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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大午讓人再次記起了那句中國老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文 章敬平
當富人們擔心“仇富”正成為一種現象的時候，孫大午被從輕發落。“判三緩四”的結果，對那些原本憂心忡忡的富人們，自然是一種寬慰。在重復“仇富不是一種社會心理”
這樣的陳詞濫調之外，是輿論在孫大午一案上表現出的人心向背，及其對中國新興有產者的啟迪。
孫大午5月被逮捕，迄今半年。期間，輿論對中國富豪給予了空前的質疑和批評。依照慣例和往常的邏輯，一個富豪落馬了，繼之而來的必然是更多的黑幕被揭露，更多的反面教訓被記取，而孫卻罕見地受到媒體的“特赦”，輿論在孫大午身上，賦予了惋惜、遺憾和數不清的同情。從媒體的報道中，人們發現孫大午不是一個富豪階層的反面人物，而是一個被譽為“中國企業家的良心”的農民企業家，一個為中國農民的前途命運憂心忡忡的思想者，一個不愿賄賂不給回扣不屑做胡雪巖的理想主義者。
媒體的報道，非但沒有讓孫大午一夜間變臭，反而讓他變成了一個遺憾的英雄，他的形象在他倒霉的時候變得高大起來。雖然他曾被北京大學請去演講，但先前的他至多是一個地方名流，他成為全國性的明星富豪應該是被拘后的事。
起初，孫大午的消息僅僅在網絡世界流傳，人們感覺到媒體世界的報道似乎比較節制。直到7月中旬《南方都市報》試探性的報道公開后，才有了后面的一連串媒體行動。一直苦于網上流傳的信息無法證實的北京知識階層，開始根據公開報道，展開對孫大午的聲援行動。
《南方都市報》一開始的新聞標題是《孫大午是經濟犯罪還是因言獲罪？》，很快人們排除了因言獲罪的可能，確信他是違法了，但學者楊支柱等人認為他違法而沒有犯罪。北京一位高校教授還呼吁“拯救孫大午”。顯然，這樣煽情的呼吁獲得了正面的反饋。法學界有人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為孫提供義務法律援助。盡管法學博士許志勇在《我們為什么要幫助孫大午？》一文中，將理由最終歸結為宏大的國家和民眾利益，但其著文的出發點，應該也是為孫大午的個體命運鳴不平。
輿論在孫大午一案中，是代表民意的。現實世界里，沒有一個被非法集資的“受害人”對孫的被捕額手稱慶，虛擬的網絡世界中，有眾多的網民始終在為孫大午鳴不平。自稱蕭一湘的80歲老漢，給學而思網站發文，請政府給孫戴大紅花，說“孫先生算是改革中的第三位改革英雄”。曾經每當有富豪落馬，中國的網上論壇總是一片喝彩之聲。顯然，這絕不完全是窮人嫉妒富人的幸災樂禍，認為富人富得不干不凈乃是要因。
在輿論援助孫大午的日子里，一些富豪正遭受媒體前所未有的質疑。回望未竟的2003年，中國的媒體對一些富豪鞭撻甚于謳歌。盡管中國的傳統是為死者諱，但一些媒體卻在富豪們死后揭露出不利于死者形象的所謂真相。從深圳吳志劍被判入獄，再到周正毅、錢永偉折戟滬上，福布斯中國富豪們的重重劫難，也成了媒體世界探討富豪原罪的起點。富豪們的死亡，訴訟，質疑，無不被媒體從反面總結我們這個法治還不夠完善的社會，在轉軌時期是如何地被鉆空子。反觀孫大午的被捕，輿論從中總結的是，我們這個法治尚有欠缺的社會，是如何地迫使私營企業主進入“非法生存”的狀態。
所謂的仇富現象，被媒體總結后，我們發現，很多富豪喜歡在各種場合闡述他們的責任觀念，他們說財富即責任。更多的財富，意味著對社會更多的責任。他們會列舉他們的企業解決了多少就業，他們的企業為國家繳納了多少稅收。在表示贊許的同時，很多人指出，除了少數富豪，多數富人的所作所為只是盡了一個企業家對社會應盡的義務，盡了自己的本分。
我們并不希望所有的富人，都能像孫大午那樣，在做企業的時候懷著那么多對國家和民眾的發自肺腑的感情。更不希望他們的父親都要像孫大午的父親孫凱那樣，躬著90度的駝背騎三輪車撿垃圾。我們只是希望他們能從孫大午案件中的輿論向背，發現一個企業和一個富豪應該遵循的道德律，而不僅僅是做做道德文章。孫大午讓人再次記起了那句中國老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欄目：動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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