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生效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京都議定書》生效后，發達國家的減排行動也必然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產生相應的影響。
暫無減排義務的中國，作為發展中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從《京都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中可能得到發達國家的減排項目，這是我們的重要機遇。
長遠來看，中國必然面臨巨大的減排壓力，我們應盡早調整戰略，走低碳發展道路。
《京都議定書》是人類保護全球環境和防止人為引起的氣候變暖行動的里程碑。它第一次為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規定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或限排目標。盡管《京都議定書》并沒有規定發展中國家減少或限制溫室氣體的排放，但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發達國家的減排行動也必然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產生相應的影響。
發達國家履約措施和行動將通過3種方式影響中國。
1.為達到《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目標，發達國家削減二氧化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集中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發展可再生能源領域，從技術進步角度看對中國的影響是積極的。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技術推動”和“市場拉動”是推動能源技術進步和國際能源技術合作的兩條重要途徑。對于能源技術而言，《京都議定書》的生效與實施，不僅促進政府和企業為減排技術開發提供推動力，同時也可以通過國際碳市場提供強大的拉動力量，兩方面的效應都十分明顯。發達國家清潔能源技術的成本進一步降低，以及更廣泛的應用和普及，最終會導致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總體技術水平的提高。
2. 發達國家可能將高耗能、高排放的產業轉移到我國，這一點不容忽視。
發達國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門如電力、鋼鐵、建材和化工等行業將面臨強制性的減排要求。為了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這些行業的企業一方面會挖掘自身的節能潛力，進行技術更新或改造。另一方面會向海外開拓市場，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增加企業利潤，彌補因為在國內履約造成的損失。
根據英國政府發表的《能源白皮書》，到2050年，為實現比1990年溫室氣體排放水平減排60%的目標，英國鋼鐵工業將全部轉移到海外生產。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鋼鐵、建材、化工和電力等領域的國際公司紛紛到中國投資建廠，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的工業基地。
從理論上分析，發達國家為實現減排目標而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將使制造業國際化，并刺激向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讓，形成更公平的財富分配。但有一點需要中國引起足夠重視，發達國家會把碳密集產品和高能耗項目向我國轉移。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雖然得到了我們急需的資金和技術，取得了經濟增長，但代價也不可忽視。而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對于高速經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來講，需要大量的經濟基礎設施的投入。在工業化的加速階段，經濟的物理擴張，多數是對常規技術的簡單復制，而且一經投入，便有一個投資回報期技術和資金的“鎖定效應”。由于基礎設施、機器設備的使用期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立即更換意味著巨大的經濟損失。當未來中國需要承諾溫室氣體減排或限排義務時，就可能被這些投資“鎖住”。如果把這些產業再轉移出去，對就業、再就業和經濟發展將有很大的沖擊。
3. 為降低履約成本，發達國家還可能利用議定書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到中國實施減排項目。這是我們的重要機遇。
《京都議定書》在為發達國家規定了具體減排目標的同時，也引入了聯合履約（JI）、排放貿易（ET）和清潔發展機制（CDM）3個靈活機制，允許發達國家以成本有效方式在全球范圍內減排溫室氣體。《京都議定書》生效向中國企業發出了市場信號，大氣溫室氣體排放空間不再是免費的公共資源，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參與溫室氣體減排國際合作也能帶來經濟利益。由于發達國家國內的減排增量成本比發展中國家高5—20倍，所以發達國家愿意以資金援助與技術轉移的方式在沒有減排責任的發展中國家實施減排項目（CDM），獲得低成本的減排量，由此實現減排義務，同時也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
作為經濟充滿活力的發展中大國，中國被認為有很多有利條件實施CDM項目，如技術能力強、國家風險低、比較容易獲取項目投資等。據預測，到2010年的5年間，發達國家通過京都三機制實現《京都議定書》減排目標的市場需求大約是每年7.2億噸CO2，其中的23%需要通過CDM來完成，而中國將占據整個CDM市場份額的近50％，即近8000萬噸CO2，以每噸CO2當量（其他溫室氣體如甲烷等可以按增溫潛勢折算成CO2排放量）5—10美元的價格計算，年總收入是4—8億美元。與我國國民經濟總產值比，8億美元并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但是我們應該考慮到它的技術進步效應與環境效應。它能促進能源產業的技術進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改善當地環境質量，這都是長期效益的作用，不能用具體的數字來衡量。對于我國來說，應采取積極的CDM政策，抓住當前的有利時機，通過與發達國家合作，獲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與資金支持。
中國面臨減排的巨大壓力與挑戰
無論是在經濟方面還是生態方面，中國都是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角色。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費國。當前，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預計到2025年左右，中國的溫室氣體凈排放量將與美國并駕齊驅。國際上的流行觀點認為，要實現公約“把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的最終目標，要以中國實施大量減排為先決條件。這對我國這樣一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確保發展的需要并維護長遠戰略利益面臨嚴峻挑戰。
1． 不容樂觀的CO2排放國情。
從總量上看，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1990-2001年，我國CO2排放量凈增8.23億噸，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預計到2020年，CO2排放量要在2000年的基礎上增加1.32倍，這個增量要比全世界在1990年到2001年的總排放增量還要大。預測表明，到2025年前后，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很可能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從人均來看，目前我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2025年可能達到世界平均水平，雖然仍低于發達國家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水平，但已喪失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優勢。從排放強度來看，由于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落后，能源消費強度大，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比較高。
2． 社會“慣性”因素的時滯效應。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提高生產效率，這對多數國家來說需要巨大投資而一時難以取得明顯效果；二是削減人類消費水平，尤其是削減化石燃料的消費，這意味著經濟增長速度的減慢和居民消費水平的降低。然而，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生活質量是各國追求的目標，無論采取何種途徑，均需要一個“認識——采取行動——產生效果”的過程。這一過程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消費習慣一旦形成便具有不可逆性，易于向上調整，不易向下調整，短期內尤其如此。二是人們往往有消費的攀比心理。如擁有并駕駛汽車，不僅是一種舒適，一種方便，而且還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征，而那些沒有汽車的人們，往往會努力去購買和使用汽車。這兩股力量所形成的一種“社會慣性”，會產生溫室氣體減排的巨大阻力，而克服或弱化這種阻力需要時間。
3． 能源結構和資金、技術的制約。
煤炭是我國的主要能源資源。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約占70％，是世界上幾個以燃煤為主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全球煤煙型污染最為嚴重的地區，這是造成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高的主要原因。這不僅嚴重損害了國民的身體健康，而且還造成了負面的國際影響。在化石能源當中，煤炭的CO2排放系數遠高于石油和天然氣。調整能源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資源結構的制約，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臨著技術和資金上的不足。考慮到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資源結構和消費結構，我國通過調整能源結構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潛力有限，因而中國控制CO2排放的前景不容樂觀。
4． 反貧困與發展經濟的巨大壓力。
中國面臨反貧困和發展經濟的巨大壓力。生存和發展是中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要滿足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必須為不斷增加的人口提供基本的能源供應，生存排放的增長是不可避免的；要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須增加在各個方面的投入，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是不可避免的。在過去幾年，中國以較低的能源消費水平，實現了較高的經濟發展目標。但我們應該看到，到2001年底，我國尚有1000多個鄉2萬多個村約3000萬人口沒有用上電。到2003年底，中國尚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還有2900萬。隨著城市化、工業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未來中國的能源需求將有一個顯著的增長，由此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也不可避免將有較大的增長。
減緩氣候變化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
中國是世界上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地區之一，未來氣候變化將對中國旱澇災害、水資源、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農林牧漁業和人體健康等帶來不可逆轉的、持久的嚴重影響，并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一系列挑戰。
減緩氣候變化是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從現實公平的角度看，貧困人群是弱勢人群，受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最大；從代際公平考慮，氣候變化對后代的影響最大。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有利于保護社會弱勢群體和后代的利益。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減緩氣候變化，改善生態環境有助于控制污染，保障人體健康。從資源可持續利用角度看，減緩氣候變化可以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強度、促進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
循環經濟的理念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在全球層面，對社會公平問題的考慮要求在實施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注重滿足所有國家和所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相應的資源與環境權益，這與強調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高度一致的。與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唯一區別是，減緩氣候變化的目標似乎更多關注全球環境利益和可持續發展。從長遠看，國內環境問題基本解決和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我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范圍和目標也必然更多地擴展到全球層面。
從技術經濟特性看，發展與氣候和環境友善的低碳經濟，有利于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保護國內環境。低碳經濟實質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從這一技術經濟特性看，它與我國目前正在開展的節約資源，提高效率，調整能源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降低污染排放等做法是一致的。可以相信，國際上圍繞低碳經濟的能源和產業新技術開發應用，無疑會有助于我國改變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有利于緩解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尖銳矛盾，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特別是低碳經濟中對傳統化石能源利用的技術革新，對我國更有價值。同時，有關激勵低碳經濟技術研發的制度創新，也可以為我國借鑒。
從戰略的高度考慮，我們需要將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納入國民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通過可持續發展實踐，正確應對氣候與環境變化。這意味著可持續發展與應對氣候變化可以相輔相成。
中國應走低碳發展道路
《京都議定書》依據“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沒有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規定具體的減排目標，因此《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并沒給現在的中國帶來切實壓力，但對未來中國影響巨大。
從我國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凈增長趨勢來看，中國有必要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并在未來20-50年間，在工業化發展和溫室氣體減排之間進行平衡，尋求低碳發展道路。
中國正處于快速工業化階段。工業化的主要特征是快速的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再向知識密集型的轉化。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規模和發展速度兩方面都非常獨特。就規模而言，巨大而繼續增長的人口意味著，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經濟體，中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所需要的材料生產和消費都要大。就發展速度而言，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很快，并會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趨勢。中國有龐大的農村人口，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城市化和工業化是必由之路。中國在交通、供水、污水處理和其他許多方面的基礎設施仍不完善。在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力拉動下，中國的原材料生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飛速發展。電力、鋼鐵、機械設備、汽車、造船、化工、電子、建材等工業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一重化工趨勢意味著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資源。
在不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實現低碳發展。其可能途徑包括：
1． 堅持節能優先戰略。
中國一貫以節能作為能源領域的優先工作，今后仍必須堅持節能優先的戰略。因為節能，可以同時有利于能源供應安全、環境保護和提高競爭力等多重目標。有專家認為，通過強化節能和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中國有望將2020年的能源消費總量減少15%以上。未來20年，據國際能源機構（IEA）的預測，世界能源強度年均下降約為1.1%，中國要實現節能目標，至少要保持能源強度年均下降2.3%。從部門結構看，工業用能的比例雖在下降，但仍是最大的能源消費部門，而交通和建筑物用能則是能源消費增長最快的部門，因此，這三大部門無疑是節能工作的重點。
2． 促進低碳和無碳能源開發。
從保證能源安全和保護環境的角度看，發展低碳和無碳能源，促進能源供應的多樣化，是減少煤炭消費，降低對進口石油依賴程度的必然選擇。能源結構的優質化對能源需求總量的影響很大。能源消費結構中煤炭的比重每下降一個百分點相應的能源需求總量即可降低2000萬噸標準煤。但中國受到資源條件的限制，雖然采取了各種措施，到2020年煤炭的比重仍在60%左右，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難以根本改變。石油的比重雖有上升，但只能以滿足國內基本需求為目標，不可能用來替代煤炭。在此格局下，加速發展天然氣，適當發展核電，積極發展水電和可再生能源將是替代煤炭優化能源結構的主力軍。
3． 從制度上避免人造資產的浪費。
由于經濟發展很快和缺乏完善的規劃，中國在投資建設中出現了不少決策失誤和浪費現象。例如，許多民用建筑和公共建筑，由于設計不合理或建筑質量差而不得不頻繁改造或重建；公路與地鐵網絡總在不停地大規模修建、擴建和維護；許多城市雖然修建了污水處理廠，但污水收集網建設滯后或脫節；一些地方濫用經濟開發區的優惠政策，大量圈地；所有這些拆毀和重建，雖然都有助于增加GDP和推動經濟增長，但是對增加國家的財富總量效果并不大，還消耗了大量能源密集型產品，增加了排放。4．引導消費者行為。
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不但在基礎設施建設，而且在消費品生產和消費方式上都在效仿工業化國家現有的經濟發展和消費模式。在有限資源條件下，中國不可能以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來實現工業化。目前，中國富裕消費者的行為已經越來越追求發達國家的消費方式，國家應該通過政策措施抑制浪費和奢侈性消費的行為。
4． 加強碳的捕獲與存儲。
碳捕獲和存儲技術是減少碳排放的一種潛在技術方案，但與太陽能汽車一樣，商業化道路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
5． 推進國際技術合作。
解決全球能源和環境問題最終要靠先進的能源技術，技術的傳播和擴散非常重要。因為未來世界能源需求和排放增長的大部分來自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限于自身經濟實力，技術水平相對落后，技術研發能力相對不足。僅僅依靠技術的自然擴散帶來的溢出效益，或者商業性的技術貿易都是不夠的，為了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共同目標，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然而，長期以來，可持續發展目標下真正積極意義上的技術轉讓進展十分緩慢。因此未來國際氣候制度的發展，非常有必要尋求通過制度化的手段，來推進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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