可以將現有的國有小型企業進行公開拍賣；有些企業可以試行租賃經營；對競爭性行業可以試行股份制；1992年，他對當時流行的承包制大膽提出疑問。
1980年9月，奉命在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作《關于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說明。這個《初步意見》，是國務院專職機構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個方案。《說明》中提出：“我目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同時并存，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商品經濟”。《說明》指出：“我們的初步意見，就是根據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在國家計劃下充分利用市場調節的作用的方針制訂的”。
———薛暮橋學術成果回顧（自述）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起，薛暮橋系統地提出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建設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社會主義經濟，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變得豐富多樣。他呼吁，積極探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對那些可以由私人經營的行業，公有經濟可以退出；可以將現有的國有小型企業進行公開拍賣；有些企業可以試行租賃經營；對競爭性行業可以試行股份制；在小型企業里，還可由勞動者集資購買，采取全員入股分紅的合作制經營方式。
薛暮橋在1992年對當時流行的承包制提出了疑問，認為承包制對于搞活企業、穩定財政收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相當多的問題，應當引起重視。在農村有效的辦法，不能簡單地搬到城里來，今后對大中型國營企業的管理制度仍要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使企業能夠成為獨立核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做到這一點，先決條件是理順物價。物價嚴重扭曲，市場就高低不平，就不能有正確的經濟核算，也難于公平競爭，這就必然負盈不負虧，不能實現優勝劣汰。而沒有競爭壓力的國營大中型企業，就難于同計劃外的地方企業、鄉鎮企業、“三資”企業、私營企業競爭，更不能同發達國家的企業競爭。我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西方國家，是靠低工資來維持企業生存的。理順價格、平整市場，使所有的企業都能夠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這是目前深化改革所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薛暮橋還特別強調，改革還應解決誰對國營企業的資產負責的問題。他說，過去國營企業屬于全民所有，但采取國家所有的形式。實際上，國有企業往往處于無人關心和負責的狀況，這是造成我國資金利用效率低下，國有資產大量浪費和流失的重要原因。為此，我們應當積極探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對那些可以由私人經營的行業，公有經濟可以退出。可以將現有的國有小型企業進行公開拍賣，如小型商業網點，飲食服務業的小店鋪等。有些企業可以試行租賃經營。對競爭性行業可以試行股份制。在小型企業里，還可由勞動者集資購買，采取全員入股分紅的合作制經營方式。可以看出，這些思想對后來探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有重要啟示。目前，股份制已經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能靠通貨膨脹來維持不正常的高速度
針對甚囂塵上的“通貨膨脹無害論”，1988年6月和7月他寫了《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國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貨膨脹》等文章，用歷史的經驗說明不能依靠通貨膨脹來維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在通貨膨脹下，不可能理順價格，改革也難深化。
1984年下半年，就當前物價問題和價格改革問題連續發表三篇文章：《怎樣看待物價和人民生活》、《關于調整價格和改革價格管理體制的意見》、《關于物價的幾個問題》。認為價格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指出現在到了價格改革的黃金時代，應積極而慎重地推進價格改革。
———薛暮橋學術成果回顧（自述）
在我們國家有一個以在世經濟學家命名的經濟學獎項，名為“薛暮橋價格研究獎”。這源于薛暮橋在貨幣和價格理論上的獨到發現。
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薛暮橋就形成了獨具創見的貨幣和價格理論。在60年代初期，他又進一步完善，提出了貨幣所代表的價值決定于貨幣發行數量，否定了傳統的貨幣價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黃金價值的理論。
在60年代初期，薛暮橋在《價值規律和我們的價格政策》和《穩定物價和我們的貨幣制度》兩篇文章中，提出了關于貨幣所代表的價值決定于貨幣發行數量的理論，否定了傳統的貨幣價值代表它所包含的黃金價值的理論。這一觀點一直到70年代末期仍然爭論很大。40年代有些西方經濟學家對于我國解放區的貨幣沒有黃金和外匯作保證，能夠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相對穩定，視為不可思議的奇跡。在70年代各國廢止金本位制后，幣值決定于貨幣發行數量，已經成為大家公認的原理了。
從1980年起，薛暮橋就多次呼吁，要加快價格和流通體制改革，更好地發揮市場的協調作用。他提出，穩定物價的根本辦法，是管住貨幣總量，不發生通貨膨脹，在此基礎上，可以有步驟地放開價格，讓價值規律自發調節。他主張管住貨幣，放開物價，從而理順價格，平整市場，以此來促進競爭的深化。
由于通貨膨脹日益嚴重，國家不得不嚴格控制物價上漲，使經過幾年改革已經接近理順的價格又一次出現新的扭曲。這時有些經濟理論工作者卻提出“通貨膨脹無害論”，提出要繞過通貨膨脹來加速物價改革的步伐。針對這些觀點，1988年6月和7月他寫了《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國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貨膨脹》等文章，用歷史的經驗說明不能依靠通貨膨脹來維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同時，在通貨膨脹下，不可能理順價格，改革也難深化。
薛暮橋提出，世界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正確的政策應當是管住貨幣，放開物價，從而理順價格，平整市場，以此來促進競爭的深化。
1991年薛暮橋又指出，目前增減貨幣發行數量，主要依靠行政命令（貸款基數），今后應當逐步改用利率政策。經濟過熱時提高存貸利率，使貸款減少，存款增加，貨幣回籠；反之則降低存貸利率。特別是在物價上漲時，存貸利率必須按物價上漲的幅度靈活變動，這是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手段。
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科學統計制度
為了能夠集中統一地組織領導全國的統計工作，1952年8月7日，國家統計局正式成立。薛暮橋挑起了組建我國國家統計體系的重任。
1952年秋，因病辭去中財委秘書長、私營企業局局長職務。政務院任命我為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國家統計局局長。12月，主持國家統計局工作，探索配合大規模經濟建設，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科學的統計制度。……1954年2月，任命為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主持第三次全國統計工作會議。
———薛暮橋學術成果回顧（自述）
7月26日，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北京宣布，中國第一次經濟普查數將于9月公布。這離薛老辭世只有4天。現在人們都知道“經濟普查”、“國家統計局”這些名稱，但薛暮橋曾經擔任國家統計局第一任局長這樁事情，很多人并不知曉。
1952年，是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執行的前夕。黨中央在這一年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逐步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了編制計劃和檢查計劃執行情況，為了決定社會主義改造的具體政策并了解其貫徹情況，都需要大量的、及時而正確的統計資料。而要在全國范圍內收集和整理這些統計資料，必須有一個能夠集中統一地組織領導全國統計工作的國家統計機構。當時中央一級的統計機構，在財經系統有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的統計總處，在文教系統有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的統計室，其中主要的是中財委的統計總處。而中財委的統計總處也無力承擔這個重大的任務。于是，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成立直屬政務院的國家統計局。1952年8月7日，國家統計局正式成立。這個時候，薛暮橋挑起了組建我國國家統計體系的重任。
國家統計局是在原中財委統計總處的基礎上組建的，薛暮橋被任命為第一任局長。為加強國家統計局，他陸續從各地區調進了一批主要干部，從隊伍建設、技術流程開始，從無到有開創了統計工作的局面，為國家統計體系的建立奠定下扎實的基礎。
薛暮橋自己說過：“我一生抱定的治學宗旨是，不斷追求真理，知錯必改，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和發展自己的世界觀，當然也包括我的經濟觀”，“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發展過程中捕捉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薛暮橋經濟思想影響今天的中國，正如不久前溫家寶總理在看望薛暮橋時所說的那樣：薛暮橋長期擔任經濟領域的領導并從事研究工作，是經濟工作的實踐者，也是中國經濟領域的理論家，他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并受到國際經濟界的重視。
薛暮橋簡歷
薛暮橋原名薛雨林，1904年生于江蘇無錫。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后，歷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統計局局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家經委副主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國家計委顧問、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等職務。1988年起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
本報1980年4月25日一版報道
經濟學家趕集（鏈接）
3月4日下午，經濟學家薛暮橋到北京北太平莊農副產品市場趕集。
這位75歲高齡的老人，興致勃勃地擠入人群，東瞧西看，問這問那。見到賣鮮魚的，便問是怎么運進城里來的。有幾個顧客正和賣主討價還價，最后達成協議：1元2角1斤。薛暮橋同志高興地說：“好，我也買1條。”賣魚的揀了1條又大又肥的活胖頭魚，一稱，5斤重。薛暮橋一邊付錢，一邊說：“看來還是兩個市場好。”買完魚，又買了1條搟面杖。這時，一個老頭在叫賣挖耳勺。他趕忙過去花3分錢買下1個，說：“我很早就想買這么個小東西，總買不著，今天算是盼著了。”
趕完集，來到市場管理所。薛暮橋對管理所同志說：“這樣的市場多開辟幾個、分散一些就更方便了，是不是可以讓那些較富裕的社隊自己投資建市場呢？”管理所同志說，也有個別人搞投機倒把。他說：“我看要進行教育，做到公買公賣。我們以國營市場為主，農貿市場作為補充，提倡社隊集體賣貨，也保留少數商販。”
（作者 馮國熙）
點評
本報發表的這篇小特寫曾獲1980年中國新聞獎·通訊類一等獎。作者運用手中的筆，真實地記錄了當時75歲高齡的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到北京北太平莊農副產品市場趕集的全過程。報道寫得生動逼真，活靈活現。
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們習慣了國營商場這種單一的市場形態。上世紀80年代初，作為市場經濟的萌芽———集貿市場開始出現，一時引起各種誹議和擔憂。此時，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以親身趕集這一行動，充分肯定了集貿市場這一新興市場形態。本報及時報道，在當時起到了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
《市場報》 (2005年07月29日 第十一版)溫家寶總理看望薛暮橋。
作者：本報記者張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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