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津門

    津門酸三色之灰色天津

　　一個曾經家財萬貫的富家子弟，不緊不慢地悠閑踱步在自家院子里，沒有激情；

　　家的外面，正如火如荼。

　　國企改制步履艱難，民企發展不見起色；

　　兩個八年的失落吞下苦果；

　　地理位置的尷尬品嘗酸澀。

　　寧可坐等餓死也舍不下那張臉的民風；

　　熱情和冷淡都讓人難以接受的服務；

　　既自傲又自卑的文化情結；

　　曾經波濤洶涌的海河，如今宛如死水一潭。

　　左右為難的脫胎換骨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炸糕、馬三立的相聲，它們代表了天津的前天；飛鴿牌自行車、海鷗牌機械手表、北京牌電視機、鴕鳥牌墨水、天津加酶洗衣粉、藍天六必治牙膏，它們代表了天津的昨天；可口可樂、摩托羅拉、LG電器、康師傅方便面、富士攝影鏡頭，它們代表了天津的今天。

　　前天和昨天都是天津人自己的品牌，而今天，在“Made in Tianjin”的外面，是別人的品牌。

　　天津人自己呢？變得越來越灰色了。

　　作為中國的四大直轄市和北方重要的工業城市以及北京通往東北、華南的交通樞紐、渤海灣上的重要港口，天津占盡了地利。但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它卻逐漸落伍了，其經濟發展不僅無法與北京、上海比，就連后起之秀青島、大連、煙臺，它也比不過。

　　就像一個曾經家財萬貫的富家子弟，不緊不慢地悠閑踱步在自家院子里，沒有激情，沒有變化，與家門外熱火朝天的改革開放場面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然而就在前天和昨天，中國第一個堿廠、第一個紡織廠、第一輛自行車、第一塊手表、第一臺電視、第一條鐵路、第一個大商場、第一所大學都誕生于此。天津曾經多么富有激情。

　　而今，燈光昏暗了。

　　是燈管老化了嗎？

　　天津市一輕局的一份報告中這樣描述：2000年以前，一輕系統有國有企業99戶，中小企業比例高達88%，改制面僅有5%，虧損面達52%，在崗人員背負著兩倍的下崗和退休人員負擔，很多企業資不抵債，要活活不了，破產破不掉，出售沒人要。

　　以輕工業為主的天津，國有企業一直占據統治地位。天津市最近提出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目標是讓民營經濟實現每年25%以上的增幅。但即便真的這樣，5年后，民營經濟的比重也不到三分之一。

　　民營經濟的羸弱，使國企改革成為天津二次騰飛中不得不完成的任務。從2000年開始，天津一輕系統開始了改制。這是整個天津市國企改革的縮影，雖然比全國很多地方來得晚，但總算讓人們看到了國企老字號前進的曙光。

　　梁玉樹，天津藍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他和員工們湊錢為藍天六必治牙膏打出了“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的廣告，給瀕臨倒閉的牙膏廠帶來了奇跡般的再生。憑借“全效牙膏”的概念，藍天成為國內牙膏品牌的領軍者之一。到今天，他們生產的牙膏已經夠全中國人每人一支了。

　　1997年，正在藍天六必治的內部調整處在重要關口的時候，梁玉樹因為“業績突出”被上調到一輕局任副局長。兩年后，感到“不善為官”的他主動要求“下放”。當他回到藍天時，企業已經有點面目全非了：在主管部門的主持下，藍天兼并了其他幾個廠，被塞得人滿為患；市場也有些面目全非了：國外品牌如高露潔、佳潔士憑借強大實力迅速占據主導地位，牙膏市場利潤急劇下降，國內品牌受到嚴峻考驗。

　　“根據我幾十年的從業經驗，國有企業確實不適合這種行業。”梁玉樹雖然很早就悟出了這個道理，但直到2001年，藍天才得到了國退民進的機會。

　　“為了防止職工情緒過大，當時的改制實行的是保守方案。”改制后，作為企業負責人的梁玉樹僅持有1.48%的股份，剩余股份平均分配給所有職工。

　　“這和沒改區別不大，肯定要繼續改。”他們正計劃引進戰略合作伙伴。但據說進展不太順利，因為合作方看到藍天集團“另類”的股權結構，不愿承擔這個“名義上股份制實際上還是集體制”的合作風險。

　　相比而言，天津一輕另一個改制企業華一集團的改制還算徹底：一輕集團持有13%的股份，部分普通職工持有20%，中層經營者持有31%，董事長張國維持有30%。負責一輕集團整體改制的副總經理李廣文認為，華一將成為天津市國企改革的一個典型。

　　傳統“三大件”中碩果僅存的海鷗手表，改制之路也很艱難。已經進行初步改制的海鷗集團組建了以天津中歐公司為核心的機械手表生產集團，同時兼并了大連、煙臺、石家莊三地的手表廠，與瑞士ISA和香港一家公司分別成立了合資公司，成為天津為數不多的在域外鏖戰的輕工企業。

　　2003年，中歐集團與瑞士ISA等戰略投資者簽訂了數千萬美元的投資意向，但至今還懸在空中。因為中歐集團的員工身份還是國有企業職工，集團股權有點說不清，對外來投資者來說存在很大風險。“如果明年進一步改制，投資落實后，我們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機械手表機芯生產基地，在國內將沒有競爭對手。” 中歐董事長王德明這樣描繪企業前景。

　　他說：“打破鐵飯碗這個概念在南方可能不是問題，但在天津，我們卻不得不考慮職工傳統意識的力量。”在最艱難的時候，廠里所有職工每個月只有不到200元的生活費，但一貫戀家的職工并沒有離開企業到外打工，天津人對企業那種家的感覺使海鷗手表至今保留著全部核心技術工人。

　　中歐集團的情況是整個天津工業的縮影。在這個傳統工業區，工人們具有濃厚的“以廠為家”的思想。企業困難時讓人感動，但在改制中卻變成了阻力。正因為如此，天津一輕中小國有企業改制往往實行的是“兩步走、三步走”的策略。

　　盡管步履維艱，但整個一輕系統仍然堅定地推行國退民進。一大批老牌企業如鴕鳥墨水、藍天洗衣粉、飛鴿自行車等，通過經營土地、引進戰略投資者而被重新盤活，或者看到了重新盤活的希望。

　　在已經改制的40個企業里，一輕局代表國有資產持股一般只在10%左右。在此基礎上，一輕局脫掉政府外衣，改制成為天津一輕集團。

　　2004年9月，天津市國資委成立，一場更大范圍的國有企業改制有序地展開。據介紹，天津將對資產在100億以下的國有資產進行戰略重組，由天津市政府出面組織的大型招商活動已經開展。改革注定會成為天津這個傳統工業地區今后幾年的主旋律。

　　“我們對天津的最大貢獻就是保留了海鷗這塊牌子，讓老三樣得以延續。但的確做得很辛苦。”王德明說。

　　初步改制后，中歐集團每年仍要拿出800萬作為1000多名退休職工的生活費。海鷗品牌雖然有50年的歷史，卻始終給人以實用計時工具的形象，與高檔機械表的內涵相去甚遠，所以還需要發展。

　　天津市領導明確要求，幾年內海鷗手表必須提升檔次。王德明也嘗試過用“金海鷗”、“鉆石海鷗”來提升品牌價值，但事與愿違。

　　“假如海鷗手表提高到5000元一塊，你們買嗎？”王德明這樣問記者。海鷗有技術，有全亞洲最大的生產基地，但面對瑞士幾百年來凝聚的品牌力量，想用幾年時間趕上，王德明感覺不太可能。如果放棄品牌專心做機芯生產呢？王德明感覺到舍棄老牌子的社會風險同樣壓人。

　　聽說記者牙齦出血，藍天董事長梁玉樹極力推薦使用藍天六必治全效牙膏，顯示出對自己產品質量的自信：“我們的產品絕對比同等價位的外國牌子好，我敢打保票。”當年靠“吃嘛嘛香”廣告創意起家的梁玉樹，深深感慨藍天在品牌宣傳上始終跟不上市場的節奏。

　　靠廣告起家的藍天尚且如此，天津其他本土企業品牌宣傳的力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更重要的是，他們普遍對品牌和企業宣傳表現出了不屑。

　　不擅好辦，不屑難調。

　　普蘭娜20個系列的化妝品曾連續榮獲四項國際大獎，在歐、日市場奇貨可居，但在國內鮮有耳聞。

　　海鷗手表奧運會期間曾在希臘等歐洲國家熱賣，在國內卻始終徘徊在中低檔。

　　郁美凈老總一年中有360天在外背著化妝品開拓市場，可謂重視了。然而，在其產品說明書上，我們卻看到了“引領新時代婦女化妝潮流”這樣的過時太多了的字眼。

　　對品牌的認識不夠，多少反映了對市場的不了解。在天津，但凡提早進入市場化的行業，如建材、裝修，都被外來企業壟斷。即使房地產這樣的地主優勢行業，天津也面臨著來自香港、杭州房產大鱷的兇猛圍攻。

　　一個傳統的工業城市，在市場化面前正經受著脫胎換骨的改變，也迫切需要脫胎換骨的改變。

　　擦肩而過的政治機遇

　　《求是》雜志2004年第一期上載文說：“天津作為一個老工商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欠賬較多，又有兩個特殊的8年：一是劃歸河北省的8年，幾乎沒有多少投資，還遷出了幾百個工廠；二是唐山大地震損毀了天津60%的建筑，抗震救災恢復重建又是8年。進入20世紀90年代，這些歷史的包袱嚴重制約了天津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要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難度可想而知。”

　　一位老天津人說：在中國，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就是政治。不懂政治經濟學，就不要妄評區域經濟發展。

　　看破紅塵方見真知。

　　1949年以來，我們傾舉國之力把北京從沒有什么現代工業的消費城市建設成為全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而天津這個距離北京僅100多公里的城市，因為處處要給首都讓路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據統計，1975年以前，天津幾乎沒有任何國家重點項目。

　　天津和上海在1949年以前可稱作南北雙雄，都是經濟中心。1949年以后，上海比天津得到了計劃經濟的更多關照。文革前，中國自己制造的萬噸水壓機在上海，而次于這個等級的6000噸水壓機當時有兩臺，分別在北京重型機械廠和天津重型機械廠。其間的根本差別是：上海和北京都是國家投資，而天津是自己籌資制造的。

　　唐山地震，天津受到了損失。但天津大，人口多，又不在震中，不太引人關注，國家的救援物資大部分調往唐山，天津人只好自己咽下天災留下的傷痛。統計顯示，地震損失的絕對值上，天津并不比唐山少。

　　再往前說，平津戰役中天津城幾乎被轟平。解放天津用的是最強的火力，因為敵人在天津的設防太強大。解放上海時則考慮到上海的建筑和大量工廠、資本，基本沒用大炮。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天津是從廢墟中站起來的。

　　一位資深經濟學者分析說，天津沒有上百億投資的如寶鋼、金山石化、首鋼、燕山石化這樣的大項目，等了20年才等來3.0大排量汽車的生產權，而北京現代從簽約到生產兩個月就搞定了。天津沒有上海的三年財稅包干到期再延長三年的特權政策，沒有浦東比特區還特區的優惠，批一個3000萬美金的項目在上海屬于地方權限，在天津則要等待國家有關部門短則數月的審批。幾個五年計劃中有上百個重大項目，卻沒有一個擺在天津。相反，天津遷出了上百個工廠，而今天津人的足跡隨處可見，都是割肉流血般的支援。

　　或許，天津是50多年來付出與獲得最不成比例的城市之一。上海曾經在90年代初對不堪重負的現狀展開過討論，1992年之后才開始揚眉吐氣。而天津，漸漸失去了顏色，直到現在。

　　天津一位高層領導出國考察，竟發現歐洲的投資者們大部分都不知道中國還有一個直轄市叫天津。那種滋味，怎一個灰字了得？

　　復雜固執的文化情結

　　“不過是一座放大了的石家莊！”天津的網友這樣評價自己的城市。

　　他們抱怨說，而今的天津是中國直轄市里最沒有特點的一個：既缺少北京宏偉大氣的莊重，又沒有上海城開不夜的繁華，也不象重慶山重水復、詭譎多姿。

　　曾經金光燦爛的天津，如今的灰暗的確讓人不是滋味。

　　這種灰暗不僅在經濟統計數字上，也不僅在城市面貌的混亂上，還在天津人自己的心頭上。

　　而心頭上的灰暗，是世界上最灰、最暗的灰暗。

　　一篇名為《丑陋的天津人》的文章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普通場景：1997年盛夏的傍晚，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坐著五、六個吃完晚飯正在乘涼的天津人。中年人悠閑地坐在藤椅上，慢慢地搖著蒲扇，美滋滋地說：“今天廠子又放假，一周都休息三天了，甭說多美了！”另一個坐在竹凳上的小伙子拍了拍胸脯說：“你那算嘛？我今兒個是第四天沒干活了，下午又躲在倉庫后邊睡了一覺，也沒人知道。”旁邊一個三十多歲的人開口說：“你說解氣不解氣?今兒個我把科長臭罵了一頓，說得他連嘴都張不開。最后，他把我前兩天的曠工記錄都給涂了。”另一個小伙子說：“今兒下午，我和哥們在瓜攤邊下了半天棋，來了幾個買西瓜的，我說‘快走開，別煩我，小心我拿刀戳你！’真痛快！”

　　文章感慨說：工人想方設法偷懶，個體戶缺乏顧客至上的服務意識，咱天津還能靠什么發展呢？

　　猶太人的富有緣于他們的商業頭腦以及勤快、節儉、待人和氣；廣東人的富有緣于他們的精明和敢于冒險；溫州人的富有緣于他們的精明和肯吃苦的精神。

　　天津人呢？有點大大咧咧，缺乏廣東人的精明、溫州人的節儉、猶太人的和氣，而且攢不下錢。還有一點“傲”，不肯干服務性行業，寧可坐等餓死也舍不下那張臉。

　　記者在天津居民區看到，那些下崗職工家的院子里很多都有一個大籠子，里面養著鳥或雞。那些人每月只有二三百元工資，但寧可待業在家，也拼死不愿去擺攤掃街，每天提籠架鳥，拍著胸脯傲稱國家正式工人老大哥。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在天津這樣一個大城市里，這種觀念著實頑固得可以了。

　　雖然距北京不遠，但天津話與北京話卻頗有差異，據說是因為當時天津衛的守軍及家屬多來自安徽，天津話受安徽話影響，與周邊有異。天津人見多識廣，能說善道，有衛嘴子之稱。比起京油子玩世不恭的油滑，衛嘴子更帶有碼頭青皮的賴和商埠商民的精。賴則執著，精則機巧，所以天津的相聲不象北京那樣滑，卻更耐咀嚼。

　　由于歷史的原因和鄰近首都的地理位置，天津人的青皮精神最終沒能發展成上海市民那樣獨立的個性意識。也正因為如此，與北京人和上海人相比，天津人更顯得質樸些。

　　天津人愛玩，民俗文化發達，從泥塑、木刻、年畫到過年過節掛調錢兒、放鞭炮，乃至婚喪嫁娶的大辦特辦，都是天津形象里濃濃的筆墨。

　　天津文史館副館長崔錦說，民風悍勇的天津并不是一個輕易屈服的城市，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天津是唯一一個經過血與火的沖突而成為半殖民地的。天津人親身體驗了外國的堅船利炮，玩兒命了，抗爭了，還是沒有打過人家。于是開始在文化上抗爭，這種抗爭甚至是無意識的，但卻使民風民俗更倔強地保持下來。這是一種沉默的抗爭。天津人保守，不樂于接受新事物，大概也與這種心態的矯枉過正有關。

　　天津人大部分都是移民，真正土生土長的不到一成，和上海很相似。真正地道的上海人是上海郊區的農民，但城里的上海人最瞧不起鄉下人。天津人在這一點上要比上海人強，很少歧視外鄉人。

　　在天津的一家餐館就餐，我們自始至終見不到服務員的笑容，上菜時盤子離桌面還有10厘米就松手——這個高度，即使在一向嘈雜的中國餐館里，也會發出嚇你一跳的聲響。我沒得罪她呀？也沒打算不給錢呀？

　　其實，這是天津人正常的服務風格。

　　在一家國營賓館里住宿，服務員大姐對你很親切，絕不是職業性的微笑，而是真誠的關心：這么早就出去？準備上哪呀？怎么去呀？這些突兀唐突的問話，放在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上很難理解，而若放在鄰居大媽的關心上就自然了。

　　這也是天津人正常的服務風格。

　　天津作家蔣子龍曾有一文讓家鄉人搓火，其中幾句調侃很是精到：“千百年來，天津以北京的門戶自居。門戶者，看門守戶，即現在的傳達室。守傳達室，自然就要忠于職守，安貧樂道。身為傳達室，也自然就不像門里邊那么神秘，那么高貴。馬路比北京窄，樓房比北京矮，工資比北京低，連物價都不如北京漲得高、漲得快！北京人曾不無自得地傳說，他們結婚喜歡順著高速公路跑到天津來舉行婚宴，連吃帶喝再加上來回的路費，還比在北京結婚便宜。這不知是恭維天津，還是挖苦天津？更鬧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還是天津？所以可用四個字概括天津性格：平實，自謙。”

　　天津福建商會曾經想招募天津當地人任職，結果發現，你把工作剛有個初步交代，天津人立即拍起了胸脯：交給我吧，沒問題。其實，他們根本沒有很好理解，最后當然很難做好。

　　直到現在，這家商會里沒有幾個天津本地人。

　　天津人熱情，牢騷也最多；天津人沒錢，也看不起錢；天津人有文化，最看不起追名逐利者；天津人樸實，樸實得與外面的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天津人很傲，骨子里其實有自卑。

　　這就是天津，這就是天津人。

　　這樣的天津歷史，造就了這樣的天津人；這樣的天津人，造就了這樣的天津現實。

　　很多人講，以前的海河不像現在這樣死水一潭，而是波濤洶涌，在火車站附近的市區就能看到每天的漲潮退潮，景象壯觀。1945年，美軍在天津登陸，3000噸的美國軍艦沿海河直接駛入了市區。

　　俱往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