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全國“兩會”特別報道
關注熱點·民營經濟
向春／制圖
本報見習記者 肖華
國務院出臺的“非公經濟36條”，是建國50多年來國家首次以一部中央文件鼓勵非公經濟進入壟斷領域。這不僅使一年來飽受輿論責難的民營企業家嘗到了苦盡甘回的滋味，并使民營經濟獲得了與國資、外資并駕齊驅的地位
今年3月，著名民營企業家劉永好在參加全國“兩會”時，對記者說：我們的意見發揮了作用。
他所指的是在“兩會”前夕國務院下發的《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文件明確規定“非禁即入”，“允許外資進入的行業和領域，也允許國內非公有資本進入”。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飼料大王劉永好的經歷正是民營經濟發展路徑的縮影。他從經營飼料起家，后參與當地國企改制，并先后進入金融、房地產、燃氣供應等領域。
和美國《時代》周刊所描述的中國富豪不同，他始終保持著簡樸的生活方式，即便在2004年宏觀調控之時，也很少見到關于他的負面新聞。
但人們似乎并不關心他是否代表著民營企業家的整體形象。在2004年，從年初的民企“原罪”討論，到年中由“郎顧之爭”引發的國企改制大辯論(這樣的討論并非沒有必要)，因貧富分化而激起的社會輿論對民營企業家的批判似乎愈演愈烈。
與此同時，旨在抑制固定資產投資過熱的宏觀調控也使大批越界民企舉步維艱。
此時由國務院出臺的“非公經濟36條”，是建國50多年來國家首次以一部中央文件鼓勵非公經濟進入壟斷領域，并強調要緩解他們融資難的問題。這似乎又使民營企業家嘗到了苦盡甘回的滋味。
被赦免的“原罪”
“你再有能耐，你的手指甲永遠是黑乎乎的。”在雨果的《悲慘世界》里，重新做人的富翁冉阿讓還是沒能逃過警長沙威的緊追不舍。而2004年，一份紅頭文件卻讓河北的民營企業家們有了被赦免的希望。
去年1月2日，河北省委、省政府以“省委冀字(2004)1號文件”批轉省政法委兩天前出臺的一份文件———《關于政法機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良好環境的決定》(俗稱河北一號文件)。
這份文件使得河北省成為“臺風中心”，引發一場全國論戰。辯論聚焦在第七條：“對民營企業經營者創業初期的犯罪行為，已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啟動刑事追訴程序”———媒體普遍解讀為赦免“原罪”。
所謂的民企“原罪”是伴隨著富豪排行榜一起進入公眾議題的。在此之前，這些民間富豪很少有機會進入人們的視野。
從1999年英國小伙子胡潤第一次推出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開始，一大批民間富豪集中暴露在公眾和監管機構面前。孰料富豪榜隨之變成“偷稅漏稅榜”，富豪們紛紛落馬，以致曾被評為第二富豪的歐亞集團楊斌被抓后公開稱，后悔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
民企“原罪”從何而生？自1970年代末起步開始，私營經濟為了在兩種制度的夾縫中求生存，不得不靠“戴紅帽子”、假合資等解決身份問題，靠游走在政策和法律的邊緣——比如投機倒把——來完成原始積累。世易時移，許多問題已經糾纏得難分難舍，比如四通被譽為摘不掉帽子的紅帽子企業，至今改制改了20年還沒完。
不過，轉軌時期造就了他們的痛苦，也給他們中的許多人帶來了機會。一些民企通過交結公權力等方式來分配或者轉移了大批社會財富。這些與民企發展相伴而生的問題，被喻為“原罪”，它們使得中國民營經濟總有半邊臉蒙在灰色之中。
民企“原罪”問題逐漸成為社會熱議的話題，但以官方文件形式對此進行澄清和赦免，河北是全國首例。
為此叫好者如趙曉，他套用《圣經》中保羅的名言感慨：“以世界來看是民營企業有原罪，以民營企業來看卻是世界有原罪。”
反對者卻并不因為體制有缺陷而饒恕民企。撇開法學界關于地方政府出臺這樣的文件是否合適的質疑不說，這種“法外施恩”的方式被評價為“一個危險的先例”。
主張區別對待的如盛洪，他認為“既不能一網打盡，也不能一筆勾銷”。一些“軟性原罪”———比如長途販運———屬于突破特定時代制度之舉，不僅無罪反而有功；但“硬性原罪”———如制假售假———則不僅是“原罪”也是“現罪”。解決這個問題，江西民生集團董事長王翔說需要政治上的大智慧，學者秋風亦覺得“應當在多個目標之間尋求一種明智的妥協”。
這樣的爭論最后毫無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從一個過去經濟生活中無足輕重的配角，到引起越來越激烈的爭論和關注，民營經濟早已脫胎換骨，成為中國經濟中與國資、外資并駕齊驅的一支經濟力量。
此時，對待作為一個整體的民營經濟，已經不能從單一的維度去考量。
去年的“兩會”終于確認了私產入憲，給民營企業家們吃了定心丸；國家對非公經濟的政策也由“引導、監督和管理”變成“鼓勵、支持和引導”。此前，非公經濟從1988年時公有經濟的“補充”，到1999年上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看起來，隨著廣義民營經濟(不含國有及國有控股單位)創造的增加值占GDP百分比由1979年的不足1％上升到2003年的65％(其中外資經濟約占15％左右)，單位就業量(包括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就業比重上升到90.8％，非公經濟在決策層心目中的地位也同樣在上升。
不過，“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劃入另冊加以保護，而是公平，”河北首富楊卓舒說，“一視同仁就是最大的善待。”
郎旋風與宏調風暴
但2004年中驟然刮起的“郎旋風”又以更猛烈的姿態，掀開了另一類民企的蓋子。
在1998年以前，民營經濟經歷了戴帽子、摘帽子等種種階段，漸漸從夾縫里長大，一批“名企”脫穎而出。與此同時，從這一年起國有企業次第展開的改制中，另一批新的民營老板逐漸誕生，他們有的來自有實力的“名企”，更多的則來自原國企的管理者階層。
比起前一類民企的原罪來，新民企往往規模更大，也往往伴隨著下崗工人和灰色交易，是另一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歷程。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因此炮轟海爾、格林柯爾、TCL，并呼吁“結束‘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理由是國有資產在此過程中大量流失。
此時，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分化進程中累積的各種社會情緒，使此類民企遭遇了普遍的道德譴責。國內經濟學家在一片沉默之后不得不紛紛應戰，爭論從單純的企業問題迅速上升到產權改革之辯、國家政策之辯。
國企改制的步伐因此而更加謹慎。2004年9月30日，國資委研究室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推進國有大企業的改革，必須堅持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改革方向，重要的企業由國有資本控股。12月中旬，中央叫停大型國企MBO。
在這場爭論前后，民企重型化正成為趨勢，這本是民企發展壯大的時機，但恰恰與之相伴而行的則是，地方政府推動下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及其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迅速膨脹。
2004年4月，國務院鐵腕調控，嚴控鋼鐵、電解鋁、水泥、房地產、汽車五大行業，這些“暴利行業”恰恰是民企們摩拳擦掌希望進入或者剛剛進入之地。但這一次，他們慣用的對規則界限大膽突破的行為方式和操作手法，使得這個群體在調控中首當其沖。
東方希望劉永行的包頭百億鋁業投資計劃擱淺，直接原因是未拿到發改委批文，他們從洽談、簽約到開工建設只花了40天。
另一個業界公認的原因是，貸款突然緊張。為了抑制投資過熱，金融部門嚴把信貸關，企業資金鏈條驟然繃緊。6月10日，央行發布的5月金融運行形勢報告表明，金融機構各項貸款增長態勢明顯減緩，當月人民幣新增貸款1132億元，同比少增1404億元。
在所有信貸數據中，金融機構向民企的貸款更是描繪出一條清晰的急速下滑曲線。以民企圣地溫州為例，4－6月，各金融機構貸款增幅從39.5％下降為35.9再跌至27.4％。銀行對企業授信至少壓縮20％－30％，有的甚至只收不貸。與此同時，可以佐證資金之饑渴的是，2－6月民間借貸利率從八厘九一路攀升逼近一分二，有的地方超過一分五。
據“非公經濟36條”起草小組調研，非公有制經濟的貸款滿足率只有60.4％，比國有企業低10.4％，低于平均水平8.1％。“銀行現行的機制使它們傾向于追求風險較小的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整個金融體系表現出強烈的國有經濟導向”。
原本獲得貸款就不足全國總額的30％，民企老板們的日子難過起來。溫州柳市出現了拿股份抵押借錢的無奈之舉；山西老板趙恩龍更是不堪壓力走上絕路，他的企業踏進了電解鋁和房地產兩大雷區，房子蓋了一半沒錢繼續，資金鏈斷裂后又欠了朋友幾個億。
國家統計局去年7月的數據顯示，6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實現利潤增幅普遍回落，私營企業幅度最大，僅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有所提高。
民企推進的速度明顯放緩，此間出現的一個新現象是，他們紛紛投靠國企。此類收購之盛，以至國資委專門發文強調中央企業這種收購必須報告。
并非偶然的“36條”
盡管只是巧合，但這個巧合確實適時撫慰了聲調漸低的民營企業，這就是《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俗稱“非公經濟36條”)的出現。
實際上這個文件在宏觀調控前就已醞釀多時。早在2003年，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確定，由經濟學家厲以寧擔綱組長，對非公經濟展開全國調研，并形成報告《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
此后，經溫家寶總理兩次批示，發改委、國務院研究室牽頭成立促進非公經濟重大政策專題研究小組，起草文件并在南昌、青島、溫州等地多次召開座談會反復座談與修改，今年2月25日，國務院在“兩會”前夕下發《意見》。
這份文件使民資終于獲得與國資、外資平等的身份。國家發改委此前的調查顯示，非公經濟在近30個產業領域存在“限進”情況。在沿海某省，國有經濟可進入80多個行業，非公經濟中的外資可進入60多個行業，而民資僅可進入40多個行業。
在夾縫里生長起來的草根資本，能贏得和國資、外資平起平坐的地位，既是因為入世3周年之后國人對外資的態度更為理性，更是由于民資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
在3年之前，當中國加入WTO打開大門時，曾有許多人寄望于外資帶來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從而改變中國經濟的整體生態。為了吸引外資，政府甚至給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比如所得稅15％，比內資企業低了一半多。然而，外資賺走了大量利潤，卻沒能留下多少技術。當這樣的遺憾在手機、汽車等一個個領域反復出現，人們開始重新思考FDI究竟是天使還是魔鬼，有關中國拉美化的擔憂也貫穿了整個2004年。
在外資令國人失望的局勢下，民資的數據卻分外漂亮。全國工商聯根據2003年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數據并經過經濟計量實證分析，得出這樣的描述：民營經濟工業總產值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該地區人均GDP會提高大約203元；城鎮就業中民營經濟就業比重每提高1個百分點，該地區人均GDP會提高大約518元。中國證券市場研究中心和全國工商聯經濟部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更是發現，民營企業500家的平均經濟效率明顯優于中國企業500強，與世界500強相比，銷售凈利潤率也相差無幾。
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看來，文件是本屆政府執政思路的具體體現。從行政許可法出臺，到《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頒布，同時新公司法、新破產法即將通過，反壟斷法、國資法正在擬定。“36條”并不是一個孤立的文件，它與這一系列已體現或將體現市場化導向的法律、法規一起，塑造著市場經濟的整體制度框架。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去年12月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分析會上說：“從目前來看，正在系統形成建國以來最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體系。”
但盡管如此，民營企業是否能真正如“非公經濟36條”所鼓勵的那樣進入壟斷行業，卻仍有不少疑問。
可以想見的是，“非公經濟36條”為他們打開一扇又一扇大門，還需要與之配套的體制改革，這樣才能使“非公經濟36條”的精神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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