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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9月中旬以來，頻頻出臺的政策利好向外界發出了一個信息：政府監管部門希望能止住中國股市的災難性下跌。
在過去3年多的時間里，中國股市經歷了非理性下跌。雖然經濟仍維持高速增長，但作為經濟晴雨表的中國股市形勢卻相當嚴峻。2001年，中國股市曾達到最高峰，上證指數(資訊 行情 論壇)摸高2200多點，但隨后便開始了漫漫熊途，上證指數一路下跌到1307點。之
后，雖然出現了一波400點的反彈，但股指仍然沒有改變下行的趨勢，又一路跌出新低1259點。伴隨著中國股市的連續下跌，股市財富效應已經盡失，投資者信心基本喪失，市場融資功能進一步衰竭，很難承擔起支持國企改革的重任。有鑒于這種嚴峻的形勢，政府監管部門果斷地采取了一系列積極干預股市的政策措施與行動，目標就是為了確保股市穩定。
從市場反映來看，各方對于此次的政府出手救市是非常歡迎的，認為救市之舉不僅非常及時，而且非常必要。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知道，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其根基就是非市場化的。70%的股份是非流通的國有股和法人股，30%的股份是流通的社會公眾股，且這兩種股份的定價方式截然不同。股權分置成了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設計的一種特殊性制度安排，既反映出中國轉軌經濟的基本特征，也構成了中國股市賴以運行的一種非市場化的暫時性契約。其后，中國股市的其他制度性安排都是從這一暫時性契約中衍生出來的，而中國股市所特有的一系列矛盾與沖突也都緣于此。例如，上市公司過度融資、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忽視流通股東權益等。當這些矛盾與沖突日益尖銳時，其沉重的代價就是股市的持續下跌和失去投資吸引力。
因此，當我們意識到中國股市的根基就是非市場化這一事實時，在股權分置這一核心問題尚未解決的前提下，要想以市場化手段或者說不干預的手段來化解股市危局，就成了一件難以想象的事情。而對當初中國股市的非市場化設計，也注定了制度設計者要擔負起歷史責任。當中國股市走到危局邊緣時，政府監管部門就有責任進行干預、進行拯救。從這個角度看，干預是正常和合理的，而不干預卻是有悖于常理的。
其實，當股市陷于危局時，各國政府都會理所當然地采取干預的行動。例如，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穩定股市，中國也不例外。對于中國來說，股市下跌壞處不少。最顯而易見的壞處是，目前國有銀行正在改制上市，還有大量國有企業也要改制上市或整體上市，持續低迷和下跌的股市，將導致股市融資能力不斷衰竭，最終影響到中國金融體制及經濟體制的改革能否成功。基于這一點，政府監管部門也應該毫不猶豫地干預股市。
當政府干預股市受到市場廣泛歡迎時，接下來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這種干預會把中國股市引向何方?
這里，有兩種可能的選擇。一種是重塑中國股市的市場化根基。也就是說，在落實國九條時，應把解決股權分置問題放在優先位置上。現在，已出臺的《關于加強社會公眾股股東合法權益保護的若干規定(征求意見稿)》及鼓勵保險資金直接進入股市等政策，雖然可以極大地恢復投資者的信心，但關鍵還要看能否及時解決好股權分置這一問題。只有股權分置問題解決了，中國股市的市場化根基才能建立起來，目前中國股市所面臨的一系列矛盾與沖突也才能順利化解，中國股市才能因此步入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到那時，我們就可以更多地以市場化的手段來調控股市。所以，重塑中國股市的市場化根基，應成為此次干預股市的核心，這也是中國股市的一項革命性改革與創新。事實上，隨著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日益推進，留給我們強身健體以應對開放沖擊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第二種選擇是暫時不解決股權分置問題，并將這一問題懸置起來，專門圍繞如何穩定和發展股市來做足文章。這種選擇可能形成的結果是，中國股市可以回暖，可以緩解當前所面臨的巨大的融資壓力，但仍然無法賦予中國股市一個市場化根基。也就是說，這種干預僅僅是一種改良，而不是改革，制約和影響中國股市的根本性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目前中國股市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今后還會循環產生，政府監管部門也還會無休止地面臨需要干預的股市困境。
對中國股市進行徹底的改革，還是僅僅進行一些改良?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其結果當然也是截然不同的。也許，這兩種選擇都有其現實的合理性，也都有其難以克服的巨大障礙，但市場似乎已形成一種共識：要改變目前中國股市的現狀，更需要有一種政治上的智慧與意志。
上海證券報 樂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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