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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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msebhyy.com 2004年06月17日 12:24 新浪財經 | |||||||||
高尚全教授生于1929年9月,上海嘉定人,漢族。教授,高級研究員。1952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經濟系。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委員;聯合國發展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開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并榮任美國密蘇里大學斯諾教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MBA顧
長期以來,高尚全同志一直從事部門經濟政策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政策方針與方案的研究。1982年起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從事經濟體制改革的研究、設計和有關領導工作,其中1985~1993年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曾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主任、國務院住房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國務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研究協調小組成員,香港特別行政區預委會和籌委會委員、經濟小組組長,世界銀行顧問。從1984年起,先后六次參加黨中央關于改革和發展決定文件的起草工作。多次率領代表團參加國際會議。 他的主要研究領域為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市場經濟等問題。早在1956年,他就提出了“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的建議(發表于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報第2版);1984年,在參加《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起草工作中,提出了“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的觀點,受到了中央領導的重視和采納。他同蔣一葦同志合寫的“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中如何正確對待資本問題”一文中提出:“允許私人資本存在,必然引起所有制形式的變化”,“使所有制的形式更加多種多樣”,“全面企業可以吸收職工和集體企業入股投資,變成全民與集體混合所有制”(《理論內參》1985年第一期)。1987年,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一種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會制度的根本屬性”,“針對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要徹底改變過去那種僵化的以行政指令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式,更多地發揮市場調節經濟運行的作用”,“用經濟合同替代指令性計劃”等建議(原載《國家體改委簡報》,1987年8月21日)。此文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其中有的被吸收到十三大報告中。其主要觀點發表在1987年11月16日《經濟日報》。1993年又提出“應明確提出勞動力市場概念”的建議,被吸收到《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1997年,參與起草黨的十五大報告,對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1996年,高尚全在主持香港特區籌委會經濟小組工作時,曾擔心香港在金融上出問題,從而影響香港回歸祖國。他從經濟全球化的高度,極富預見性地提出密切注意國際匯市動向、防止國際游資沖擊港元的對策建議,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并及時批示有關部門采取積極對策(詳見國務院錢其琛副總理批示和報告原文)。2000年9月,在《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一文中,對實行按要素分配與勞動價值論的關系、為什么要把科學技術工作和經營管理作為勞動的重要形式以及私營企業主的經營管理也是勞動等問題的觀點,引起了理論界和有關領導的重視(詳見《經濟日報》,2000年11月14日)。2002年黨的十六大前,針對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的問題,提出了改革必須堅持“四化”,即產權多元化、資本社會化、分配公正化、管理法制化。他在浙江進行了較深入的調查和研究后提出了“民本經濟”的理論,提出“三民”、“四為主”的觀點,即“民本經濟就是以民為本,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其主要特點:“社會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事業以民辦為主,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并在此基礎上概括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具有的五個基本特征,即 一、以民為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二、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基礎。 三、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 四、民主政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保障; 五、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對改革的相關理論實現了創新。 他在國內外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高尚全文存》(共六卷)、《論體制創新》、《Two Decades of Reform in China》、《The Second Revolution》、《中國市場經濟縱論》、《市場經濟與中國改革》、《China's Economic Reform》、《中國經濟制度的創新——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論》、《論計劃與市場》、《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強國之路》、《高尚全選集》、《九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希望之路》、《走我國自己農業現代化的道路》等等。此外,他還主編了30多本對改革和發展有廣泛影響的經濟類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