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康、平新喬對話“中國財稅制度改革”實錄二

　　新浪財經訊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新浪網、中央電視臺經濟信息聯播和國際金融報共同舉辦的“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將于12月1日開幕。龍永圖、林毅夫、張維迎、易綱、樊綱、海聞、宋國青等20余位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將陸續在新浪網嘉賓視頻訪談中心展開對話，回顧2003年的經濟焦點問題，展望2004年經濟和政策走勢。我們期待：關于經濟學諸多現象的疑問和困惑在這里得到解答……

　　12月22日19：00-20：30，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平新喬教授作客新浪嘉賓聊天室，對話“中國財稅制度改革”。以下為聊天實錄：

　　平新喬：我同意賈所長所說，稅制優惠是很好的機制，包括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成立鄉鎮企業以后，都有一些相關的優惠政策，哪怕將來統一稅制，內外資企業都一樣，政府還要有豁免稅的許可，用這樣那樣的優惠做一些調整。這個情況在哪個國家都有，不應該一刀切，但體制上應該有原則，如果沒有集中的話，也就沒有靈活度。我們的優惠更多的是針對外國投資商，如果外國投資商把這個作為它主要的動力，就顯得他的投資項目不見得有多少競爭力，他要考慮長遠的競爭力，長遠的盈利潛力。我想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產品也在升級，原來80年代、90年代初的加工貿易政策，我們現在達到了制造業大國更需要技術含量高的項目的時候，這時候想的是其他方面的優勢，或者是法制環境，優惠的方面他應該想到，這么多年了，也應該相應的做一些調整。

　　我想這個事情，第一是統一。

　　主持人：我們理解稅制的統一，是不是不僅僅表現在民意稅率的相同，這個民意稅率是否會相同，除了這個之外，還會不會有別的，比如外資企業稅前的抵扣都要趨于相同呢？

　　賈康：應該說總體上完全并軌，那么在稅率上也是普通使用外資企業的稅率，或者一套具體規范稅率的辦法，優惠也不分內外資企業，都要一視同仁規定政策。這是一個方面。

　　主持人：你認為統一的稅率定在什么程度比較合理？

　　平新喬：具體的等有關部門發布。這個問題也在做研究，但都是建議。

　　賈康：因為邏輯上是這樣的，原來的內資企業到了一定規模以后，就是標準的33%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外資企業普遍享受15%的稅率，現在并軌的話，往15%并，不成，對財政的沖擊太大，往33%并，對外資的影響太大，中間要找一個能過得去，權衡下來一個具體操作的數量值，這個數量值得讓有關部門來發布。我們從邏輯上講，只能是往空間靠，比15%可能會高一些，但是從低成本角度說，高得越少越好。如果測算來測算去，百分之二十能解決問題，那何樂而不為呢？23%、25%找一個這樣可操作的水平。

　　主持人：內外資并軌的操作是不是要在增值稅的轉型之后才能推進呢？有沒有前后的問題。

　　賈康：我個人認為沒有制約關系，如果時機成熟了，流轉稅和企業所得稅之間的并軌，一定要排先后的話，我覺得沒有必要。

　　主持人：如果這兩個稅制統一改革了以后，我們國家的稅收的收入是不是會有大規模的下降呢？這方面我們會不會有相關的估計？

　　賈康：對稅收的沖擊肯定是有的。增值稅轉型是減少稅收的措施。企業所得稅是看它的量具體定在哪兒、定在什么位置，才能看出對財政的沖擊到底是多大。

　　主持人：平老師是不是認為這兩個稅制有先后的順序，還是同意賈所長的看法？

　　平新喬：我同意賈老師的看法，因為這兩個是不同層次的問題，流轉稅上的改革，就是把固定資產投資這塊稅收要抵扣一點，第二，所得稅上面要統一內外資企業的待遇。但是如果在執行部門，在稅收的設計部門，為了避免對國家稅收總額沖擊太大的后果的時候，是要量力而行的。比如我們國家2002年是一萬五千億元的稅收，不能搞成一萬億了，減很多是不行的。這里面有幾千億的增值稅，交稅的時候可能少了一兩億、千把億的情況可能是有的。但是比如說內外資的統一，我們有幾千億元的稅收。又比如我們企業有3000億的所得稅額，具體怎么設計，設計完了以后我們還是保持在3000多億所得稅額，就是不要把稅收大幅度降下來。從這點出發，就可以大致估出來目前稅率應是多少，這樣很可能就是23%、25%左右，這是不是合理？企業還是覺得太高。這個問題就有一個怎么權衡企業和國家利益的關系的問題。目前整個中國的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國有企業都覺得稅負太重，都覺得自己受了歧視，民營企業覺得自己交的所得稅是最高的，外資企業也不覺得低，國有企業更不要說了，因為它覺得自己是老大，像家里的長子一樣，承受了家里的負擔，2000年以前，整個稅收占了60%，因為他是長子，整個家里的負擔他要負責，他會覺得我做了那么多的貢獻還吃虧，就會有怨氣。所以怎么樣的所得稅率，可能就是25、27%，但是從全企業整個發展的軌道來講，要好好商量。這個事情不能太武斷和匆忙，要好好設計。

　　主持人：基于我們稅收的情況，來考慮我們減稅的空間，明年我們有條件推出的有哪些減稅的措施？

　　平新喬：增值稅的轉型是可以做的，消費稅種類的某些擴充，比如說汽車、汽油，有些東西可以增加一點。目前老百姓關心的是增值稅轉型的漲價，但擔心的應不是這個，主要擔心的是消費稅，消費稅是能夠在目前的價格體現出的一個稅種，只要我們流轉稅稅制不變，在這個前提下，增加消費稅的品種肯定會漲價。美國的老百姓在買東西、消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交了稅，而我們中國的生產環節的稅沒有減，比如老百姓買汽車的時候，企業本身也交了稅，老百姓還要交稅，這可能是為了適當限制消費，調節一些其他負面帶來的作用。但是如果消費稅普及面大的話，流通環節的稅收并沒有減少，老百姓掏出的錢就會增加。所以目前增值稅的改革是可以做的，個人所得稅的面的擴大也是可以做的。還有其他新增、加強征管方面的內容，總體上來講，可能彌補由于增值稅的轉型造成的稅收方面降低的效果。總的來講GDP上升，明年GDP往上走，這是最關鍵的。只要這個往上走，稅收總額明年會上升，目前我們的重點是怎么把企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把老百姓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主持人：賈所長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明年增加的稅種或者減少的稅種，以及減少的幅度是多少？

　　賈康：我注意到一些網友提出的擔心，剛才平教授已經說了，消費稅如果擴大了，會不會增加負擔，就像大家所說的，在這方面不應該想得那么嚴重，因為我們國家現在的消費稅是對特殊的品種開征的，也就十幾種，比如說煙、酒、煙花爆竹、化妝品，像這些帶有特殊性質，國家做了一個予禁于征的調整，或者帶有特殊嗜好或者帶有往奢侈品方面的靠近的，比如說珠寶進行調節，如果只挑幾樣進行擴大，不會擴及到基本的穿衣、吃飯問題，不會納入調整的范圍。所以一般來說，不會受到影響。明年消費稅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是增值稅的轉型，但是這個轉型不是一步到位的方式，比如說東北老工地基地若干行業里先允許投資形成的設備所含的稅金進行定項抵扣，廠房可能以后再說，可能會分步走，在面上有一個特定的區域，但是是分步走。這種事情不會拖得很長，像平老師說的，如果一個點上做了，后面跟不上，就是會形成一個特區，久而久之就會有負面的影響，我們要慢慢一步步擴大，所以從操作上考慮怎么接近遠景目標，把具體操作上的事情周密設計以后，循序漸進地展開。

　　主持人：您認為內外資稅制統一，明年可能還不會展開了？

　　賈康：這個話不能這么說。因為大的道理大家都認同了，要點在三中全會里面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具體什么時候出來，要看相關的部門來說。他們沒說之前，路子、方向已經清楚了，要點大家也有共識了，我們要等待這方面的信息。

　　主持人：中央在做決定的時候，顧慮什么呢？

　　賈康：管理部門要考慮很多復雜的因素。

　　平新喬：作為中央部門來講，如果退稅的改革太多，從稅收部門來講，就是要掏錢，也可能降低自己城市的收入。所以想到，有些的改革是可以增加稅收，有些改革可能會影響稅收。從宏觀上講，基本的約束條件就是不能影響總體的政策規模。我想搞理論的、搞實際操作的同志，包括官員，包括老百姓都應該認可的規則，就是我們目前的稅收水平不要降低，這是維持我們國力發展，經濟發展需要支持的一方面。

　　賈康：政府履行職能要有一個經濟作為它的支撐后盾，我們的經濟增長是比較旺盛的，隨著每年的經濟增長，每天有一個增量，少增一點是可以的。所以在操作方面把這個銜接好以后，再審時度勢，把具體措施宣布出來。

　　主持人：稅制改革提到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的統一，這方面怎么理解呢？

　　賈康：這個大的方向勾畫清楚，我覺得意義非常重大，理論界也討論多年了，這次三中全會決定把這個非常清晰的原則擺在這兒，就是我們的農村向社區轉型。很顯然，現在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按照這樣的原則，它的前景就是歸于取消。今年在很多地方根據情況調低農業特產稅的稅率，甚至有的地方也在考慮取消這方面的安排。明年考慮比較普遍的是取消農業特產稅。農業稅今后的發展方向是降低農業稅率，降低農業稅率的同時要把城鎮普遍適用的稅率往農村發展，在一些農村區域的社區成員收入已經非常高了，但是他們那兒沒有必要交個人所得稅，也是顯然不合理的。大多數的中西部地區還是欠發達的，但是即使在欠發達的中西部的農村，也能找到現在發家致富的例子。以后如果個人所得稅不論城鎮還是鄉村，該交的都交，這就是統一的狀態了。還有以后如果農業稅的稅率不斷降低，最后取消了。那么農村區域的生產經營活動要什么稅來覆蓋呢？那就要跟城鎮一樣，有增值稅、營業稅，如果辦企業，有企業所得稅，應該這樣把鄉鎮和城市走到一個稅制的軌道上去。

　　網友：現在的分稅制是以生產性增值稅為基礎的機制，如果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分稅的基礎會改嗎？

　　賈康：這個問題表述上可能有問題，分稅制有很多類型的稅，但是從財政體系上都要界定，什么是國稅、什么是地方稅、什么是共享稅，我們現在就是共享稅，中央拿75%，地方拿25%，增值稅改革以后，這個還沒有改變。

　　主持人：增值稅作為調節收稅的一個手段，有人認為，這個稅過多的考慮公平而沒有考慮效率，這個稅也已經成為中西部差異的一個原因。平教授對這個觀點怎么看？

　　平新喬：我覺得很難說，光考慮效率不考慮公平的問題，效率上也有問題，比如說整個企業負擔太重，也有效率的問題。至于公平，收入公平，就是在統一收入水平上，交的稅、稅負就應該一樣，比如說平均GDP這個水平上，交的稅收、負擔就應該是一樣的。收入高的人就應該多交一些，因為他負擔得起。低收入的人就應該少交一點。但是目前的情況是相反的。比如說我們講的宏觀稅務負擔，分母是GDP，分子是這個地區稅收總額，這叫稅負嘛。我發現到上海、天津、廣東、遼寧這幾個地方的稅負的比率是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廣東是17%，這幾個省的稅賦和GDP的水平都比較高。但是東部除了這五個省市以外，其他的省市都是10%以下，浙江是11%，福建也是低。但是西部寧夏高于全國的稅賦，我講的是宏觀的數字，云南因為是煙草大省，所以26%，也是高的，但陜西也不應該是這樣，他的稅負水平也是高于全國水平的，還有新疆等等。我們現在GDP水平比較低的省市，稅賦對GDP的比重是高的，這樣就很不公平。至少西部這個地區，這幾個省市的稅賦和GDP的比重就是高的。我講的是國稅，如果是地稅就更不得了，地方地稅如果跟當年的GDP比更是不得了，所以這是稅制政策不完善造成的問題。所以這就是很需要解決的問題，尤其西部地區不應該有這么高的稅率。原因是三類產業稅率不一樣，農業稅率低、服務業稅率也比較低，稅率比較高的部門是制造業，第二產業，而第二產業扣除不到位，所以造成工業企業的稅率比較高。像老工業基地有些企業沒有進行轉型，這樣的企業稅賦就比較高，這對不同的地區和不同的產業也是不一樣的，實際上制造業的稅賦就是高的，有的地方為了操作、為了鼓勵企業上市，如果你上市就給你外資待遇，現在財政部對這些不規范的做法有要求，所以有不到位的地方，如果看到了就進行改善。下一步體制改革就要把這些不足的地方搞規范一點，為了不讓地方政府搞得不規范，就要照顧到地方差別、就要照顧到西部地區、貧困落后地區的一些困難，所以它的稅賦就應該調一下。我想這個問題是比較突出的。

　　還有農業稅的問題，農業稅今年講的是特產稅要減，明年要取消。特產稅占總的農業稅里面大概三分之一左右。農產品特產稅如果降下來的話，等于是大農業的三分之一的稅就取消了，所以變小一點，調低一點。現在有一個說法，就是農業稅徹底到了修養生息的時候了。

　　當然中國的地方稅不到位，地方稅沒有強的稅種，現在對地方稅抱怨很大，說什么三提五統，我查了一下每年不到400億。這個量級主要是用于小學教師，因為縣以下的有600多萬的教師，那么，3、5百億相當于教師每月拿幾百塊錢，農村的600萬小學教師，如果每人每年收入6千，就是幾百億。所以說是稅權和稅制沒有調節好。去年我們的地方稅制中營業稅是1700多億，所得稅1200多億，增值稅1300多億，加起來4000多億，就占了三分之二左右，這是地方的情況。現在是這種稅收結構使得地方保護自己的企業，因為當地的稅收主要是依靠這些企業，所以要保護這些企業。地方政府是跟土地、資源、房地產、不動產資源的聯系，但它們不是主要稅種，房地產稅不過200多億，這種小稅種不能夠讓地方很有力的承擔起公共財政的職能。所以地方政府就會有意見，尤其是貧困地區，現在中小學教師現在是縣統籌，我覺得由縣級解決農村中小學教師的支出問題也不成，全國的貧困縣太多了，最富的601個縣，這601個縣財政收入加起來都不到一千億，平均下來一個縣就是1.5億元的收入，如果低于一個億的政府要維持行政開支怎么行？肯定是漏洞百出，現在中國的整個財政體制的環境決定了有那么多事件。現我個人的意見，現在應該是省統籌。像教育衛生這樣的支出，如果目前由中央拿出2％左右，省拿出8％左右，縣以下拿出70％、80％，那么要做這件事情是做不起來的。如果講公平、效率的話，我這里講的即是公平也是效率的問題，既影響積極性，也影響效率。地方稅在90年代改革的最大問題，是地方稅種不夠完善。這方面賈所長已經很權威，財政所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賈康、平新喬對話“中國財稅制度改革”實錄一

　　賈康、平新喬對話“中國財稅制度改革”實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