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雅玲：從宏觀調控的角度來看，應該有很大的通脹壓力，因為今年的貨幣投放量很大，會帶來一定的投資和投機的沖動，這種沖動會隨著價格的高漲而推波助瀾。之前，當大家的利益受到損失的時候，就會找利潤空間來彌補這個損失，肯定要追價格。追價格的過程中肯定需要資金，恰恰我們現在的資金非常充分，信貸投放那么大。有人說美國開著直升機撒鈔票，其實中國比美國還嚴重。實際上，這些貨幣應該解決的是需求問題，可是，中國市場現在又不是需求問題，是供給的問題，供給問題帶來了產能過剩、流動性過剩，應該用供給問題來調整結構問題。

　　張 斌：“熱錢”進入中國，現在來看還不太明顯。這種說法，有點太高估人民幣跨境結算的作用了，兩者的聯系是非常微弱的。

　　趙忠秀：“熱錢”通過貿易渠道進入還是有限的，除非企業簽一個假合同，先把錢打過來，最后這個交易根本沒有實施，再把錢退回去，相當于資金在國內流通了。在“熱錢”監管上應該有一定的難度，資金到了以后就變成了企業的預收款，要怎么用是企業自己的事，這種情況在過去也有。我覺得“熱錢”進入的可能性不會很大，因為要進入的話一定是大規模的，分散的小資金交易成本很高。要把資金集中起來再通過貿易的渠道進來，其實挺麻煩的。

　　《新財經》：人民幣跨境結算后，會不會改變國內的經濟增長方式和財富積累方式？

　　譚雅玲：不會改變經濟增長方式，因為我們前一輪擔心的結構問題現在被否定了，還在用規模推動經濟增長，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我們在面對問題的時候，不是反思過去的問題，而是保過去的成績，這種做法不能解決問題，可能還會使問題的解決進一步拖延。大量的信貸投放使結構調整往后推了，這樣一來，我們的壓力和困難會越來越大。

　　現在看來，財富問題也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財富越來越多地積累到國家手中，百姓的財富越來越少。從西方的經驗來看，無論是社會保障體系、醫療體系還是就業體系的完善，都是靠百姓的財富充足才達到的。西方國家特別是歐洲，他們的社會保障體系很好，那是在人均GDP2萬美元以上的水平上建立起來的。我覺得，還是應該實實在在往老百姓錢包里增加錢，這樣做，樓市問題、股市問題都會解決。應該把民間市場充分調動起來，使價格的彈性或價值的有效性都會體現出來。

　　張 斌：當前要做的，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資本項目怎么改，匯率怎么改。單單是貿易結算的話，規模很有限，作用還不會太明顯。

　　關鍵是看我們的改革能不能跟上，如果人民幣匯率改革能跟得上，前提條件是境外持有人民幣除了做實體經濟的貿易結算外，還能作為很好的投資工具來使用，這樣的話，人民幣的國際化就會有突飛猛進的進步。

　　趙忠秀：對于國內流通中的幾十萬億資金來說，即使有“熱錢”進來，這個數字也非常小。今年大規模的信貸投放，這么多錢并沒有完全注入到經濟體中，很多貸款貸給企業，企業又把這些錢變成了銀行存款，走了一圈又回到了銀行。所以，通脹的壓力其實沒那么大。

　　《新財經》：人民幣跨境結算實施過程中，是不是還需要制定一些相關的配套政策和增加一些衍生金融產品？

　　譚雅玲：推配套政策要考慮人民幣跨境結算是要解決什么問題，如果是解決貿易問題的話，其實貿易問題不是現在才有的，1997年的時候就有，至今也沒有得到解決。所以，推出人民幣跨境結算是解決企業的問題，要從根本上改變企業的數量和質量的關系，這是最重要的。美國人在面對金融危機的時候，他們理解的救市政策其實是振興政策，振興經濟、振興產業，是一個產業鏈的調整，而不是簡單的數量堆積。通用公司申請破產保護后，只用了40天就反轉過來了，這太說明問題了。

　　趙忠秀：從國內來講，針對人民幣衍生品還是比較謹慎的，不太可能借人民幣跨境結算來發展很多基于人民幣的衍生產品，因為整個金融體系還不足以承受這種衍生品。實際上，我們用本幣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衍生品的出現，早期出現衍生品交易就是為了回避貨幣風險。

　　日元國際化失敗教訓應吸取

　　《新財經》：當初日元國際化的失敗，是因為日元的金融體系無法提供日元增值、保值的功能。另外，日元所追求的結算貨幣的目標沒有發揮出應有的規模效應，這可能也是日元國際化失敗的一個原因。那么，人民幣在國際化過程中怎樣才能避免出現類似情況？

　　趙忠秀：日本經濟發展迅速，是因為當時完全依賴歐美市場，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并不緊密。當時，日元產生了大量盈余，導致了日元流動性泛濫，形成了日元的超量供給。日本在上世紀60、70年代擴張得非常快，到1987年“廣場協議”的時候就高處不勝寒了。

　　中國經濟與日本經濟的模式不一樣，所處的發展階段也有比較大差異。我曾經與一位日本教授談過，他說當日經指數到了3萬多點的時候，就等于日本的資產都證券化了、泡沫化了。這么多年來，日本一直在減持，日本資產被外國人買去，換回很多美元，然后再發日元對沖。日本現在發展得比較精致，沒什么新的增長點。中國實際上還相當于十幾歲的初中生，還在長個子，不斷地更新，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人民幣的國際化不應該像日元那么快，應該慢慢走。

　　譚雅玲：這種借鑒作用太重要了，所有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告訴我們，貨幣升值一定有很大的風險，貨幣升值以后使價格高估，所有的價格都會往上走，泡沫會越來越大。另外，貨幣升值過程中會削弱自身的競爭力。現在媒體上談的最多的是中國經濟今年會超過日本，為什么不談一談中國經濟已經落到了墨西哥和印度后面？這種思維非常可怕。

　　現在更多的思維方式是談人民幣升值，不談人民幣貶值，認為人民幣升值的好處比貶值的好處要多，甚至認為人民幣貶值就是倒退。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應該展開討論，讓大家有一個比較清醒的思維方式。美元為什么從2002年開始不斷貶值？因為美國在不斷地消化自己的問題，使風險不斷釋放。包括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是美國起的事，現在美國的問題已經比別的國家小，這說明了什么？

　　匯率應該是雙邊的，如果匯率成單邊的一定會有問題。匯率本身應該反映國家利益，反映企業的需求，所以，沒有匯率操縱是不可能的，但這個過程不是行政操縱的，而應該是市場行為。另外，還要認清我們現在是發展中國家，人民幣不能與發達國家貨幣相比。

　　張 斌：日元國際化失敗主要是兩方面：一個是日本國內的經濟結構問題，另一個是日本市場的發育程度問題。另外，與日元的匯率也有關系，過度干預降低了日元的吸引力。我覺得，人民幣國際化最重要的還是國內的市場改革，真正的國際化還是要提供一個能夠有吸引力的資產，這方面非常重要。目前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阻礙著我們提供好的資產。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匯率政策的改革，結構的調整，這些改革跟得上，我們才能提供好的資產，增加對西方的吸引力。

　　《新財經》：前段時間提出的超主權貨幣的想法，是不是也在為人民幣國際化做準備？

　　趙忠秀：超主權貨幣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三步目標，當初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是一種聲東擊西的戰略。當時，面臨美元貶值的壓力，我們是為了警告美國要好自為之，否則我們會搞一個新的貨幣出來代替美元的地位，美國如果不同意，那就要保持美元穩定。這是用一個戰略手段，達到一個戰術目標。但實際上，建立超主權貨幣不太現實，而讓人民幣替代美元也是不可能的。人民幣如果能躋身于儲備貨幣行列，就已經不錯了。

　　專家觀點

　　李揚：人民幣國際化的五個條件

　　第一，中國必須形成對他國的長期持續貿易順差，由此形成他國對中國在實體經濟層面上的依賴。

　　第二，在貿易項目保持對多數國家順差的前提下，通過以人民幣為載體的對外借貸、資本輸出和援助，即通過資本與金融項目，將人民幣推向世界。

　　第三，逐步實現人民幣可兌換，并以此為基礎建立發達的人民幣市場，吸引非居民持有人民幣定值資產。這個過程，可以先放開人民幣存款，然后再逐步放開人民幣貸款業務、貨幣市場、固定收益產品市場，逐步提高人民幣流動性，然后再考慮逐步放開股票市場。雖然從表面上看，人民幣國際化指的是人民幣走向世界，但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基礎，我們首先需要建立一個發達的國內金融市場。

　　第四，建立嚴格、可信賴的產權保護機制。

　　第五，建立便利和低成本的交易機制，推動支付清算體系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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