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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雜談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大樓在兩架飛機的前后撞擊下轟然倒下，“9.11”成為全世界的反恐代名詞；當日在大洋此岸，中國第一家開放式基金華安創新基金粉墨登場，如果算上前一天公布獲準成立的南方穩健成長基金，華安和南方一北一南兩家基金同時拉開了開放式基金的新黑幕。
什么新基金黑幕？利益輸送的黑幕。
與傳統的封閉式基金相比，開放式基金最好的特點在于基金規模是開放性動態的，基金的份額每天都可能發生變化，既可能凈申購，也可能純回贖。正因為這樣，封閉式基金旱澇保收不管賠盈都照提管理費的做法在開放式基金面前馬上就顯出了丑惡的一面。開放式基金設立伊始，就成為投資者青睞的品種。華安創新發行之時出現了首發城市萬人空巷爭購的情景，50歲的股民于正浩從成都跑到重慶排隊認購3萬份，成為“成都第一人”。開放式基金掛牌之后，人們發現了一個重大新聞，那就是開放式基金的業績全部好于封閉式基金，特別是在同一基金管理公司管理下的基金，對比尤其明顯。
為什么會這樣？
正常的解釋之一是開放式基金的壓力大，因此，基金經理一般都調配精兵強將，基金公司內部實行傾斜政策；正常的解釋之二是因為開放式基金的動態平衡，決定了其成為基金公司必須確保的形象工程，研發力量也實施傾斜；正常的解釋之三是開放式基金相對而言資金規模大，相對而言沒有歷史遺留問題。不能正常解釋的同樣是這三條。之一是人力資源的配置。杜書明和楊里亞完成的“中國基金經理報告”透露，歷任基金經理的平均任職時間只有18個月，任職不滿1年就被更換的占總數的35.2％，設立于1999年以前的基金已全部更換了基金經理，經常更換基金經理的63只基金中，36只基金由3個以上基金經理經管過，從這份報告中可以看出，業績好壞一樣都被更換，顯然個人能力強弱在公司內部不是決定因素，也許正因此，中國的基金公司對于培育品牌經理說一套做一套，心口不一，不以為然；之二研發力量的配置。開放式基金凈值下降，回贖壓力就加大，要在漲時超過大盤，跌時緩于大盤，投資品種的選擇當然重要，大勢的判斷尤其重要，基金公司的研發力量怎么樣呢？從他們公布的股評看，他們已經成為市場操作的逆向指標，能看清大勢的很少，因此，同樣的公司，同樣的研發，不可能作出導致封閉式基金和開放式基金不同操作的建議；之三是基金規模和持倉比例。與封閉式相比，開放式的規模忽大忽小，大的能到130億，小的卻只有5個億，不管是大是小，他們在建倉上的倉促都是市場不可理解的，不管什么時間發行完畢，建倉都會成為他們的當務之急，他們建的是什么倉？又為什么不擇時機？
業績是可以做出來。封閉式基金可以高位接開放式基金的倉位，幫助開放式基金變現，后發行的開放式基金可以高位接先發行的基金的倉位，幫助老基金變現。沒有人會把這當作黑幕，因為利益輸送在基金業是一條潛規則。證監會基金部的副主任洪磊當年任嘉實基金的經理，因為不愿在30多元高位接億安科技的倉位，不但被趕出公司而且被剝奪了執業資格，如果不是高層欽點根本不可能重返業界而且還成為基金監管的“執刑人”。“洪磊事件”發生時，開放式基金還沒有面世，但是“傳統”是有傳承的，于今猶烈而已。
開放式基金的業績對于基金公司而言，就好比官場中的“政績工程”。
基金公司是管理層極力培育的機構投資者，這種培育是“超常規”的。怎么理解“超常規”這三個字呢？一種理解就是不因循守舊，不按步就班，敢于創新，敢于跳躍，外國人100年走完的歷程，我們只用10年甚至5年，這是一種正面的理解，甚至就是這種理解，我們很容易就會聯想到“蘿卜快了不洗泥”的后果；另一種理解就是不按規矩方圓，不講遵紀守法，敢于冒險，敢于違規，不但在市場操作弄虛作假，在新股配售中也膽大妄為。破壞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不斷引起公憤，不斷得到袒護，最終不斷扮演“壞小子”的角色。
之所以要超常規培育機構投資者，據稱機構投資者比一般散戶要專業，要理性，機構投資者的壯大，有助于市場的穩定。據稱就是據稱，事實證明，像基金這樣的機構投資者的專業素養并不比中小散戶高，理性分析更比中小散戶低，他們在市場中的追漲殺跌比散戶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機構不但不能穩定市場，關鍵時候往往成為市場動蕩的放大器。更由于他們投資理念和行為的趨同，因此漲時助漲，跌時助跌，受管理層濃厚“父愛”情結培育起來的基金公司能承擔起建立、維護這個市場的托付嗎？是一種獨立的投資力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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