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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檀 每經評論員
茅于軾先生最近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文章《群眾不明白誰是真正維護他們利益的人》。在這樣的敏感時刻寫這樣的文章是不討好的。題目就會引發爭議，文中還用大量篇幅為張維迎和富人利益辯護，刺激了社會的敏感神經。
不過，老一輩公共知識分子的風骨也體現于此，“學術和科學是利益中性的，該怎么說就得怎么說”，雖然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曾經闡述過經濟學家參與決策與利益的關系，但這一理論并不能解除經濟學家捍衛自身觀點的權利。茅于軾先生也曾發表過“我不贊成抵制日貨，買日貨對自己有好處”、私車高收費解決北京堵車問題非常合理”等引起社會激烈反應的觀點，恐怕都出自這樣的理念。如果從維護社會利益首先應勇于維護自身利益和自己的觀點，以及自由體現于過程這兩點來衡量，茅于軾先生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市場自由主義者。與此相符的是，在現實生活中他的觀點也并不激進，對約束條件的考慮使他常常對一些經濟政策持同情的態度，熱心于公益事業。
文中的一些觀點其實是信念。比如，應該一視同仁保衛富人與窮人的權益，當今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已經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法律問題———這當然沒有錯。如果富人與私人的財產可以隨意侵犯，那么窮人與國家財產也不會更幸運，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意識泛濫，市場化賴以立足的法治文化遲遲無法確立。
筆者完全贊同這一理論，但也預料到將這一理論用之于現實將會引發怎樣的爭議。這牽涉到財產的合法性來源問題。當民眾感到社會財富被小部分人瓜分，絕不會平心靜氣地認可這樣的財富分配格局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視那些強調一視同仁地保護所有人的財產權的學者為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也就理所當然。雖然以筆者看來，真正被利益集團牽著鼻子獲益的經濟學家們對于這樣只會產生負效應的爭論避之唯恐不及，絕不會舍棄對于銀行與企業的研究推薦，而來趟這混水。
在很多場合，用西方現成的市場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現實經濟現象，因為市場的前提就不具備。也因此，楊小凱、盛洪等人才折返回去，研究中國經濟制度的變遷以及文化與法律等對經濟制度的影響。
所以，劃定辯論的前提與理論適用范圍十分必要。比如，在替企業家辯護時，只能用具體的論據與理論替個別人辯護，而不能大包大攬地替所有企業家代言。如果合法與合意的前提不具備，屬于顯而易見的荒謬，那么，我們應該對民眾的不滿表示理解，并盡其所能地促進某項政策的具體變遷。而不是大筆一揮，勾去所有的“原罪”。須知，“仇恨在心會發芽”，對原罪無原則的寬容會敗壞市場制度的基礎。
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經濟學在中國時常遭遇現實的瓶頸，因此，一些經濟學家經常用中庸之道來尋求利益均衡，使得對各方的補償達到合理的限度。但問題在于，在某些階段，利益均衡不過是一種泡影，經濟路徑依賴會固化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具有自我強化的功能。
有一種理論認為，當經濟發展找不到一個更好的突破口、只能維持現狀時，就是帕累托最優。但處于改革轉型期，認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民眾顯然不會認可這樣的最優，他們心目中另有一種最優理念，這一理念夾雜著公道的訴求以及傳統的均貧富觀念，泥沙俱下，滾滾而來。
面對這樣的情況，理智的做法只能是就事論事，具體指出何為最優何為均衡，而不是無端招惹社會情緒，惡化自己的觀念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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