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生

　　以楊小凱教授為主要代表人物而創立的新興古典經濟學，其思想萌芽于中國本土，其體系則形成于美利堅和澳洲大地，而今已成長為一顆枝繁葉茂的理論大樹。近幾年它被介紹到中國大陸，在青年學子中激起了熱烈反響，并得到迅速傳播。諾貝爾獎得主阿羅稱贊，楊小凱“使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這句話點出了楊小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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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要領略新興古典經濟學之美，我們必須洞悉其分析框架、分析工具以及研究方法的實質。

　　一

　　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大氣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將現代經濟學的各個流派盡收囊中，從而整合成一個新的經濟學主流學派。同新古典經濟學相比，新興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揚棄了新古典規模經濟的概念，而用專業化經濟來表征生產條件。第二，它沒有純消費者與企業的絕對分離，而新古典框架則是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絕然兩分。第三，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交易費用對經濟組織的拓撲性質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如果初次接觸新興古典經濟學，則恐怕難以理解這種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經濟學的含義，從而也就難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讓我們從這樣一個問題開始：為什么要提出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簡單，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經濟學的發展。如果我們空泛地討論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難以令人信服。現在，我們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 1977)、克魯格曼(Krugman, 1979)以及福濟塔-克魯格曼(Fujita and Krugman, 1995)等人的模型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這些缺陷。

　　大家公認，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的理論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的形成起到了開創性的作用。他們的模型改變了過去增長模型中關于規模報酬遞減或總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假定，使增長理論的解釋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規模經濟在1970年代以后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盡管如此，他們的理論卻面臨如下困境。第一，他們關于經濟增長等現象“當且僅當”廠商平均規模擴大時才能發生的預見與現實不符。在他們看來，廠商規模之所以擴大，是因為存在無止境的規模經濟，而廠商規模決不可能變小，因為這意味著規模不經濟。但是，OECD國家、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以及中國的經驗證據(參見張永生，2000：《廠商規模無關論：理論與經驗證據》)卻顯示，廠商平均規模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總體呈倒U型變化趨勢。無疑，遞增報酬現象是經濟增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情節，但正如阿倫·楊格在他著名論文(1928)中指出，遞增報酬的實現機制是分工與專業化，規模經濟是對分工與專業化經濟的一個錯誤描述。第二，在他們的模型中，企業只是一個“黑箱”，企業為什么出現以及企業制度本身的經濟含義則不能被解釋，對現代商業社會中種種有趣的“新發展現象”，如企業規模變小、生產外包、合約出讓、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特許連鎖經營、貼牌(OEM)生產、電子商務等等，則更是無從解釋。他們的框架無法將企業制度內生，如果要內生企業制度，則他們所有的結論都會隨之改變；而如果沒有先天就存在的企業，他們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會發生。第三，交易費用在他們模型中沒有實質性的含義，企業規模擴大等現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經濟學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釋力有了質的提高，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交易費用引入經濟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變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對這些理論進行修正，從而走出上述困境？瓊斯、達斯格普特等人和國家研究委員會(參見C. Jones，1995a, b, 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許對我們有一些啟發。他們在發現否定R&D等新內生增長模型的經驗證據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內進行改進的方案。瓊斯(C. Jones ，1995), 楊(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議了幾種方法來避免R&D模型中的第V類(研究與開發投入)規模效應。但是，瓊斯自己也承認，“這種改進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它又產生了人口(第I類)規模效應”。而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規模效應，則內生增長就不會再出現。這些經驗研究表明，新古典內生增長模型并沒有對經濟增長背后的驅動機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Jones, 1995a, pp. 508-509)。新古典增長理論將遞增報酬歸于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來源對它又是一個不解之謎。

　　如果仔細讀過斯密的《國富論》、楊格1928年發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遞增報酬與經濟進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發表的“市場容量限制分工”等經典文獻，我們就能理解為何斯密-楊格定理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定理。經濟增長中的遞增報酬并非來源于規模經濟，而是來自于分工和專業化經濟。專業化經濟是一個比規模經濟恰當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進行改進，才能從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規模經濟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們的直觀，而且符合人們力圖改造世界的決心，以致于誤導了很多經濟學家。如果用專業化經濟替代規模經濟，我們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規模經濟概念來產生遞增報酬。

　　可見，以斯密分工理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思想更能解釋我們周圍的經濟現實。但是，僅有分工理論還不夠，斯密的分工理論中沒有企業理論。如果我們不幸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之中，那如何才能演進到一個以企業制度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現代社會呢？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于是，科斯就出現了。他說，分工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市場的功能就是組織分工；對風險的厭惡也不足以產生企業，因為保險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企業制度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節省交易費用。張五常(1983)則進一步指出，企業的出現是因為勞動力交易費用低于產品交易費用的結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費用理論中卻沒有直接的經濟增長含義。而貫通斯密、楊格、科斯和張五常等人理論的，則正是楊小凱等人。他們將分析框架建立在以個人自利決策交互作用的基礎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費用，同時內生出企業制度、經濟增長、遞增報酬、廠商規模等現象，從而徹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上述缺陷。他們的模型將企業制度在分工中內生，在企業理論中直接注入了經濟增長的含義。這樣，一個新的理論通途就開辟出來了。

　　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對經濟學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同新古典經濟學及其各分支學說的左修右補相比，新興古典經濟學真可謂氣薄云天。在它看來，經濟學只需要一個框架。在新興古典框架下，當代向新古典經濟學挑戰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新貿易理論、新內生增長理論、演化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對策論等等，將匯聚成一條洶涌澎湃的主流經濟學大河。

　　賀學會的文章說，楊小凱教授的貢獻更在于“內生經濟分析”。此話當然一點不錯。但是，這樣說卻不能準確刻畫出新興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之間的本質區別。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埃塞爾、克魯格曼、羅默等人都是對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其直接標志就是提高了經濟分析的內生化程度。但是，他們的理論往往處于這樣一種兩難境地：此方面內生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彼方面的預見卻又同現實大相徑庭。他們的理論中，總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東西揮之不去。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沿用的分析框架扼制了其理論的生命空間。當你在新古典框架內左沖右撞總也找不見出口之時，你不妨因循楊小凱指點的途徑前行，你會發現世界頓然變得開闊。無疑，新古典經濟學是博大而精深的，也正是植根于這種博大精深，才有了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天高云闊。沒有新古典經濟學充足的養分，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新興古典經濟學。

　　二

　　阿羅稱贊楊小凱將斯密的勞動分工論與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渾然一體，在某種程度上，新興古典分析框架其實就是一種“斯密-科斯”框架。這個分析框架的內核，正是分工與專業化思想。但是，馬歇爾卻不能用數學模型研究分工問題。因為在二十世紀50年代以前，處理古典分工與專業化概念的數學方法還沒有發明。馬歇爾于是做了一個非常不現實的假定，即社會分為兩類人，一類是不事生產的純消費者；另一類是不做消費決策的純生產者。每個人不能選擇其專業化水平，每個消費者必須從市場上購買一切產品，即分工水平和市場化程度是外生給定的。每個廠商必須在市場上賣出一切產品，廠商的存在也是外生給定的。于是，主流經濟學研究的重心，就從古典的經濟組織問題轉向了給定組織框架下的資源分配問題(參見Yang & Ng, 1993)。而斯密、楊格、斯蒂格勒、科斯、張五常、楊小凱等人，則代表一個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方向。他們將分工等經濟組織問題視為經濟學之核心。

　　要將分工與專業化問題形式化，新古典邊際分析不夠用，我們要用到超邊際分析。超邊際分析也并非天外來客。它既同邊際分析有關，又不盡相同。賀學會和趙紅軍的文章談到超邊際分析時，都以為其只包括兩步，即首先對每個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求出其最優解；然后再進行總成本-收益分析，從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點解。但是，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如果只有這兩步，那么在馬歇爾時代就完全可以做到。超邊際分析不只包括這兩步，他們忽略了最為關鍵的第一步，即用文定理排除不可能為最優的角點解。如果沒有這第一步，則根本無從進行超邊際分析。而且，對每個角點解進行的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邊際分析。

　　假設社會由兩個人組成，每個人必需消費兩種產品，即食物和衣服。每個人在每種產品上有3個變量要選擇：一是自給自足量；二是購買量；三是銷售量。這樣，兩種產品就有6個變量，每個變量可取正或零值。這在數學上是個6變量的2組合問題。因此，在“兩個人兩種產品”的經濟中，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的數量是26＝64。其中有63個角點解和1個內點解。用公式表示就是23m-1。其中m是產品數，3表示每種產品有3種可能的決策，1表示有1個內點解。如果有3種產品，那么可能的角點解數量就達23×3-1，共有511個可能的角點解和1個內點解。如果產品數量再繼續增加，則可能的角點解就會變成一個天文數目。

　　問題就出來了：如何才能從這63或511個甚至更多可能的角點解中找到最優解？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有2種產品，我們就要逐一計算63個角點解的最大值，然后進行總收益-成本比較？在現實世界中，單個的決策者會根據他面臨的特定限制條件來解決這個非線性規劃問題(正如趙紅軍提到，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做超邊際決策)，但作為經濟學家，關鍵是要將其納入經濟學形式化的分析體系。馬歇爾顯然被這個問題難住了。

　　這個長期困擾經濟學理論界的難題，被楊小凱成功地解決。1988年，他運用庫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優化的可能解，從而將最優解的范圍大大縮小。假如存在著專業化經濟(意味著專業化生產比自給自足生產效率更高)和交易費用，則一個人的最優決策決不會是同時購買和生產同一種商品，而且最多只賣一種商品，盡管他可以生產幾種商品。簡單地說，我們將這稱為文定理，因為文玫(Wen ，1996)將這一命題推廣到了一般準凹效用函數的情形。文定理意味著，那些可能成為最優決策解的數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少得多。目前，一個更強版本的文定理和第一福利定理也已被姚順天證明。這就為新興古典經濟學建立了一個非常堅實的理論基礎。

　　有了文定理，我們就可以將最優解的范圍大大縮小。比如2種產品有64個可能的角點解和內點解的情況，如果用文定理排除，內點解和絕大多數角點解就永遠不會是最優。我們實際上只需考慮基于3種模式的3個角點解。第一種模式是，糧食和衣物兩種產品都自給自足，沒有交易行為發生。第二種模式是，專業生產糧食，用賣糧食的錢購買衣物。第三種模式是，專業生產衣物，用賣衣物的錢購買糧食。也就是說，一個人進行決策時，只會選擇這三種模式中的一種。

　　實際上，楊小凱教授為簡便起見而在教材中稱第二步為一個“給定角點解的邊際分析”，這可能會給讀者帶來一定程度的誤導，因為第二步涉及到很多邊際分析不適用的角點解。他的本意是，如果你假定一個角點解中所有為零的變量都不在決策問題考慮之列的話，則第二步看起來就象是邊際分析。嚴格地說，邊際分析只能運用到內點解，而不能運用到角點解。但是，如果你假定一個角點解中所有為零的變量都不存在的話，則一個角點解看起來就象是一個內點解。這樣，對角點解的分析看起來就象是邊際分析。比如，自給自足模式角點解的6個變量是：2種產品的自給量為正，而2種產品的購買量和售賣量各自為零(不加考慮)。這看起來就只是求最優自給量的邊際分析。對每個角點解的“邊際分析”之后進行的對不同角點解進行總成本-收益分析并不是一個創新，因為經濟學家在1950年代就已經知道這一點。在新古典經濟學中，角點解是一個例外，而內點解則是一個通例，即使運用了非線性規劃也是如此。但是，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不僅要用到非線性規劃，而且內點解不可能是最優。角點解是一個通例而不是例外。

　　賀學會和趙紅軍等人認為超邊際分析的第二步只是單純的邊際分析，原因就在于此。此外，他們之所以認為超邊際分析只包括第二步和第三步，是因為楊小凱教科書的模型中大多數是由“兩個人―兩種商品”組成的經濟，第一步排除不可能為最優角點解的過程并沒有一一重復列出，書中的超邊際分析大都是從第二步開始進行的，很多讀者不會注意到第一步。而恰恰是這第一步，才是超邊際分析中的一個重大技術突破。的確，如果依樣畫瓢對書中的模型進行求解，我們采用兩步法就可以準確無誤地計算出超邊際分析的結果。但是，如果你在一篇獨立的論文中用兩步法進行超邊際分析，審稿人就會這樣問你：為什么不對每個角點解，而只對少數幾個角點解進行“邊際分析”？兩步法斷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因此，完整的超邊際分析應該包括三個步驟：第一步，利用文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為最優的角點解；第二步，對剩下的每一個組合用“邊際分析”求解，求出每一個局部最優值；第三步，比較各組合之間的局部最大目標函數值，整體最優解就是一般均衡最優解。可見，超邊際分析脫胎于新古典的邊際分析。但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它的威力要遠遠大于邊際分析。哲人說過，天才與常人之間，只不過一紙之隔。在這薄如蟬翼的紙被捅破之前，人們被迫在漫長的黑夜中探索。盡管超邊際分析亦非萬能之器，但你至少可以借助它的光亮，走出眼前這片黑暗。

　　三

　　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眼中，新古典分析框架固然有不少缺陷，其分析工具固然不足以分析經濟組織問題，但它100多年下來形成的研究方法卻是完美的。這一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所謂四層次研究法。它是西方幾百年市場經濟實踐的一個縮影，其魂魄所在，乃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這一科學的研究方法，為新興古典經濟學完整地繼承。

　　這四個研究層次包括：第一層次是人們做決策前的經濟環境。經濟學家通常用一些數學函數來描述，比如，用效用函數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產函數描述生產條件，用預算約束描述制度環境，或用博奕論中的游戲規則描述經濟制度。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個體的自利行為。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一般稱為決策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環境變化時最優決策會如何作出反應。這種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環境解釋人的自利行為。第三個層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個體的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產生的結局。這個層次的分析結果一般被稱為均衡的比較靜態分析，即當環境變化時，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產生的結局會如何變化。這種分析用自然及制度環境解釋不同人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的后果。如果第二、三層次的分析中考慮時間因素，則分別會有動態決策和動態均衡的比較動態分析。第一、二、三層次的分析都被稱為實證分析。在實證分析中，經濟學家不問什么是好、什么是壞及什么是應該的這類與價值判斷有關的問題，而只問在什么條件下什么事會發生這類實證性問題。第四個層次是與價值判斷有關的所謂福利分析(或規范分析)。在這個層次上，經濟學家會提出什么是對全社會最好的經濟狀況這類涉及價值判斷的問題。通過對自利行為交互作用產生的后果進行福利分析，他們得出這種后果是否對全社會有利的判斷。

　　如果只是這樣抽象地介紹，你可能還無法體味到這種方法對于一個經濟學家是何等重要。實際上，是否自覺遵循這種研究方法，正是檢驗一個經濟學家的思想是計劃思路還是市場思路的標尺，也是一個經濟學家同一個管理學家或工程學家的區別所在。經濟學是研究經濟活動中各種兩難沖突的學問。它不但研究個別決策人如何權衡各種兩難沖突而作出決策，而且用均衡的概念研究不同個體的決策之間如何交互作用產生某種全社會的兩難折衷。這種發生在市場上的全社會兩難沖突，要比單純個人決策中的兩難沖突復雜得多。

　　經濟學同管理科學或決策科學之間的差別，正與兩難沖突的這兩個層次有關。管理學研究的對象是個別決策中的兩難沖突，而不是個別決策之間的交互作用。一個國家的經濟績效是無數個體決策之間交互作用的結果，而管理學家往往將一個國家的經濟也當成一項精密工程來計劃地對待。這種思路同蘭格的計算機社會主義異曲同工。如果用管理學家的思維來管理國家經濟，那出臺的就多半會是一堆計劃色彩濃厚的做法。但管理學家，尤其是生活在有濃郁計劃傳統的中國的管理學家們，卻不能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回頭想想，80年代在中國曾盛極一時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改革思路，根本就是一個計劃的思路，會將中國的改革引向歧途。

　　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從來不用計劃的思路來思考問題。他們一定是先研究個人在給定約束條件下的自利決策行為，然后再研究這些個體決策交互作用會產生何種經濟后果。也就是說，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是“由下至上”而不是“由上至下”的。經濟學家的本分不在于改造世界，而更多地在于解釋世界。那種由上至下的中央計劃思考方式，隱含地需要借助一個神靈的輔佑，但你不是神，你怎么可以為無數的個體預設目標？所以，經濟績效好壞的關鍵，取決于個體是否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取決于是否有一套嚴格保護私人財產權的法律制度和控制政府權力的憲政規則。

　　如果你要成為一名出色的經濟學家，經濟學的四層次研究法就應該深入腦髓，成為你思考問題的自覺方式。這實質上就是要牢固地樹立起經濟學的信仰。經濟學信奉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無形之手乃上帝之手，有形之手則來自人造之神。人是不可以造神的。古今多少憾事，不都因人們敬畏人造之神而起？我們要牢記斯密下面這段至理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 這段話告訴我們，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人包括官員們美麗的諾言。每個人必須先救自己，然后才能救別人。只有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每個人為個人利益最大化而公平競爭，才可能創造共同繁榮的利他世界。

　　四

　　關于新興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實質性區別，楊小凱教授在“再論新興古典經濟學――答黃兆基”一文中已有詳細論述。此文收錄在楊小凱《當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一書中，讀者可進一步地查閱。我要順便提及，茅于軾教授是最早對楊小凱教授經濟學貢獻進行系統介紹的國內學者之一(見“從資源配置到分工理論，從價格到制度――介紹楊小凱的學術成就”一文，載于《誰妨礙了我們致富》)。但在我看來，他對楊小凱學術成就的介紹中，也有一些欠準確的地方。這主要是因為楊小凱教授正致力于構建一個龐大的經濟學體系，要全面準確地理解這個新學派的思想，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去追蹤他的思路。

　　讀過楊小凱的書，你不得不佩服，他能將一門枯燥無味的經濟學煅造得如此妙趣橫生。讀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教材，就象聽故事大王講身邊的故事。而如果你偏又鐘情于數學符號，則那里也大有你用武之地。當你在讀了大學、碩士甚至博士之后發現自己對經濟學還是半懂不懂時，你可以去讀讀楊小凱的書。他會將你帶到一種豁然開朗的境界。你會突然發覺，什么什么貿易理論、增長理論、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產權理論、工業化理論、城市化理論、新政治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等等之間，從此不再有與鄰為壑的邊界。這種在經濟學各個領域之間縱橫自如的感覺，是何等地心曠神怡。學習經濟學就象練習武功，如果不將全身穴道貫通，則武功就總也難臻化境。新興古典經濟學就是這樣一種經濟學，如果你將這門學派的內容盡在掌中，則你對經濟學就會一通百通，達到一種登高望遠的境地。

　　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從馬歇爾開始，經過100多年的不斷完善，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體系，其中新的流派層出不窮。一種流派要成為主流經濟學，其觀點要經受時間的洗禮。新興古典經濟學有一個非常開放的體系。在楊小凱的教材中，你不僅可以系統地學習到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內容，也可以系統地學到新古典經濟學。你可以饒有興趣地一頁一頁往下讀，看新興古典經濟學如何同新古典經濟學面對面地交鋒，看最終到底誰將一領風騷，而判定勝負的裁判不是別人，正是心明如鏡的你。這是不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大體框架已經形成，其基礎理論層面的一些技術難題也已為一批杰出的華人經濟學家解決。但是，這個學派畢竟處于初創，還有很多領域可以做出重大成果。你可以批評它、發展它，也可以試著推翻它。無論如何，這都是經濟學的幸事，學術的幸事。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學子們，借著新興古典經濟學這個生機勃勃的舞臺，向經濟學的頂峰發起沖擊！你對新興古典經濟學產生懷疑或不滿的地方，也許正是你日后對經濟學做出重大貢獻的出發之地。

　　讓我們一起，為學術的昌盛祈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