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鋼建：每次改革的任務是不同的，而本輪改革和2003年那次比較接近，是按照WTO規則要求進行的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調整。兩次改革都延續了十六大確定的一些改革思路，十六大后在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處理中已進行了一些嘗試。

　　機構改革、體制變革、職能轉變是本輪改革的三大方向。在行政管理體制中，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者的分離厘清，也會繼續受到重視，并將在更大范圍的部委重構中，得到實踐。

　　＜21世紀＞：為什么厘清這“三權”如此重要？

　　杜鋼建：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存在“四化”弊端，即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獲利途徑審批化，審批方式復雜化。一些政府行為中，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不利于正常行政體制的建立。厘清“三權”有助于去除這種體制弊端。

　　＜21世紀＞：厘清“三權”的思路，必然涉及到政府審批體制的改革，職能的重新劃分，這當中如何保證分工落實？

　　杜鋼建：決策權要由綜合性部門來負責，政策研究、法規條例制定的部門，也應包含其中；具體執行由業務部門負責，占政府人員的“大頭”；監督部門雖然人數少，但應該保證足夠的權威。

　　當然中央和地方政府具體的劃分可能不同，要結合地方實際。但無論決策、執行還是監督，今后都可能會涉及到市場化外包，這就需要制定嚴格的規程，并進行適時的驗收、監管，外包不意味著放權了事。

　　“大部委”更要重視外部監督

　　＜21世紀＞：在此次大部委改革推進過程中，如何協調原有部門和新成立部門之間關系，并進行合理分工呢？

　　杜鋼建：就以往的實踐經驗看，以往分流的干部、公務員一部分會到下屬事業單位、行業協會或企業工作。對事業單位，可以市場化的要逐漸淡化機關色彩；可以中立化的要逐漸脫鉤，依法進行一些審批工作；和機關聯系緊密的則繼續保留。而對各種協會，要促使他們自強自治，形成對決策權的支持。

　　＜21世紀＞：推進改革過程中，如何妥善安置人員并進行合理的分流？

　　杜鋼建：應該說這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確有才能、管理經驗的人，無論在哪個地方都能待下去。比如前兩次機構改革都有這種情景，很多企業聽聞風聲，直接開車到部委門口等候，聘請分流人員。而且，有關部門也會采取一些措施來分流，諸如轉崗就業，提前退休，培訓學習等等。

　　總的來說，在中央一級，這不是個問題。倒是基層政府人員的精簡分流問題值得重視，但這要等到明后年才能看出來。

　　＜21世紀＞：有沒有設想過改革可能遇到的難題和障礙？您對此有何建議？

　　杜鋼建：從透露出的信息看，對現代法治社會倡導的“審議制民主”著墨并不多，這個其實相當重要。這是指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由各級人大委派，成立對應各級政府、各個部門的決策咨詢委員會，對領導干部重大決策進行充分的論證，不合適的甚至可以依法叫停。

　　從以往的經驗看，若不采取這種方式，改革的初衷很可能達不到，改革的效果很可能大打折扣。

　　因為我們的初衷是將相關的部委協調統合在一起，減少部委間的扯皮，但是部委權力一旦過大，很可能又變成“政府權力部門化”，大部門權力獨大，這一點一定要謹防。而且依法行政不能作為一句空話，每個部委背后一定要有一部法律做支撐，規定其法定職責、權力分配等。

　　＜21世紀＞：如果建議實現，那誰來監督這些委員會呢？您對委員會的成立有信心么？

　　杜鋼建：委員會是沒有任何審批或執行權力的，這使得其鮮有利益沖動。我相信假以時日，今后的行政體制改革方案會逐漸采納這種設想。即便未來幾年做不到，未來一二十年也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