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貶值要世界埋單 人民幣考驗中國政府智慧

    自10月份以來，國際游資又一次下注“人民幣升值”。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接連出臺政策控制國際資本順差：放寬外匯流出政策；減少外來資本流入；減少外匯儲備增加；還小幅提高境內美元小額存款利率，以避免更多的企業與居民把外匯資金兌換成人民幣。外管局還幾度發出公告，澄清人民幣升值傳言，并警告豪賭人民幣升值是不明智的行為。

    熱錢涌動投機資本虎視眈眈

    11月底，摩根士丹利亞太區經濟師謝國忠說，已經有高達1萬億美元的對沖基金正在押賭人民幣將大幅升值。根據世界銀行的匯率計算方法，2003年，中國GDP產值為11.6694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說，如果謝國忠估計無誤，這些正在豪賭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對沖基金約合中國2003年GDP總值七成以上。而有媒體報道，除了這虎視眈眈的萬億熱錢以外，有官方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已有1000億美元游資入境投機人民幣升值。這兩個數字拋出以后，一時間“萬億熱錢豪賭人民幣”成為各大媒體的討論熱點。那么，千億熱錢已經涌入中國，這個數字是否屬實？押賭人民幣升值的萬億熱錢對中國的外匯市場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呢？

    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官方網站發布的公告稱，今年前8個月，盡管中國進口多，出口少，但實際上1月至9月新增的外匯儲備卻以月均100多億美元的速度遞增。而這些外資留入的主要途徑是地下途徑或是通過經常項目的夾帶。

    匯豐中國區司庫許義明表示，很多資金對人民幣市場有興趣是一個不可爭辯的事實，從現在外匯管制的條例上看，1000億美元進來的渠道是不存在的，這樣一筆巨額資金在很短的時間內流入國內是不可能的。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國際部國際監管合作處的張曉樸博士也表示，由于人民幣的對外開放程度非常有限，可以說能夠進入中國的資金規模是非常低的，即使這個數字屬實，對中國的影響也不會太大。

    目前，香港成了國際游資賭人民幣升值的集中地。近兩個月，包括對沖基金在內的國際游資再次大舉進入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布公告稱，10月底，香港銀行體系的外匯結余比正常情況激增了16倍，并使香港數家銀行首次逆美元升息而公布了減息計劃。從近十年來看，熱錢的流向具有一定的盆地效應，在香港股票興風作浪之后，往往會通過各種途徑流入到深Ｂ股甚至是深圳Ａ股市場。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教授李永森說：“投機資本具有高流動性，他本身沒有得到好的收益，就會反映在市場上，如果投機資本在中國市場上沒有獲得好處，他們就會逐漸撤出中國。

    那么，應該怎樣面對覬覦已久的巨額熱錢呢？李永森作出了回答，他說：“面對熱錢的涌入的，外匯管理部門要做的不是堵，因為熱錢涌入的途徑太多，光靠堵是堵不住的，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疏導，通過匯率漸進性改革，擴大匯率彈性，使市場能量能夠得以釋放，最終向匯率自由化發展。這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美元貶值美國要全世界埋單

    在12月1日的紐約外匯市場上，美元對日元比價一度跌到1比101.86,為2000年1月以來最低點。12月3日外匯市場上，美元匯率下跌勢頭不減，歐元對美元匯率再次創下1比1.3455的歷史新高。隨著美元不斷貶值，來自外匯的壓力突然增大，關于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話題再度成為人們討論的焦點。

    關于此次美元貶值，流行的說法便是美國要讓全球人替美國巨額的財政赤字買單，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伯格斯坦在《美元高估和世界經濟》一文中談到，為了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比如要把美國的貿易逆差從占ＧＤＰ的5％降到占大約2.5％的水平，美元需要繼續貶值20%-25％，世界其他國家應該與美國一起承擔美元調整的成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認為，中國不應該為美元貶值負責。何帆指出，現在人民幣升值來自外部壓力，美元正在貶值，然而美國政府又不愿意美元大幅度貶值，所以希望其他貨幣升值來減緩他的貶值壓力。但是，事實上從外匯壓力來看美國沒有理由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的貿易逆差并不是中國帶來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國國內的宏觀經濟出現了失衡。何帆說：“美國的老百姓花錢大手大腳慣了，美國的公共部門財政赤字會一直持續下來，當美國國內儲蓄低于國內投資時，美國出現了貿易逆差。另外美國的失業問題也不是因為中國工人的競爭，而是因為他的消費結構方面是以服務品，而不是制造業品，因此中國在考慮人民幣升值問題時需要優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

    升值與否人民幣考驗政府智慧

    何帆認為，從國家利益來看，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固定匯率制擴大基礎貨幣供應量，導致信貸擴張、通貨膨脹，在這種情況下央行不得不進行外匯市場的干預，比如進行一些沖銷的政策，發行一些央行的票據。但是從目前中國的情況看,央行實行的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問題就是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而且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的目標不應該是首先考慮外匯平衡占主導地位，而是內部平衡，如物價穩定，平衡發展等等，另外如果一國貨幣被嚴重低估，對經濟發展也會有大的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處于失衡的情況，出口多，把大部分資源放在出口上，而出口更多的是和國際市場相聯系，而我國的出口主要是靠廉價勞動力進行大規模的加工貿易，所以他的就業和技術進步和其他剩余部分與中國經濟沒有太多的聯系。從大國的經濟發展來看，更多的鼓勵國內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讓匯率的貿易品和非貿易品處于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中，能夠找到一個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可持續發展的平衡點。

    而面對美元貶值對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各路專家從不同的層面解析了中國如何減小損失。何帆主張短期內可以通過央行發行票據來進行沖銷，而從長期來看應該鼓勵國內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讓匯率的貿易品和非貿易品處于一個比較平衡的狀態中，找到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可持續發展的平衡點。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建議，中國應提前準備，在美元還擁有貨幣霸權的背景條件下，利用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大量收購美元；但不應繼續形成儲備資產，而是應該抓住美元崩潰前的有利時機，大量進口實物產品，消耗現有外匯儲備。

    而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發展室主任易憲容則認為，在這種敏感時候更多是考驗政府的智慧，政府想要避免更大的損失需要做的就是靜觀其變，等待美元價格的回暖。在美元價格低時，盡量采用他國貨幣進行結算和支出，能夠減少美元貶值帶來的損失。在美元價格低時不盲目減少手中巨額的美元儲備，這樣才不會出現太大的風險和損失。

    資本管制沒有時間表的改革

    在此次關于人民幣升值的爭論中，惟一沒有爭議的問題就是人民幣的市場化程度不夠，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需要進一步放開。

    目前我國實施的是人民幣強制性結售匯制度，即出口企業所得外匯需賣給外匯指定銀行，實現“結匯”；進口企業用匯可向外匯指定銀行購買，稱為“售匯”。居民出境購匯也有諸多限制。這種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出口企業和居民個人外匯留存，抑制了外匯需求，造成虛假的“供”大于“求”，使人民幣匯率作為價格難以反映出市場實際供求。

    何帆認為，從匯率的調整來看，匯率水平調整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使中國的匯率制度從現在的較為僵化發展成為更有靈活性的機制，尤其是資本管制的改革。我國現在的強制性結售匯制度還是在擔心人民幣貶值的時候出臺的，對此，何帆作了這樣的比喻：“這件棉衣還是在冬天的時候穿的，現在已經到了夏天，不能還穿著這件衣服。”在有升值預期的時候，強制結售匯制度實際上是強化了升值的壓力，外匯儲備被動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在目前情況下并不是為了貿易結算，也不是為了抵御外匯的干預和投機，完全是被動的增加的。

    另外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和原來資本管制的慣性有關，中國總是愿意獎勵資本的流入，而不愿見到資本的流出，而從歷史經驗上看，我們的鄰國也曾經犯過這樣的錯誤。何帆舉例說，只進不出的典型例子就是日本實行的“魚籠政策”，“魚”可以進來，但是進來以后就出不去了，結果造成大量的日本投資資金找不到投資的渠道，而投到國內的股票市場上和房地產市場上，帶來了大量的泡沫。“如果我們繼續實行鼓勵資本流入限制資本流出的政策，我們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何帆說。

    而資本的流出實際上也不是一件壞事，首先是有助于分散風險，其次在海外投資能夠獲得技術資源。何帆強調，現在匯率制度管理部門要做的是“在降低資本管制程度的同時提高資本管制的有效性”。

    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外匯機制決策部門在放開外匯管制上做出的種種努力，近兩年來，國家外匯管理局和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逐步落實改革的構想，近兩個月就出臺了多項政策放松資本項目的管制，例如：2004年11月17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了《關于調整境內居民個人自費出國（境）留學購匯指導性限額的通知》對現行境內居民個人自費留學購匯政策進行了調整。進一步便利境內居民個人自費留學用匯；11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日前發布了《個人財產對外轉移售付匯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移民財產和繼承財產購匯對外轉移的相關外匯管理政策，對于保護個人法定財產權利、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具有重要意義。10月27日，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關于跨國公司外匯資金內部運營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符合條件的跨國公司外匯資金內部運營可以通過集團財務公司進行，也可以通過委托放款方式進行，還可以通過境外直接放款方式進行。

    這些外匯改革政策不僅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而且從另一方面看，購匯、用匯政策的放寬將使人們更容易地通過正常換匯渠道取得外匯，從而為境內企業、居民進行境外投資提供了便利。當然，匯率形成機制和外匯供求機制的改革還需要其他諸多配套改革措施，例如制定更積極的對外投資戰略，調整人民幣匯率調控目標等，我們期待著下一步的改革動作。而匯率改革的時間表也是在此次人民幣升值的大討論中最常被提及的一個問題。

    當被要求預測人民幣外匯管制改革的時間表時，匯豐中國區高級經濟師屈宏斌微笑著答道，時間表是最近一年里提問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問題，但是這個問題本身就不正確。“每次當決策層說‘我們沒有時間表’時，我認為他們講的是真話。”屈宏斌說。

    屈宏斌表示，中國的任何一項改革都是錯綜復雜的進程，在過去25年來，之所以中國的改革在發展中國家中最成功，就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具有很大的靈活性，改革很難有預先設定的時間表，確定到某年某月某時應該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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