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軍

　　當地時間6月3日，美國商務部10位美方代表“一邊倒”地不同意認定中國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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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時隔不久的6月21日，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和勞工部長趙小蘭聯袂訪華。在訪問期間，埃文斯稱中國在創造公平競爭環境方面還應加大力度，特別是要限制對企業提供政府指令性貸款，降低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并且暗示這是中國取得市場經濟地位的前提及重要步驟。

　　他認為，“中國應該采取更合作態度，減少人為控制”，主要是在原材料、金融、房地產等領域，這些領域也正是中國國有力量比較強的領域，同時也是中國市場開放比較緩慢的領域。“中國國有企業占有過多的核心資產和生產資料，美國應該要在這些中國經濟亮點中‘分得一杯羹’。”這位商務部長不滿意中國國有企業在租金、公用事業、原材料、交通和電信服務方面獲得的政府補助和國有銀行的融資，指責這種做法不符合平等競爭。幾乎是同一時刻，歐盟在6月底公布的一個關于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申請的初步評估意見中，歐盟專家們對國有經濟也顯示出了特別的興趣，并對其中的政府干預提出質疑。6月28日，歐盟委員會的新聞發布會正式對外公布了其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初步評估報告的結論：現階段歐盟無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盡管這是一個技術層面的“最初評估報告”，其結論不是“最終的”，但無疑是“重要的”。這預示著我們在爭取“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上，在歐盟這里遇到了和在美國那里相似的“麻煩”。

　　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之所以“麻煩”而且至關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實際利益的政治問題，對它的判定不是按照幾個指標的衡量就能完成的。這一次美國對我“市場經濟地位”不“松口”并呈現“一邊倒”，很明顯就是出于政治因素：美國總統大選在即，各議會、黨派以保護制造業、鋼鐵業等夕陽產業為由，而不惜犧牲中美經貿關系，來贏得選民的歡心。

　　歐盟的情況也完全類似，給不給我國“市場經濟地位”，更多的是政治決定而不是技術決定，這從兩年前歐盟突然給予俄羅斯“市場經濟地位”中就可以得到印證。

　　事實上，對于市場經濟或是政府主導的經濟即非市場經濟，各國的標準并不一致。按照我國的計算方式，我國已經建立起了市場經濟體系框架，并逐步完善，但美國并不這樣看。美國對此制定的6個具體標準并不是被廣泛接受的國際標準，只是出于本國經濟利益考慮。

　　即便按照美國提出的六條評判標準，我國的實際情況也并非像美方認為的那樣“中國離市場經濟地位還差得很遠很遠”、“中國在美國商務部設定的符合市場經濟的6個標準上，每一項都沒有達到要求”。

　　第一，貨幣的可自由兌換程度加強。1996年我國實現了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并逐步放松資本項目管制，積極培育外匯市場，穩步推進人民幣可兌換進程。

　　第二，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程度提高。政府在積極推行企業勞資雙方平等協商的工資制度；同時，國有企業工資決定市場化程度提高，國有企業經營者的工資實行年薪制改革；在勞動力在與企業發生勞動爭議時，可以借助法律手段爭取自身利益。

　　第三，設立外資企業的自由程度提高。外資企業注冊基本沒有限制，外資在我國設立企業必須同國內企業一樣遵守我國的產業政策；外資注冊資本沒有歧視；外資企業進入的領域不斷拓寬；對外資企業給予“國民待遇”。

　　第四，政府對生產的控制程度減弱。我國政府對生產的管理局限在一定的范圍之內，政府不干預具體生產行為；政府對電信、航空、鐵路、電力等壟斷行業放松了進入管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管理中的行政審批項目大幅度減少；政府與國有企業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改變。

　　第五，政府對資源分配、企業產出和價格決策的控制程度降低。我國政府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有限；政府對企業生產的影響減小，政企行政性關系進一步脫鉤；政府對企業生產活動直接干預基本取消；政府對企業價格決策的影響逐步弱化。

　　第六，關于我國出口管理問題。1999年以來，我國政府開展了大規模的法律法規清理、修改和制訂工作，并頒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規；大幅度削減了關稅，并全面放開進出口經營權；在配額和許可證分配中引入競爭機制。

　　認清問題的實質后，就要求我們對于各種形式的貿易摩擦和爭端——此次中美、中歐之間就“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進行的博弈以及由所而來的新“麻煩”也屬于此——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用過于擔憂，一句話：以平常心應對。

　　在當今的世界，貿易政策環境惡化，貿易糾紛此起彼伏，是當今各國必須直面的一個現實。但畢竟合作與發展是主流，共同的利益終究會超越暫時的齪齷。我們尚處于邊學邊用WTO規則的階段，只有保持平常心，而不是以簡單的斗爭式思維來應對，才不會被那些已到了“玩規則”地步的WTO成員牽著鼻子走。

　　對待眼前“市場經濟地位”的爭論，以及今后中美、中歐經貿關系中還會花樣翻新的各種“麻煩”，在保持平常心的總原則下，還須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中美、中歐應加強溝通、磋商和及時的信息交流，在國際規則、雙邊協議和共同利益基礎上協商解決有關貿易爭端，表現出更多的誠意、寬容和必要的妥協，化解而不是激化矛盾。同時，運用公共關系的方法，盡可能多地尋求國外社會各界的支持，譬如，在中美與中歐貿易中，得益良多的行業和企業應該是我們積極爭取的對象；在眾多與我國有外貿往來的國家之中，雙方之間貿易明顯互利的國家，也應該是我們積極爭取的對象。

　　其次，要充分利用多邊、雙邊貿易機制解決爭端，加快建立有效的貿易摩擦應對機制，按照WTO規則健全貿易救濟措施和安全保障體系，并適當運用“二反一保”等公平貿易手段，合理保護國內產業。

　　第三，要練好內功，先把自己的事情做細做好。我國企業應進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市場化程度，繼續堅持“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戰略，增強在全球經濟貿易中的競爭力。與此同時，還應調整國家的投資和貿易戰略，加快國內商品市場和投資市場的開放，改革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加強透明度，規范競爭秩序，減少貿易摩擦的制度性因素。面對“麻煩”，我們應有這樣的信念，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技巧——沒有繞不過去的障礙。最關鍵的一點：貴在保持平常心，再加上一句古話——和氣生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