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曇，趙平，全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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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仲平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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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單純的技術標準

　　記者：6月底，歐盟出臺了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最初評估報告”，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您認為其評估標準和結果是否客觀？

　　趙晉平：歐盟的評估報告認為中國在4個方面未達到“完全市場經濟”標準，這4個方面的內容本身十分復雜，絕不是15頁的報告所能涵蓋得了的，因此報告本身難免以偏蓋全。

　　評估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最基本的標準應當是，看它是否具備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律和制度體系。中國已經按照國際規范形成了一整套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并建立和完善了與其相適應的法律和制度體系。當然法律和政策的執行效果與設定的目標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是這并不是主流，即使是在美國、歐盟以及其他一些發達國家，目標與現實之間也并不是完全統一的。因此，忽視主流趨勢、著眼于一些表象，是歐盟評估報告缺乏說服力的原因之一。

　　歐盟認為中國金融和企業融資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這是國際性的問題。中國在從計劃經濟國家到市場經濟國家的轉軌過程中，選擇了較為謹慎的改革手段，主要是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和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事實證明，中國所采取的金融改革政策對于維護本國和地區、甚至國際金融穩定都做出了貢獻。

　　馮仲平：6月底出來的這個報告是比較正式的，雖然是初步評估，但實際上也給最終結論定下了基本調子。

　　歐盟是否給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從經濟上看是5個標準，但這5個標準只是托詞。歐盟在2002年給予俄羅斯市場經濟地位就是政治決定，但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要攀比俄羅斯，歐洲大陸在能源上還是依賴俄羅斯的，而且俄羅斯產品對歐盟市場的沖擊也不大。

　　盧進勇：關于這個報告是否客觀，要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歐盟和美國目前并不真想給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所以就找中國存在的問題，從這一點來看，是不客觀的；但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現在還不能說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報告中指責的一些情況確實是存在的。

　　回旋余地有多大？

　　記者：在中國爭取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道路上，歐盟是一張重要的“選票”，請分析一下決定這張選票投向的背后因素。歐盟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后，中國還有多大的回旋余地？

　　趙晉平：近幾年，中國和歐盟建立了戰略性合作伙伴關系。從歐盟的角度來看，這有利于提高歐盟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與美國的單邊主義相抗衡，并在國際政治中發揮更大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歐盟所提出的是“走向成熟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其中的涵義之一是，中國已經不是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不能在繼續享受過去面向發展中國家的諸多照顧和優惠。歐盟將像對待美國、日本等“成熟”國家那樣與中國建立成熟伙伴關系，全面取消面向中國的“普惠制”，經常不斷地對華反傾銷和貿易限制措施等就是說明這種變化的很好例證。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從歐盟本身來看，也非鐵板一塊，至少在某些方面還是承認了中國所具備的條件，在具體實施貿易限制性措施時也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改善。

　　馮仲平：歐盟給出這樣的報告，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客觀來講，歐盟的評審機構也就是歐盟委員會即將換屆，現在歐盟委員會的這些人基本上是“維持會長”，他們現在等著10月份交接工作，很難指望他們能夠做出突破性的決定。當然，更主要的可能還是他們害怕中國獲得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后對歐洲市場的沖擊，這是真正的原因。歐洲的一些行業、部門是靠反傾銷來保護的，如果給予中國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那么要繼續利用反傾銷保護歐盟本土的一些產業難度就增大了。根據歐盟的說法，現在歐盟對華貿易逆差是500億歐元左右，這對歐盟的壓力也比較大。

　　盧進勇：我預計未來的3年～5年內，歐盟和美國有可能會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雙方將會繼續討價還價。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還是有回旋余地的：首先，中國在努力發展市場經濟，各項改革都在向市場經濟方向邁進，這是根本的支撐點和最大的回旋余地；其次，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進口規模不斷擴大，對歐盟和美國有很強的吸引力；還有，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是認真的，兩次年度審議都合格；最后，中國也有了反傾銷法規，也可以對外國進口商品搞反傾銷調查。事實上，純粹的市場經濟是沒有的，對市場經濟的判定沒有絕對的標準，即使是歐盟和美國也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活動也有干預。所謂市場經濟的標準，是粗線條的，公認的標準和具體的把握之間有一定空間。

　　馮軍：雖然“非市場經濟地位”的帽子，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中出現的，但世貿組織關于非市場經濟地位只有一個概要描述，并沒有細則標準。所以不管是歐盟還是美國，與中國就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的談判都屬雙邊談判，要根據他們的相關法律法規，因此留給中國的回旋余地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歐盟對相關法定標準作出修改。但按西方國家的慣例，要改變法律法規，都要舉行大的聽證會，邀請各利害方面參與，這中間的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

　　越“政治化”、越“復雜化”

　　記者：一段時間以來，中國高調的爭取市場經濟地位，它的經濟意味更濃還是政治意味更濃？對“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過于迫切，會否在一定程度上處于被動地位？

　　趙晉平：國內一些輿論對“市場經濟地位”的看法可能存在偏差。事實上，“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主要涉及到反傾銷訴訟中的傾銷幅度的判定，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地位”，可能使中國企業在出口貿易方面面臨更多風險，容易受到反傾銷的沖擊，影響企業的出口利益。因此，不要把“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過度政治化，認為是歐美對我國經濟制度的全面否定，這樣一來往往會使問題更加復雜化。我們應該繼續加強與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對話與磋商，通過雙邊合作逐步爭取得到“完全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為我國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馮仲平：中國高調爭取市場經濟地位，這里面有實際利益，也有象征意義，畢竟我們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這么多年，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也是政治利益的需要。

　　盧進勇：爭取到“市場經濟地位”可以給外貿出口贏得一個良好的環境，也有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但即使暫時不被歐盟和美國承認，對中國的發展影響不大，對中國的外貿影響也不是很大。中國申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一點經驗特別值得注意：迫切想得到一個東西，容易導致被動的境地。現在歐盟和美國把本屬于經濟體制問題的“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擴大化和政治化了，把其作為一個“筐”，把勞工問題、匯率問題等都與“市場經濟地位”聯系在一起。我認為中國政府對待“市場經濟地位”問題，應該持平和、務實的態度。

　　馮軍：中國要爭取市場經濟地位，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反傾銷頻頻。但我們對反傾銷形成的損害進行深入調查分析后發現，反傾銷的影響其實并不大。商務部有關人士介紹，每年反傾銷涉案的金額僅占出口總額的0.6％。一旦中國獲得市場經濟地位，使0.6％的出口貿易免遭反傾銷之難，卻會使另外的99.4％的出口貿易陷入反補貼之災。這是由于我國的特殊體制，補貼在我國企業中大量存在。前商務部條法司司長張玉卿曾經表示，“爭取市場經濟地位，小心‘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反補貼就是要警惕的‘黃雀’。”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爭取市場經濟地位，政治意味更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