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自來水提價的“大理由”(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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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7月06日 14:53 21世紀經濟報道 | |||||||||||
首先必須給自然資源一個合理標價， 一個例子是北京正討論提高水價， 因為如果你不能認識到自然資源的價值， 你就沒有保護和不去污染這些資源的激勵。 10年后，2004年5月，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亞洲項目主任、中國環保問題專家易明（Elizabeth C.Economy）的新書《河流發黑：環境對中國前途的挑戰》出版，第一章題為《淮河之死》，以治理淮河的歷程作為例子解釋中國遇到的環境問題。 她寫道，中國國家環保總局2002年年報顯示國內7大河流體系有5個嚴重污染，超過70％的水不適合人類接觸；國土沙漠化速度與 1970年代相比增加一倍，超過25％的國土已經變成沙漠；每年由于環境惡化造成的損失已經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8％～10％，相比之下每年實際用于環保的投資 只有國內生產總值的1.3％。 5月27日，易明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采訪，分析治淮過程有什么教訓值得吸取，指出這首先是一個觀念問題，比如一個重要而經常被忽視的事實在于中國的環境問題長久存在，并不是由改革引發的，中國已經沒有資本走美國開發西部的路子，說什么“先發展再環保”，環境問題到了危險時刻。她認為當務之急是要給自然資源一個合理標價、加強地方監管和加大環保投入。 給水和其他自然資源標價 《21世紀經濟報道》（以下簡稱《21世紀》）：你在《河流變黑》第一章描述中國治理淮河的曲折經歷，在你看來淮河作為一個案例有什么教訓值得記取？ 易明：我認為治淮歷史提出幾個相當值得注意的問題。首先必須認識到中國的環境問題并不是由改革引發的，很多問題早就出現，比如淮河問題已經存在幾十年，其他地方的一些問題甚至持續了幾個世紀，中國的環境問題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很多人沒能認識到這一點。 其次，中國仍然依賴發動運動的方式對付嚴重的環境問題，效果始終微乎其微，因為這些運動從一開始就沒把地方官員團結進來，也就沒能得到他們的認同和支持；加上中央未能提供必要的資源，運動很難充分進行到底。 第三，當地官員難以平衡經濟發展的需求與環境保護的需求。簡單說就是他們不想為了保護環境而冒減緩短期經濟增長的風險，所以他們不愿意強制要求工廠使用污染控制設施，也不愿意在工廠未能達到排放標準時關閉它們。 最后一點是顯示中國正越來越依賴民間力量應付環境問題的挑戰。隨著從事環保事業的非政府組織崛起，他們將在促進環保措施落實和提起政府關注兩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這就是我們能從淮河得到的教訓。 《21世紀》：前面你提的第一個教訓屬于歷史問題，我們恐怕無能為力。第二點是運動思路，如果這不可行，在你看來跨地區合作應該怎樣進行，如你在書中所說，問題之一是中央一級的環保或治淮委員會沒有多少權威或資源。 易明：我認為中央政府還是有一些辦法可以應付這類挑戰。首先必須給自然資源一個合理標價，我就聽說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已經開始認真考慮此事，一個例子是北京正討論提高水價，因為如果你不能認識到自然資源的價值，你就沒有保護和不去污染這些資源的激勵。我認為第一步就是給水和其他自然資源標價；其次，加強地方監管的力度，而這里的問題在于地方環保局隸屬地方政府，常常受到壓力，不能嚴厲懲罰違反排放規定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是當地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如果中國可以建立一個系統，使地方環保局真正接受國家環保總局的質詢，地方環保局的權力也會有所加強。我在研究過程發現目前的情況完全取決于市長或省長是不是特別在乎環保，如果他們在乎，地方環保局的權力就會大一點，如果他們不在乎，地方環保局就無法跟更強大的計劃部門或公司較量；第三，中國應該加大投資力度。而且只能從中央一級著手，不能指望地方，因為國內還有很多地方很窮，沒錢，只能由中央投資。我認為這3點是最有必要改變的。 漂浮在淮河淮南段境內的死牛犢。photobase 讓從污染中獲利的企業出錢 《21世紀》：你提到地方政府存在偏袒企業的激勵，將短期收益放在第一位，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沒錢就什么也做不成，包括環保。怎樣才能扭轉這種狀況？ 易明：他們當然愿意著眼于短期收益，而且你說得對，錢如果不是來自經濟發展，還能從哪里來？答案是這樣的，首先應該看到中國擁有大量國際援助和貸款，主要來自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全球環保組織，傳統上中國一直是國際社會環保援助和貸款的最大接收國。但是當然了，國際社會不可能提供清潔淮河所需的1000億美元。那么這筆錢應該從哪里來？首先應該來自那些從污染當中獲利的企業。國內外一致認為中國尚未建立一個管用的收費體系，促使企業產生停止污染的激勵。現在的收費如此低廉，以至于企業一再認為繼續污染并繳納罰款比改變生產方式更加劃算。你必須建立真正具有遏止力的罰款制度，最起碼要抵消污染帶來的短期收益，只有這樣才能讓企業改變觀念，減少超標排放。中國科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該投入相當于GDP2.2％的資金用于環保，這只是確保情況不再惡化所必需的最低數目。但現在的實際投入只有1.3％左右，相差太遠。一方面你要改變激勵機制，讓企業意識到污染并繳納罰款并不劃算，另方面你要從中央一級改變資金分配的比例，使環保事業獲得更大的份額。 《21世紀》：不過正如淮河流域一些中小企業抱怨的那樣，市場競爭激烈，實在拿不出錢進行環保改造；如果它們破產，地方經濟一定會受影響，曾經抱怨企業污染環境的人民也會發現自己仍將繼續受害，對此你有什么建議？ 易明：關鍵在于你必須明白你對環境做的壞事終將叫自己倒霉。我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有所領悟。一個例子是大連前段時間出現旱情，嚴重缺水，到了不得不叫企業停工的地步。又比如北京開始實施耗資800億美元的南水北調工程，為此河北省必須重新安置幾十萬人。還有，污染造成的疾病也是要錢醫治的。所有這些問題在企業的盈利能力里面都沒有反映，如果有所反映，我相信企業的利潤就會明顯下降。就說缺水一事，如果你因此停工或不能將貨物裝船從甲地運到乙地，你就賺不到錢。問題在于人們沒能立即意識到這類成本的源頭就是污染，而污染是要我們付出沉重代價的。比如酸雨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失達到150億美元——還是那句話，只要你開始將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計算在內，你的觀念就會改變。這類成本應該引起重視，并且以一定方式體現在企業的經營成本里。不錯，企業的利潤確實會減少，但所有企業都不例外，因為它們的經營條件是平等的。有人喜歡說跟環保做法相比，污染是比較廉價的生產方式，能多賺錢，事實卻是長期而言環保的成本并不比污染高，反而更便宜。比方說能源效率如果提高了，經營成本就會下降，長期而言是要賺錢的。 中國西部不是美國西部 《21世紀》：這么說你一定不同意只有先發展才有錢保護環境的主張？ 易明：每次談到環境這個話題，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強調這個觀點。有人說美國西部也是先污染后發展，現在輪到中國了。可中國的起點跟美國不一樣，這也是正確了解歷史的意義之一。美國進入高速增長和產業化過程時，整個西部還是干凈的，沒有絲毫環境退化問題；中國西部卻不同，已經高度退化、高度污染。中國有1／4國土是沙漠，美國沒有，說到底中國沒有資本再走美國開發西部的老路。又比如北京，現在有200萬輛汽車，今年年底會達到300萬輛，這意味著北京政府通過將污染企業外遷而凈化空氣的努力很快就會被抵消一空。要知道，中國的國土面積跟美國差不多，人口卻有13億，美國只有2.9億，這是個巨大的差別。 《21世紀》：看來環保也只能從中央一級發起，因為很難指望人民或企業自發地充分認識到整個情況的嚴重性。 易明：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采取措施，基本上就跟經濟發展的手法一樣，就是建立一個小型的中央機構，向地方官員放權，邀請非政府組織和私營企業參與，對外尋求國際社會援助。問題是地方官員比較容易認識到經濟迅速發展的好處，比較難以理解環境保護的意義。所以我認為中央機構的權力應該更大一些；國家環保總局擁有非常聰明、富有才華且全心全意投入環保事業的人，都很了不起，但這個負責13億人口大國環保大計機構的全職員工只有300名。在美國，有6000人為環保局工作。確實需要增加人手和資源，加強國家環保總局的影響力。但這并不是說我認為環保工作只能從中央一級開始。中國今天的一個最重要改變在于非政府組織崛起，人們開始自發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并采取行動。一定少不了他們，這是環保的一個關鍵部分。但我同樣認為中央政府應該在環保事業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自己唱主角 《21世紀》：關于污染的源頭，有一種說法是隨著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要為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承擔部分環保成本，你同意嗎？另方面，如你在書中所說，沙塵暴已經從中國吹到韓國和日本，甚至抵達美國，意味著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超越國界，成為全球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部分，這會不會成為加強國際合作的另一個激勵？ 易明：首先你不能將跨國企業一概而論。不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跨國企業，它們在中國的做法也很不一樣。只要仔細研究國家環保總局的說法就會發現，最受批評的企圖向中國內地轉嫁污染的跨國企業并非來自日本、美國或歐盟。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相當嚴格的環保標準，哪怕情況并不總是這樣，但基本上這個說法還是成立的。而當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進入中國，他們使用同樣的設備和技術，他們不會在不同地區采取不同水平的技術，那不劃算，所以不能認定跨國企業都將自己污染最重的工作轉到中國。中國產品如此廉價并使美國消費者得到好處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制造污染的工廠不必遵守嚴格的環保標準。這是事實。但在美國也有激烈的爭論，因為我們不僅關注120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也有許多人愿意看到中國遵守更加嚴格的環保和勞工標準，那樣的話中國產品的競爭力就會減弱，我們也就不會有外包的問題了。 最后是國際合作，從1990年讀博士研究生期間寫關于中國與全球環境變化的論文開始，我研究中國及其環境已有14年，我能說的是永遠存在加強國際合作的空間。但在此時此刻，考察過國際合作的發展歷程之后，我同樣相信中國應該負起自己的責任，因為如果中國不能加大監管力度，那么無論國際社會投入多少人力和物力都是沒用的，只能白白浪費。現在有很多國際項目正在進行，比如我參加了為北京奧運會設立的一個新項目，是關于野生動物貿易的，目的是引起大家對瀕危物種貿易問題的關注。這是由美國一個叫做“野生援助”（Wild Aid）的組織發起的，很令人振奮，因為他們會請中國奧運代表隊的體育明星來討論物種貿易。我很高興參與這個項目，但堅信要想改變局面，首先還是要讓中國人民和政府提高環保意識，各級政府都要加大對環保的投入。國際社會當然非常重要，也能從你可以想象的各個方面給予援助，包括起草中國法律和能源效率規章、處理可交易污染許可證問題和其他一些示范項目，但國際社會大概只能起10％的作用，說到底還是要中國自己唱主角。 《21世紀》：你大概也聽說圍繞怒江大壩而展開的爭論，現在這個項目已經暫停，反對的聲音當中就有“環保主義者是飽漢不知餓漢饑”的老話，你對此有什么看法，你覺得應該由誰來幫助當地人民脫貧？ 易明：我相信這跟三峽大壩一樣，有不同方式可以達到同樣目標。需要回答的問題之一是你有沒有必要建一個那么大的壩，能不能改為建多個小一點的壩，能不能找到其他方案，那片土地是不是值得淹沒。這一爭論總有兩面，關鍵在于大壩的更長期的影響是什么，怎樣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對下游居民又怎樣。這些事情必須綜合考慮，無論在哪個國家都一樣。比如我們仍在繼續俄勒岡要不要建水力發電站的爭論，主要是當地漁民反對，這個爭論每年都在美國上演，至今仍未解決。這類爭論總有多面性，但無論你決定走哪條路，一定要充分衡量其后果，這是一個國家的人民及其領導人的責任。比如怒江大壩項目，已經有15000人通過網絡簽名表示反對，這是一個重要的聲音。但你說得對，必須把這個聲音跟可能從電力得到好處的人結合起來，看看整體影響究竟怎樣。圍繞利益總會引起爭議，也總有決定要做。 中國環保問題專家易明 《河流發黑：環境對中國前途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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