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遲退休短期難以實行 養老與就業之間艱難博弈

　　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透露考慮延長退休年限的消息，讓我們意識到，一個國家的人口政策并不單單導致人口結構變化，還會影響到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就業等一系列經濟問題

　　9月初，勞動與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胡曉義透露，正在考慮延長職工的法定退休年齡。延遲退休這個話題平地間風生水起：應該首先考慮延遲婦女的退休年齡；中國職工的退休年齡應該延遲到65歲……等等。

　　這一波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讓我們意識到，國家的人口政策在改變人口結構的同時，也觸動著整個社會保障體系。而要實行延長退休年齡，又是一個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因此，9月13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劉永富公開表示，延長退休年齡涉及到方方面面，目前仍在研究，尚無定論。

　　“延遲退休不可能在近期內實行。而且只能實行小步漸進式。大多數工業發達國家男性退休年齡為65歲，但這只是一個目標。依靠多次漸進的調整，比一步到位要公平，有利于社會穩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尚未準備好的“老齡化”

　　“中國延長退休年齡是必須的，因為人的壽命延長了。”鄭功成說。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由建國初期的37歲增加到72歲，社會人口結構也步入老齡化。和復雜的經濟利益權衡相比，生理原因為延長退休年齡提供了不爭的事實。

　　1999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關于制止和糾正違反國家規定辦理企業職工提前退休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國家法定的企業職工退休年齡是：男年滿60周歲，女工人年滿50周歲，女干部年滿55周歲。”

　　“原來的退休年限已經不適合目前的人均壽命。我們養上一代只要十年，而下一代要養我們二三十年。這樣對下一代剝削太多。這是養老負擔公平化的要求。”鄭功成說。

　　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并不是個新鮮話題。根據國際社會通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7%以上的社會被稱為老齡社會或老年型人口國家。2000年，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為0.88億，已經達到總人口比例的7%。

　　根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司長于學軍及其同事做的研究預測，2000年至2028年，65歲老年人口將從現在的不足1億增加到超過2億。2028年至2038年將迎來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期。在這十年間，65歲以及上老年人將由2億增加到超過3億——這一老年人口增長高峰實際是1963年至1973年出生高峰的人口進入老年期而導致的。

　　“也就是說，將要出現的老齡高峰，幾乎是不可控制和降低的，與現行和未來的生育率高低無關。”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員告訴記者。

　　依照國際慣例，為度量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通常會計算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時間。英國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國65年，法國雖是老年人口最早達到7%的國家，但達到14%的比例卻花費了115年。根據于學軍等人的預測，中國完成這一過程大約需要27年。

　　我國超常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嚴格控制生育率催生的。據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員介紹，維持社會正常更替的生育率應為2.1(即平均一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但根據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僅為1.22。

　　“由于中國實施了世界上最為嚴厲的生育政策，即便是21世紀總和生育率穩定在聯合國預測的1.90，人口老化速度也比其他經濟發展水平相當的國家快很多。”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建新認為。

　　這種特殊人口政策導致的老齡化，其社會經濟條件與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歐等國的老齡化是在工業化完成以后漸進出現的。漫長的過渡時期使社會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來應對老齡化問題。

　　根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2003年提供的資料，日本在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7%、10%和14%的1970年、1985和1996年的人均GDP分別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而中國200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7%時，人均GDP只有850美元。

　　“中國的老齡化在我們還沒有準備好的情況下提前到來了。”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投資司司長李克平說。

　　“先天不足”的養老支付系統

　　由于社會財富積累不夠，首先面臨考驗的是養老金支付系統。由于制度設計的缺陷，我國已經面臨養老金支付隱患。因此，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胡曉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考慮延長職工退休年齡的目的之一，是減輕“白色浪潮”對社會養老的壓力。

　　我國從1993年開始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金籌集方式。資金流程是：為每一個參加養老保險的職工建立個人賬戶。企業職工在領取工資后向社會保障基金繳付社會保障款，這筆錢連同企業繳付的社會保障款都進入職工的個人賬戶。但在計劃經濟時期，老職工的養老保險是由單位和國家包干，沒有安排個人賬戶和相應的資金積累。很多老職工新建的個人賬戶中的資金很少，已退休職工的個人賬戶則完全是空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在職職工個人賬戶的資金，支付退休人員養老金。

　　據統計，現在每年籌集的三四千億的養老保險基金，主要都用于保證現在3600萬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的發放。2004年4月，由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完成的《銀發中國-中國養老政策的人口和經濟分析》指出，國家正用當前工人的稅錢養活當前的退休人員——這是一種拆東墻、補西墻的“空賬運行“方式。

　　養老金盈虧還根據地域不同，各有千秋。據鄭功成介紹，老工業基地入不敷出的情況比較嚴重，如東北地區。而上海，深圳，東莞等城市，由于經濟發達和歷史負擔少，養老金贏余頗多。“但全國養老金統籌程度很低，各地基金沒有互助功能。”鄭功成說。

　　養老制度設計還存在另一個隱患。我國目前實行的退休年限為男性60歲，女干部55歲，女工人50歲。在此基礎上，支付養老金的年限按人均十年的預期設計。但我國的人均壽命已達到72歲，壽命延長為原來的制度設計留下一段虧空。

　　“延遲退休，對養老金制度的自我平衡是有好處的。”鄭功成說。

　　長城金融研究所所長徐滇慶及三位學者曾在2001年就延長退休年齡對養老金贏余的影響做了測算。在他們采納的模型中，假設2010～2015年間女工的退休年齡將逐步提高5歲。男女工人的退休年齡都在2020～2025年間再提高5歲。測算結果表明，如果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齡在2020年都提高到65歲，養老金體系將保持盈余。

　　養老與就業之間的博弈

　　但經濟研究的模型是以假設為前提。它并非意味著，延遲退休就是一劑現實良藥。任何一種經濟決策，都會以犧牲另一種決策的成果為代價——延遲退休可以緩解養老壓力，但會付出就業的機會成本。

　　于學軍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國現在處在人口發展機遇期。失業問題是這一時期的特點。國務院新聞辦公室4月發布的《中國的就業狀況和政策》白皮書也表明，目前尚有1.5億農村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有1100萬以上的下崗失業人員需要再就業。

　　而延遲退休，則意味著更多的就業機會將不能釋放給社會。如果勞動力人口不能充分就業，同樣會成為負擔人口。因為可以創造價值的失業人口不但不能創造社會財富，而且需要消耗社會財富，與老年人口“爭奪”社會保障資源。

　　失業和養老，構成了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內在鉗制關系。這兩種力量將迫使中國政府運用有關財政和稅收政策，把用于經濟增長的一部分資本轉移到提供社會保障中來，以緩解這兩股力量對中國社會穩定所產生的震蕩。但如何找到延遲退休與解決就業之間的最佳結合點，還是一個尚待論證的問題。

　　從法律等配套環境來看，延長退休必須修改退休相關法律，并經由人大通過。而且，根據各國先例，延長退休年齡一定是小步漸進式。美國延遲退休年齡2歲，花費了12年時間循序漸進。

　　“延遲多少，一歲還是兩歲，對就業的沖擊，對就業保障的影響，都必須經過多方討論和測算。”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員說。

　　這將是一個漫長的商榷和論證過程。

　　中國《新聞周刊》作者 陳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