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海春天，一個在中國田野里行走了75年的身影離去了。
費孝通先生有很多頭銜：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同盟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第七、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等等。但他首先是一位社會學家�？梢院敛豢鋸埖卣f，對今日中國社會學影響最大的學者當首推費孝通先生。也可以說，費老是今日中國社會學的總設計師。
我的一生最重要的當屬新中國成立后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與祖國的富強和發展緊密相連。費老如是說。
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生命、學術和鄉土結合在一起，永不怕時間的沖洗。費老，至情至性，一路走好。
“我敢預言，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并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1938年，當時國際著名的人類學、社會學界泰斗馬林諾斯基教授在讀完他的中國學生的一篇博士論文后這樣欣然贊嘆。這篇文章，就是奠定了費孝通在國際學術界崇高地位的成名之作———《江村經濟》。
《江村經濟》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更重要的是，從1935年開始鄉村調查開始，費孝通從此把目光、把自己的一生深情地獻給了“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他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積極“用自己的智力來為富民事業想辦法、出主意”。從《江村經濟》呼吁農村發展鄉村工業，到上世紀80年代對小城鎮和區域經濟的研究，記錄了他70年一如既往的學術富民實踐，同時也在中國經濟變革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前行者的腳印。
95歲的世紀老人費孝通4月24日深夜溘然長逝。4月26日，北京大學逸夫二樓5203室，費孝通先生的遺像在一束束鮮花的簇擁下，慈祥地面對絡繹不絕的吊唁者。在人們無數深情緬懷的留言中，記者記住了這樣一句話：一生行行重行行，學術富民70載。
《江村經濟》找出中國農村基本問題
1936年夏，太湖東岸一個名為“開弦弓”的普通村落，迎來了一名扶著手杖、病容滿面的青年學生。這就是剛從廣西大瑤山調查負傷歸來，并且承受著喪侶之痛的費孝通。當時，沒有誰能夠想到，這名26歲青年的到來，使得開弦弓村數年后以“江村”的名字聞名海外，時至今日探訪者仍然不斷。
費孝通后來回憶道，在開弦弓村期間，他看到村里農民開辦了合作社，農民在機器上繅絲，工業進入農村……這引起了他的研究興趣。于是他一邊養傷，一邊把在村里所見所聞的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記錄下來。
同年9月，費孝通帶著他在開弦弓村調查的資料，搭乘“白公爵”號郵輪踏上了去英國留學的旅程。1939年，費孝通根據在開弦弓村調查的資料完成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在倫敦出版，很快成為歐洲人類學學生的必讀參考書，費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獲得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授予的人類學界的最高獎———赫胥黎獎。
在《江村經濟》里，費孝通初步提出了鄉土工業重建的問題。他認為，中國農村傳統的經濟模式是“男耕女織，農工相輔”，農業和手工業密切結合，是一個人多地少的鄉土中國的特點。手工業分散在家庭里，雖然使中國傳統工業在技術上不易進步，但土地不足的農民，可以靠這些家庭工業獲得的收入，維持小康生活。因此，費孝通提出了要積極發展鄉村工業的主張。
多年后，費老在一篇回顧文章中寫道：“我在農村實地調查里從親眼所見的事實產生了一種想法，即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就是農民吃飯穿衣的問題……當時的歷史現實促使我發生了盡力使中國農民脫貧致富的使命感，也為我后來一生‘志在富民’的追求扎下了根子�！�
1957年大聲疾呼恢復發展副業和鄉土工業
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費孝通生前曾說過，自己的研究是為了解中國和推動中國進步為目的的中國式應用人類學。1947年，費孝通從英國回到北平，從教于清華大學。此間他將前段實地調查研究的資料整理成文，出版了《生育制度》和《鄉土中國》這兩本代表作。此外，他還發表了一系列對中國農村如何發展鄉土工業、幫助農民擺脫貧困、實現小康的主張。
1949年，費孝通和全國人民一道，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1956年，費孝通被任命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立志為國家傾其才華。1957年，費孝通重訪開弦弓村。光陰荏苒二十一秋，彼時的費先生已是47歲的中年人。重新踏上“江村”的田野，費孝通看到農業有了進步，糧食產量提高了，心中很是愉悅。但是，他同時看到20年前一度興起的工副業消亡殆盡，農民手里沒有錢花，商品交換日益蕭條，小城鎮和各種集市也漸趨萎縮。眼前的一切又使他憂心忡忡。通過深入調查，他認為開弦弓村解放以后農業增產了60％，但是一些人覺得日子尚不如前，問題就出在副業上。在《重訪江村》一文里，他這樣寫道：副業和農業不應當是矛盾，農副業之間安排得好又是可以相互支持的，在資源、勞力、資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個有利的循環……我希望在農業社經營范圍這個基本問題上，是否可以放開來爭鳴一下，多從實際研究研究，農業和工業之間，究竟怎樣配合聯系，才最有利于我們這個人多地少的具體情況中發展社會主義經濟？
萬萬沒有想到，他的這種想法，竟給他帶來了20多年的噩運。由于他的主張與政策相左，從“江村”回來不久，他便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抄家，關牛棚，挨批斗，1969年下放到沙洋干校勞動改造。從那時起直到1980年，費孝通失去了繼續進行農村調查和學術研究的機會，也給他的學術生涯帶來了20年的空白期。
為早期“鄉鎮企業”鼓與呼
23年蹉跎。1980年，費孝通被錯劃為右派的問題得到徹底改正，然而人生能有幾個20年！此時的費孝通，已年過古稀。他自己估計還有10年時間可以從事研究工作，所以在一次會上說：我口袋里只有10塊錢了，不該零星地買些花生米，而要集中起來買一件心愛的東西才是。這件“心愛的東西”，就是繼續“為中國農民能富起來做點事情”。
由于急切地想看看他魂牽夢繞的開弦弓村20年風雨之后的模樣，1981年，費孝通再次踏上了“江村”土地。這次重返，他高興地看到了“江村”當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國前列。而在1978年，“江村”的人均年收入還只有114元。為何“江村”的農民收入能這么快地增長？通過實地考察，他發現鄉村的社隊工業正在迅速地發展起來。而這種在鄉村創辦的工業，不就是他40多年前所提倡的“鄉土工業”嗎！
“江村”的變遷使費孝通逐漸領會到中國經濟的特點，并首次提出了“工業下鄉”的策略。他認為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80％，因此，工業不能全部集中在少數幾個城市，而應想方設法分散到廣大的農村中去。這樣，不但可以減輕城市的人口壓力，而且產生了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勞動者，可以在農工相輔、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實現農村工業化、城鄉一體化。
費孝通把他這次看到的中國農民創辦的工業，形象地叫做“草根工業”。為了促進草根工業的發展，他通過對一個村鎮的實地考察，以事實為依據，寫出了大量具有說服力的文章，提出了“蘇南模式”這一概念，后來，他又陸續總結出“溫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權模式”、“僑鄉模式”等。即使在鄉村工業屢遭非議，甚至受到打擊的時候，他也義無反顧地為鄉村工業的發展奔走呼吁……2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鄉鎮企業，已經不再是昔日的“草根工業”，而已成長為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小城鎮建設富有遠見的戰略卓識
在經歷了23年的學術空白之后，古稀之年的費孝通煥發了自己的“第二春”。1982年后，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給中國農村帶來的變化，費孝通又敏銳地提出了研究小城鎮的課題，并親自帶隊進行專題調查。
通過大量調研，費孝通認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12億人口大部分居住在農村。這十幾億人吃、住、工作都是大問題。由于國家嚴格控制城鄉之間人口的流動遷移，用行政手段劃清城鄉戶口，農民進不了城，于是農村中“隱藏”了大量剩余勞動力。這十來億人如果都住進大中城市，需要花多少錢建設多少個大城市？這根本沒有現實可能性。他還指出，像中國這樣一個地少人多的國家，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只能根據國情走自己的路，這就是大力發展小城鎮。他主張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要以小城鎮為主，大中城市為輔。小城鎮小則三五萬人，大者也不超過十萬余人。對于我國城鄉還存在的二元分割結構和所謂城鄉“三大差別”，他主張把“三大差別”和農民一起“消滅”在小城鎮里。
1983年，費孝通在大量深入調查基礎上寫出的《小城鎮大問題》等系列文章，受到了廣大農村基層干部、學術界和高層決策人士的普遍重視，從而使全國范圍內的小城鎮建設逐漸形成高潮。
時至今日，許多學者依然對為費孝通20多年前提出的小城鎮建設思路感到振奮。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沈關寶說，費孝通提出的江蘇小城鎮的發展戰略，為后來整個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啟示。中央黨校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張虎林告訴記者，在農村與城市之間的過渡地帶發展小城鎮，是消除歷史形成的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市民與農民二元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與手段。發展小城鎮對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農村社區的建設、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三農問題的解決都很關鍵，并且牽涉到國家整體發展的方方面面。從宏觀和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卓有遠見的戰略性思路。
探索研究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1984年，已是74歲高齡的費孝通“行行重行行”，他的調查研究走出了“江村”，越出了江蘇省界，分兩路進行。一路向浙、閩、粵、桂沿海地區；另一路向黑、蒙、甘、寧、川、云邊區。十多年間，他走遍了祖國的山山水會，緊緊追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城鎮的發展變化。
在對西北、西南的考察中，費孝通越來越感到沿海和內地，特別是邊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會給我國現代化進程帶來越來越多困難。在考察西北和西南地區后，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建立黃河上游多民族經濟開發區的建議》及《關于建立攀西開發區，重建南方絲綢之路，開發大西南的設想》等旨在加速開發邊區經濟的建議。
1990年，浦東開發提到了日程上。八十歲高齡的費孝通在多次對長江三角洲做了調查研究之后，就浦東開發和如何確定上海地位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從全國經濟格局上看，應該從更高的區域經濟發展的層次上來考慮上海，把上海建成一個長江流域的貿易、金融、信息、科技運輸中心；使上海成為長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帶工農業商品的總調度室或總服務站，成為一個具有廣闊腹地的大陸香港。根據這個構想，費孝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建立長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的建議。
從1992年開始，費孝通又把探索中部傳統農業地區的發展作為研究重點。當時，東部沿海地區的農民人均收入，要比中部地區的農民人均收入高出一倍。他想找出一條使中部地區的農民盡快富起來的路子。于是他到蘇北、山東、湖北、湖南，到河北、河南等地調查后，主張政府組織、幫助、鼓勵農民積極種糧油麻，養豬羊魚蝦，發展農民所熟悉的家庭農副業生產。在這個基礎上企業與農戶結合，實行工農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經營方式，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農民口袋里有了錢，就會走上辦工業的道路。他說，這是一條“從農業里長出工業”的道路。就在1998年3月，費孝通卸下所擔任的公職，告老還鄉的當年，88歲的他外出調查的時間仍多達166天。仍為此寫下了約10余萬字的調查報告及學術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說：少懷初衷，今猶如昔。殘楓經秋，星火不滅……
“我的一生經歷過無數重大的歷史變革，但最重要的當屬新中國的成立，以及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將自己的學術研究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聯系起來、與祖國的富強和發展緊密相連�！辟M孝通晚年的學術研究與中國經濟發展的聯系更加密切和直接，他在總結自己的學術生涯時曾如是說。
《市場報》 (2005年04月29日 第八版)北京大學師生設靈堂沉痛悼念費孝通教授。
中新社供圖南開大學師生沉痛悼念費孝通教授。
中新社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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