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指出,投資率持續偏高,消費率偏低。要使得國民經濟保持8%的增長速度,而且維持一個穩定健康的態勢,就要在抑制投資快速增長勢頭的同時積極擴大消費。要擴大居民消費,就要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從財政上而言,減少居民賦稅與費用支出、加強轉移支付力度就顯得十分必要。
直接、間接地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從收入的需求彈性看,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消費愿望比較強,一旦收入增長預期實現后,他們增加消費的愿望就會變現為有效需求。因此,增加農村居民和城鎮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收入對拉動消費有積極效用。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指出,擴大居民消費率,要實行有利于擴大消費的財稅、金融和產業政策。在全國大范圍、大幅度減免農業稅。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免征農業稅。采取綜合措施,控制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過快上漲。
溫家寶總理的上述努力在2005年預算草案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根據預算報告,今年財政部門對三農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上將會繼續加大。首先是深化農村稅費改革,今年將在全國大范圍、大幅度繼續減免農業稅,直至2006年全部取消農業稅。今年還要在全國范圍內免征牧業稅。為落實這些政策,中央財政將新增轉移支付資金140億元,用于這方面的支出總額將達到664億元。二是支持糧食生產。確保糧食主產區100億元對種糧農民的直補資金規模不減少;安排良種補貼資金37億元;安排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3億元;對種糧大縣補貼55億元。三是增加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生態建設、農業科技進步、農業綜合開發、扶貧開發等投入。四是在教育、文化、衛生支出方面增加52.14億元。五是繼續支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和技術培訓工作。
中央財政還將安排150億元,增加對產糧大縣和財政困難縣鄉的轉移支付。從總體上粗略估計,2005年政府對農民的支持將超過3000億元。
國家對農村居民的財政支出增加是在整個財政支出總量降低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國家財政支出結構的轉變暗示了,中央對居民消費在拉動經濟增長上抱有更大的期望。
為防止農資價格的上漲侵蝕農民增加的收入,國家在穩定農資價格方面也作出努力。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姜偉新向記者提供的資料表明,為了搞好2005年化肥生產供應、穩定化肥價格,國家已經對化肥生產用電繼續實行優惠價格,對化肥鐵路運輸繼續實行優惠運價,對尿素產品增值稅繼續實行先征后返50%,這樣,就從農資的產品成本上,控制了農資價格的上漲,進而穩定了農資價格,間接地保證了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在減稅方面,政府接下來可能會有安排。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呼吁降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在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形成了比較一直的看法是從800元提高到1500元左右。據了解,現在個稅的65%來自工薪階層,800元起征點加重了工薪階層的負擔。早在2003年9月1日,北京市就把個稅征收點從1000元提到1200元;上海、珠海均調至1400元。2004年底,廣東的改動更顯著,從800元起征點一下提至1600元,整整翻了一倍。因此,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的上調,使得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一定的提高。
宏觀調控不會停止
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結2004年問題時指出,保持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的難度增加;固定資產投資還有可能反彈;煤電油運仍相當緊張;物價上漲的壓力較大:就業壓力巨大。
可以說,對三農的強力支持是針對2004年保持農民增收難的一個方案。同時,抵制固定資產投資反彈,抑制物價上漲也是2005年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
要壓低固定資產投資,減緩投資率持續偏高勢頭,提高消費率,勢必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入手。在財政政策方面,積極的步調已經明確轉向穩健,首先是減少國債和赤字規模,改變國債的投放結構,其次是減稅、增加轉移支付力度,2004年結轉國債項目資金456.92億元;在貨幣政策方面,年初央行公布了今年較為緊縮的銀行貸款增速和貨幣供應量,央行行長周小川還表示,央行將密切觀察經濟形勢的變化,精心設計并且利用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等等手段對貨幣供應總量進行調控。
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在兩會期間向記者表示,國家的宏觀調控是不會結束的。他表示,只要經濟中有不穩定的因素,就不會終止宏觀調控。政府在發現經濟中有不穩定的因素時,會適時采取前瞻性措施進行微調。
因此,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方面,中央政府是下了決心,并且通過財政和貨幣把住貨幣總量的口子。央行在2004年連續動用貨幣工具:在公開市場上頻繁操作,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同時,通過土地控制截斷固定投資的資源基礎。
固定資產投資反彈壓力源于哪里?吳敬璉用“行政主導的投資過熱”——地方各級政府運用手中的權力,調動財政、銀行甚至企業的資金,形成了大量無效投資,作出解釋。
如何消釋地方內生投資沖動
對于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中央政府也早有預判。溫家寶總理就曾告誡各級政府官員:不能盲目攀比經濟增長速度,各地區應根據實際情況來確定發展目標。
即使是在貨幣總量和土地供應管制的“最嚴格”控制下,經濟仍然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而且,從3月11日國際統計局公布的二月份CPI為3.9%的數據也證實了這點。從去年初開始到現在仍無法解決的煤電油運緊張也是來自于固定資產投資增加的壓力。
但,地方政府能控制住自己的內在投資沖動嗎?這是個復雜而又一直困擾著中國經濟的問題。
沒有投資,地方經濟怎么發展?沒有投資怎么帶動消費需求,怎么解決就業?這些是地方政府官員的私下里的反問。也是地方經濟居高不下的現實。
“你去問問地方的官員,他們會覺得當地的經濟速度太快了嗎?”面對地方提供的經濟增長速度都不低于國家增長速度的數據,某位經濟學者向記者提問。“相反,某些地方認為自己的速度還不夠快!”
從明確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時,就提出要解決地方政府內生的投資沖動。但,問題的艱巨性和復雜程度并沒有隨著問題的提出立即得到解決,只有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完善過程中,這個根源性的問題才能逐步得到解決。
現在的問題是,在財政支出相對收縮、貨幣口子縮緊,以及凈出口無法也不能保持高增長的情況下,消費的拉動作用就尤為重要,也只有最終消費的增加才能支撐經濟進入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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