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奇：親歷中國之辯

　　通過美中辯論的鏡頭來觀察，全球化是個很大的矛盾。這個命題現在展現得再清楚不過了： 我們的經濟可以是全球性，但我們的政治絕對是本土的。如果我們不破解這個矛盾命題，全球化倡導者雙贏的夢想可能就無法實現每年這個時候我都會在中國呆上一個星期，這是我最鐘愛的時刻。中國的辯論從內部走向外部，即在人大會開完之后立即舉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發展論壇是中方高級官員與一些外方專家之間規模較小的一次聚會。在過去七年里，本人有幸出席六次。要直接進入中國宏觀和政策辯論的核心，這是一次絕好的機會。今年也

不例外。

　　中央計劃時代的結束？

　　過去中央計劃式的數字指標和行業分配慣例基本上從五年計劃框架中取消，這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唯一保留的是總的發展指導原則，那就是到2010年實際GDP平均增長7.5%。這更多是作為一種預測而不是作為由上而下的命令提出來的。

　　事實上，中國的領導層在告訴我們，采用基于市場的新方法來管理宏觀政策的曙光已現。中國的事情需要從后中央計劃時代的角度加以考慮。

　　然而，此時此刻，這種轉折更多的是理論上的轉折，而不是實際的轉折。中國實際上只有一條腿邁進了市場體制的理想樂園，另一條腿還深陷在中央集權的舊框架中。

　　雖然中國的產權體制正在從國有企業轉向民營企業，但市場定價的改革仍然滯后。許多產品和服務由政府定價的傳統體制依然存在，公用事業部門、公共交通、煤炭、天然氣、石油、汽油還在實行這種舊體制，而在糧食行業也在間接地實行，其原因在于農業庫存管理計劃是由國家出資的。

　　同時，在各種金融工具的價格上也是這種情況，即利率、貨幣、銀行信用額度和債券價格。這些價格仍然是通過領導決定加以嚴格的控制。

　　我堅信，隨著金融業改革不斷深入，基于市場的定價也會擴展到這些領域。但目前還遠不是這種情況。這種混合體制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私人產權與政府定價結合在一起，往往會造成資源配置不當。事實上，這個全國儲蓄率高達50%的國家正在試圖使龐大的資金儲備回流到實體經濟中，而不是依靠基于市場的資本成本這只無形的手。

　　中國領導層知道這種過渡性做法的潛在隱患，但卻認為這是改革進程的關鍵階段要付出的代價，壓倒一切的愿望就是保持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中國顯然還沒有覺得，剛剛經歷改革的體制是很強大的，足以承受市場力量的各種壓力。

　　中國的再平衡

　　這充分說明新的中國正面臨著一個難題：出于根深蒂固的和可以理解的謹慎，中央的計劃者在中國仍然有很大的權力。和過去幾年一樣，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率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闡述了宏觀戰略。在其他主要經濟體是由中央銀行行長、財務部長或財務大臣擔當此任之際，在中國，這仍然是高層中央計劃者的工作。

　　馬主任是一位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他的發言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關鍵的問題：即中國需要調整宏觀結構，改變過分依賴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模式。中國要逐漸把重點轉向靠國內需求促進增長，特別是個人消費。

　　這是讓我感到很悅耳的話。如果中國能順利地在GDP組合上實施這種重要的轉變，中國將可以在調控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事實上，中國的領導層已承認，高速增長可持續性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以出口和投資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已經到了極限。中國充分認識到長期堅持這一模式可能造成的破壞作用：不加限制的出口增長所造成的貿易磨擦和保護主義，以及不加限制的投資所造成的產能過剩和通貨緊縮。

　　如果缺乏支撐內部消費需求的堅實基礎，中國的供給方增長模式會對其本身的可持續性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以消費為主導的中國增長

　　在論壇上，我對馬主任的提問是：“ 國有體制的不斷瓦解引發了大規模的裁員，這是否會使中國很難走向以消費為主的增長模式？”馬主任的回答既坦率又很機智。

　　他強調中國逐漸向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模式轉變，其能夠成功的四個重點是：(1)增加收入，將針對低收入階層，尤其是中國的農村和農業地區。(2)重視安全網，把它作為應對消費者不穩定感和預防性儲蓄相對過高問題的手段；這意味著將會進一步重視社會保障、教育和醫療衛生改革。(3)將把重點放在改進零售業分銷網絡上；這是一個物質基礎設施問題(即公路和鐵路)，但也是對擴大中國零售和批發貿易設施的承諾，涉及更多的服務業增長措施。(4)提高中國消費體驗的質量也是一個重點；這包括地價改革的措施、實行危險產品的規定，以及使出口增長擺脫低勞動力成本的生產模式。

　　馬主任的回答切中要害。很好地闡明了盡快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動力所涉及到的宏觀和微觀問題。他指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中國消費文化的形成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

　　50年來，這個國家為人民提供生老病死所需的一切東西：從就業和收入到住房、醫療、教育和退休金。隨著國有企業的逐漸解體，包辦一切的保障體制也會如此。這是任何國家都必須要面對的巨大沖擊。這可能需要新一代的中國消費者來戰勝這種沖擊。

　　隨著支撐來源從出口和投資轉向個人消費，這對中國的增長方式產生重要的影響。總體經濟增長很可能會放緩，因為消費增長勢頭要慢于很快就可能減緩的出口和投資勢頭。在這一背景下，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7.5%的增長預測是很有道理的。

　　溫總理堅強的決心

　　在溫總理接見會議代表時，他的坦誠回答表明中國領導層在應對今后幾年一系列嚴峻挑戰上的堅強決心。

　　其中三個主要信息特別重要：第一，總理強調了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他說：“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這樣才能解決改革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混亂。”我認為這是在說，在中國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增長模式過程中，中國能容許過渡期減速的程度是有明確限制的。

　　第二，他特別強調了在分析增長目標時質量比數量更重要；在注重改革的中國，這是一個老話題，但所強調的程度是我以前沒有聽到過的。環境問題、收入差距、社會安全網和提高生產力，都被視為中國增長目標在質量層面上越來越重要的問題。

　　第三個信息，在我看來，是具有轟動效應的。在回答我提出的關于美中貿易關系不斷上升和令人不安的風險這一問題時，總理神采奕奕、情緒激昂。他說：“中國認為這種關系很重要，而且是非常認真地看待這些風險。”他的意思是將會努力進一步增加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產品并且解決

　　他加重語氣，再次強調了外匯政策在解決美國儲蓄不足和相關貿易不平衡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事實上，這意味著

　　講到最后時，他向前欠了欠身子，直盯著我的眼睛，以很重的語氣說道：“您可以把這個信息帶給美國人民：在美國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上，把中國當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

　　美方缺少讓步的意愿

　　幸運的是，次日早晨，我有機會在早餐時向在北京的三位美國政治家：參議員舒默、格雷厄姆和科本轉述了溫總理的看法。這些分別為自由派、溫和派和保守派的人士在難得團結一致的情況下齊聚中國，旨在證明兩黨政治家全力支持徹底解決美國貿易問題。

　　舒默和格雷厄姆是議案的共同發起人，該議案提出，對進口到美國的所有中國產品加征27.5%的關稅，除非人民幣做出相應比例的升值。他們深信不疑該議案會在參議院獲得壓倒多數的支持，在眾議院也很可能獲得同樣的支持。由于該議案觸及美國中等收入者所焦慮的問題，因此，他們認為政治上已被削弱的布什總統不會在這一問題上行使第一否決權。

　　舒默是一位非常聰明和精明的人物。他利用自己作為知名政治家得天獨厚的優勢向中國施加壓力，從而迫使中國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做出讓步。而且，他深信這種做法會奏效。“1986年我在日本就是這樣做的，這種做法在日本奏效，在中國也會奏效。”說到底，舒默要的不是加征關稅，他希望作為一個曾使中國讓步的人物而青史留名。不過，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非常愿意在政治賭博中下很大的賭注。美國國會其他議員們亦是如此。

　　現在面臨的很大風險是，中國讓華盛頓攤牌，雙方開始滑向貿易磨擦和保護主義的深淵。雖然這幾位參議員聲稱自己到中國是聆聽和了解情況，但我認為這是典型的走過場。當我向他們提出這一問題時，他們所有的回答都早有準備，他們的主意已定。舒默實際上也承認貿易赤字與國民儲蓄問題之間從宏觀上講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對于這位大肆責難中國的人來說，這是第一次。

　　這當然也是我本人長期以來一直堅持的宏觀論點中的主要依據。“我同意你的看法，”他說，“美國的儲蓄不足，而且我們的消費太多。”這一點是對的，但接著他又推翻了這一邏輯：“我深感不安的是，美國制造業的就業崗位流失到了中國。如果我能成功地削減我們與中國的貿易赤字，不僅這些就業崗位可以回來，而且我們也可以成功地促進美國的儲蓄并降低過度的消費。我提出的議案可以起到這個作用和更多的作用。”

　　對此，我簡直無話可說，不過此時，我吃的一大口西瓜把我噎住了。“讓我把話說清楚，”我氣吁吁地說，“關稅可以促進儲蓄增長嗎？”可是已經是太晚了，他已經抽身而去，去面對那些無處不在的大量照相機和麥克風了。

　　在短短的24小時里，我聽到有關中國之辯雙方的看法。中國領導層處于國家發展道路的關鍵轉折點，開誠布公地闡述自己的希望和擔憂。而華盛頓的這一大群人卻是抱著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對中國進行了一次閃電式訪問。缺少的是做出讓步的意愿，即雙方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全球化是個很大的矛盾，這個命題現在展現得再清楚不過了：我們的經濟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我們的政治絕對是本土的。如果我們不破解這個矛盾命題，全球化倡導者雙贏的夢想恐怕就無法實現。

　　(作者為