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繼學：中國經濟社會的醫生自己得了什么病

　　巫繼學

　　有著中國情結的重農學派的創始人M-魁奈，一位在法國路易十五時代的凡爾賽宮廷御醫，到了花甲晚年，這位專門給人看病的醫生不知悟到了什么，將一個社會也看作一個機體，干起了給經濟社會看病的行當來。他在自己的手術室，獨自匯制出經濟社會宏觀運行的“經濟表”，成為宏觀經濟學的原始瑰寶。也許來自于魁奈醫生傳奇學術人生的靈感，經濟學

家，常常被喻為診治經濟社會疾病的醫生。

　　少將老醫，醫生這個行當，越是歷練長久，越是經驗豐富，越是診斷準確、醫術高超。經濟學家何嘗不是如此？難怪諾貝爾經濟學獎總是垂青于那些建樹甚豐，練達彌久，其原創理論在實踐中被長期驗證過的老辣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無論是從事理論經濟學還是應用經濟學研究，抑或專事政策乃至對策研究，在本質上都是對經濟運行規律的某種揭示，都是對經濟社會問題的發現與解決方法的發明，有如一個醫生于人的機體而對社會機體進行診斷、治療與維護。

　　沒有人對這種比喻提出過重大的質疑，也沒有人在過去的年代中對經濟學家診治經濟社會疾病的處方提出過什么嚴重質疑。然而有一天，當中國經濟社會遭遇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而達到0.45基尼系數時，當人們必須面對20%的最貧困人口收入份額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額則高達50%的現實時，公共大眾終于按奈不住憤懣的情緒，開始懷疑、以至嚴厲批評經濟學家引為自豪的那些改革方案與建言。言詞過激的大眾批評，事實上影響不了經濟學家由于參預改革而獲得的利益，但他們的批評似乎被一些經濟學家們誤讀了。于是出現了是堅持改革還是反對改革的反詰，現在已經不是向左走向右走的問題，而成為向前走向后走的問題。有位網友給我留言說，網友的批評，不管話語多難聽，其實是在幫助經濟學家。我看后還是深受感動的。網民幫助經濟學家，草根幫助精英，要在認識上過這一關，對于一些人來說還真不容易。這仿佛就是思想顛覆。

　　其實，經濟學家此時此刻應當也必須反省，應當也必須檢討。除過對于經濟體制改革本身的反思之外，首先應當對自身進行反思。每個人都是有責任自查，自己的理論觀點與當前經濟社會出現的問題有什么聯系？自己的行為與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經濟學家是否相符？吾省吾身，沒有過時。

　　然而，往往是醫不自治。可能是諱疾忌醫，可能是難能自診，可能是自命不凡不醫。所以，在醫療界都知道，大夫得了病更難醫。當時代列車進入新世紀后，幸好天賜良機，我們有了互聯網，從而也有了網絡民意。網絡民意是治療醫不自治的最新手段，是前沿妙藥。網絡真正實現了無差別、無時空界限的互動交流，不管什么人，什么地位，什么學歷，什么背景，不管他在天涯海角，面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盡可以發表看法，提出批評。那個對，那個不對，那個有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一億多的網民背景及其家庭互動，應該肯定網絡民意的群眾基礎，更何況上網發表意見的這些人可能是社會大眾中思想最為活躍，信息收集最為豐富，社會責任感最為強的群體中的核心部分。所以我說，網絡民意是新世紀的草根盛會！

　　是的，一個學者應當有批判精神，特別應當有反潮流的精神。為此，只要他真理在握那怕站在輿論的對立面，一如北大張維迎教授所言。但是，反潮流的本質在于堅持真理而不是與公眾較勁。當年舉國上下批判北大馬寅初，馬老以八十高齡迎戰，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僅僅發表在北京幾個重要報刊上的大批判文章就多達數千篇。1959年12月，馬老在給《新建設》雜志的《重申我的請求》中說：“我雖年過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至今讀到這段文字，依然令人心酸眼潮。

　　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失望的是，正當公共大眾期望經濟學家們能夠對當前人們關心的改革問題給一些說法的時候，曾經醉心于診治經濟社會疾病的經濟學家一個個瘟瘟的，不見往日擅長發現經濟問題的風發銳意，不見過去指點江山時的飛揚情懷，更不見過去受領導表彰褒揚后的彈冠快感。人們禁不住地要問：經濟社會的醫生怎么啦，究竟自己得了什么病？

　　在我看來，他們的病癥大約可以歸結為兩類：一是心靈出了問題，二是視野出了問題；前者是醫德問題，后者是醫術問題。

　　應該說，中國經濟學家隊伍整體上說是正派的，無論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立場還是走西方經濟學路線的學者，對于改革是真心擁護與投入的。即令在網絡上被嚴厲批評甚至被惡搞的那些人，許多人在過去的年代中以自己的方式為改革與發展做出了貢獻。面對當今現實，人們的不滿情緒雖然可以理解，但一概地發泄到經濟學家頭上也有失公平。出思想是一回，被采納進入戰略與政策則是另一回事。一種思想，一種觀點要進入操作層面，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因學者的一種建言，就斷定他應該為某種經濟政策負責似乎不公允。

　　心靈與視野，即道德與水平，兩者有某種聯系，但相互背離的情形亦有發生。操守好，學術水平高是一種情形，操守好，學術水平平平是一種情形，操守差，學術水平高是一種情形，兩者都差則是又一種情形。這四類學者中，雙優秀是世人贊美的；雙惡劣是世人唾棄的；操守雖好水平平庸者無害亦無益。反倒操守差，水平高的經濟學家在經濟社會中引發了不小的震蕩。出生于蘇格蘭的約翰·羅可稱之為騙子經濟學家的鼻祖，但與以后的純騙子相比，他卻相當有學問。他一手策劃了并實際操控了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計劃”騙局，自己撈足了名利，卻令法國殖民地密西西比經濟崩潰。但這并不能掩蓋他1705年所寫的《貨幣與貿易研究：國家貨幣供給的建議》中學術成就。正因為如此，馬克思稱他“既是騙子，又是預言家”。羅正確預言了信用體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用紙幣代表金屬貨幣的重要性，同時羅預言了貨幣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另一位經濟學家威廉·配第，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是一位學問極好人品極差的典型人物。為了功名，他不擇手段向上爬，在他登上學術高峰的同時，心靈也下到了人間地獄。配第成為“統計學之父”，配第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至今還閃爍著光彩。可是他以權謀私，背叛理想，賣主求榮，其生活作風也極不檢點。一時為世人唾棄。

　　新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出爐的一項調查報告驗證了我對中國經濟學家從心靈到水平的判斷。這份由英國布魯耐爾大學劉芍佳博士主持完成的報告稱，總體來看，國企改制過程中并不存在明顯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從統計學顯著性來講，60%以上的MBO(管理層收購)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大部分國資流失是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并不是改制過程造成的，因此去年國資改制流失的爭論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的一場稀里糊涂的辯論”。(《第一財經日報》4月24日)對此，我贊成新浪財經2006年04月24日鄧清波文章《一份稀里糊涂的報告》的看法：如此重要的報告，它的著眼點應該是實事求是地查找問題，而不是為誰辯護。因此，報告撰寫者所站的立場就至關重要：即使報告中所列的數據真實，它所反映的出來的問題仍然不容樂觀，因為，“60%以上的MBO(管理層收購)并不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換個角度來看就是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將近十成四的國有企業MBO過程中存在明顯的國有資產流失現象，這個問題難道還不夠嚴重嗎？難道不夠觸目驚心嗎？如此天文數字的中國國有資產中有將近40%的MBO存在郎咸平所說的資產流失，還堅稱“總體說來”國企改制資產流失不明顯，這不是經濟學家的心靈出的問題就是學術水平出了問題！那我將會說，去年以來公共大眾(特別是網民)對MBO的質疑與批評，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平臺，展開了一場清清楚楚的國資保衛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